来源：《芳草·文学杂志》2013年第03期
栏目：长篇小说
李骏 湖北红安县人。一九九〇年入伍，曾戍边新疆、西藏多年，先后就读于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指挥系、解放军艺术学院青年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在全国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各类作品三百余万字，曾获第十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第六、七、八、九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二等奖，天津市文化杯奖、青年佳作奖并连续九届获总后军事文学奖等，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精选》、《读者》文摘、《中外期刊文萃》、《青年文摘》等选载，曾被天津市评为“文学之星”，已公开出版《肝胆人生》、《辉煌五十年》、《党的忠诚女儿叶惠方》、《谛观生命》、《仰望苍穹》、《军旅楷模》、《生死大营救》、《住进新营盘》、《城市阴谋》等著作。
一
就从村庄的名字开始吧。
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叫本吴庄，位于大别山下的黄安县里。虽然黄安县在今天成为人所共知的红安县，成为人们眼里盛产将军的摇篮，但本吴庄却像每个人记忆中自己生长的村镇一样，它散落在中国广阔的山坳里，看上去却可有可无。如果不是四季的炊烟萦绕，人呼牛哞，很可能这个村庄就像一条没有人养的野狗，生时寂寞无边，死也无人问起。
严格上讲，本吴庄算不上是一个小镇，因为它还比较小，而且深陷山谷。我长大后学会的第一个成语叫“门对青山”，觉得就是为这个村庄准备的。村庄坐北朝南，青砖黑瓦，茅草围绕，土坯林立。唯一点缀的是山头上没有边际的松树，一年四季常青；还有春天一到，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开得像燃烧的火一般，要灼痛人眼睛。本吴庄多数人家的屋子大门在建造时要倾斜一个角度，那是祖上历史遗传，也是风水先生的杰作——他们一般皆是云游过客，拿着罗盘，点着水烟，神秘清高，嘴上还留有长胡子。本吴庄的人不留长头发和长胡子，因为清朝完蛋后，本吴庄山高村远，最后一批成为短发。一个裹过脚的老太太，看到不满意的人和事，开口闭口就是“你这个娼妈养的”，而隔壁的一个学过子曰诗云的老头，却动辄拉过小孩子们的手，要讲“二十四孝”的故事——他的手里，常常拿着一本黑得像他房屋一样的小书——那是我见过的最早的书了。
本吴庄的房子全是黑色的，这并不象征着土壤的肥沃，而是习惯使然。这里不像北方那样有煤和天然气，人们长年累月烧的是柴火，一年四季飘出的黑烟，早把屋子都熏黑了，所以老人们患眼病的多。
本吴庄的夏天很热。所以男人们常常是光着上身，穿条短裤，女人们拿着扇子，摇来摇去，戴乳罩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事。一到夏夜，人们便拿了椅子，点着艾蒿，坐在门口乘凉。艾蒿的烟雾一股股飘起，蚊子被熏得哭爹喊娘，远远地逃到田野和草丛中悲伤去了。而进入冬天，本吴庄却冷得让人掉牙，这里不像北方有暖气，寒风刮过，屋里屋外一样清冷。所以后来，本吴庄得肺结核病死去的人多得不可胜数。我小时还得过癞痢，满头白一块花一块的，以至于村庄里有个叔伯哥老叫我外号“癞痢”。我从小便有了本吴庄人身上流传下来的面子观与虚荣心，听后当然很生气，老是不理他。所以当他表演强悍，去劁一头公猪，用小刀割得公猪满地叫，最后被咬了一口，让他从此留了腿病，长大后走路一瘸一拐时，我也跟在他屁股后笑他。他生气地抓我，抓住了便饱打一顿报仇，没有抓住气得乱骂。
其实，头上长癞痢这种病在我们本吴庄那时相当普遍。头上长包包，身上长坨坨，似乎并不引人注意。小时全庄连饭都没得吃的，病算个么事呢？我们那里原来吃的盐，大颗粒，由于缺少碘，所以许多人得了大脖子病。常读子曰诗云的黑叔叔，便是天天吊着一个大脖子，走到哪里有小孩跟着，笑他。他急红眼，也像小脚女人那样骂一句“娼妈养的”，还动手打人。他多次上医院去，想割掉算了。但医药费那么贵，他舍不得，所以还是吊着这个肉坨坨生活了一辈子。所幸后来政府在消灭血吸虫时，顺带着也彻底地让人们吃上了精细盐，让本吴庄人过上了老一辈人所说的“科学生活”。我们小时不懂科学，村庄反正很穷，人们讲不了科学。许多人吃饭前也不洗手，不是水贵，而是没有时间或者懒的缘故，再说干农活要紧啊。更有甚者，吃到中途遇上内急，还会端着碗上厕所，把碗就搁在厕所边的石条上，拉完了接着出来吃。本吴庄人拉屎时大多数人没有纸擦，因为手纸太贵。于是人们从边上杂树的枝头上扯一把绿叶揩屁股完事。最受欢迎的一种植物叫牛筋树，叶子较柔软，揩时比较舒服。还有的人，拉屎完事后找不到叶子，甚至还用石头和瓦片揩，让人觉得屁股真不值钱。
本吴庄原来只有一个姓，与我一样都姓李。但我上小学时突然搬来了一群人，都姓邓。打头的叫邓有治，后来当了我们村的队长，打破了李姓一统村庄几百年的规矩。我们李姓人家，虽然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属于同一个树根，但后来根系又渐渐分岔，慢慢分为三块：一块是东头的，这是一群参加革命比较集中的人群。他们解放后在这个村庄占领了说话权，大事基本上都是由他们定。主要原因是他们这个根系上冒出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老太太赵春玲，而她起家的原因是因为自家的老头参加了革命，牺牲后评上了烈士，解放后她便在村庄一言九鼎。西边的一块，情况比较复杂，他们这个根系上生长的人群，有的参加了国民党，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后来还跑到海外去了。革命胜利后划分阶级成分时，这一块各家各户即使也有革命的底气，但多数人还基本上得忍气吞声。到了我们南边这一块，做生意的与种田的各占一半，当然也有一部分参加共产党跑出去革命，可非常奇怪的是，革命胜利后我们这一块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也没有一家能评上烈士，算是属于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着微薄的希望。而像我爷爷李成和这样靠自己劳动和精打细算，最后积下几亩田地的，解放后却被东头的革命老太太赵春玲划上了阶级成分，不是中农就是富农，因此也是一辈子没有抬起头来。
本吴庄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北边的那块地靠山，后来给了搬迁户。按说搬迁户一般要在异乡站住脚是非常困难的，但搬家户邓有治家的弟兄多，所以在村庄里也没受到什么欺侮。强者生存这个道理，适合于我们本吴庄的自然法则。再说他们来得也比较晚，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已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了。那时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各干各的，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一个个忙得要命，村庄打闹吵架的现象少多了。
我长大上学后，有人问我：“本吴庄本来应该姓吴的，怎么会姓李呢？”我答不上，回去问我父亲。父亲正在干农活，我的话音刚落，他便一个耳光飞来了。当时，我躲闪不及，脸上便重重地挨了一下，那个鲜红的掌印一般要保留好几天。我父亲不喜欢我问一些莫明其妙的问题，遇到有问题时，他更喜欢我去打猪草，或者去山上多砍一担柴火烧。父亲一字不识，他回答我的总是耳光，这件事千篇一律，全村人都知道。我总是吓得抱头鼠窜，逃之夭夭。长大后我总结了一下，如果自己还有一点聪明才智，那是与父亲的反复抗衡中学到的，人在强大的势力面前，如果不能选择面对面的反抗，总得绞尽脑汁，找点东西学会逃避。我是在父亲严厉的耳光与目光中成长的，因此身上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当然那时我不懂什么叛逆，与父亲就在“仇恨”中共生共长。直到我长大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混进城市，后来有了儿子，他不听话而我忍不住想揍他时，我从他眼里看到了那股隐藏的愤怒与不屑，于是我有些不寒而栗，仿佛看到了自己童年的某个深夜，我拿着刀架在父亲脖子上的神情。因此，我打儿子的想法便跑得无踪无影。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与我爷爷也是这样的，这注定了一个家族的命运。我相信血缘关系中，总是在遗传变异的同时，还是保留了某种神秘的东西。
当然，一个姓氏在今天有奶便是娘的年代可能算不了什么，谁有钱跟谁姓并不是怪事，甚至有些人什么也不为，既不跟母姓，也不从父姓，单纯是个爱好。但在本吴庄，姓氏至今还是个大事。一个人要跟母姓，那还了得，肯定要被村庄的头面人物骂得狗血淋头的。说来说去，本吴庄原来是姓吴的，吴姓厉害啊，“一口吞天下”。但好像自然规律，过则转衰，富不过三代。按老辈人的说法，阳气太盛了，必然会突然转阴，折杀生命的。在道光当皇帝时，本吴庄的吴姓遇上一场瘟疫后迅速凋谢。这场瘟疫是先从鸡瘟上开始的，鸡瘟迅速传染到好朋友猪的身上。那时人们特别热爱粮食，更何况肉类食品。鸡猪死了，吴姓的人舍不得扔掉，以为凡是开水煮过的东西吃了没病没毒，因此在吃了瘟鸡和瘟猪肉后，吴姓便迅速发生了人瘟。瘟疫一来，乡间供得像神仙一样的中草药郎中也没得办法，眼看无论老小青壮人口一个个像羊群一样倒下，吴姓的族人只好请来阴阳先生，阴阳先生装神弄鬼，唱了一段道，舞了一会剑后说：“此地阴气不散，不宜再居。”所以吴姓人家听后便崽卖爷田不心痛，以低价卖了祖地，跑到更南的地方去了。而我们李姓，在当地是个大户，那时正处在人口膨胀与爆炸阶段，族里为土地和盖房子产生的矛盾纠纷很多。一个根系的树上长出不同的植物果实，为争取阳光生长自然要打成一团。所以后来一个分支上的先人，听说吴姓要搬迁，就买了这块地迁来了。
所以，我们李氏家族也是这块土地上的外来户。外来户要打江山，自然是很不容易的。说来也怪，我们李姓迁来后，村庄不仅从未发生过瘟疫，也更无大的天灾，人们一扎根，千苗万树如雨后春笋，长势凶猛。翻开族谱，还有一个特别令人奇怪的现象是，遇到再强大的外敌，李氏家族也会团结得很紧，没有过不去的沟和坎；而遇到内部矛盾，却往往是一败涂地，一地鸡毛，一塌糊涂。这就印证了我们革命祖宗的那句话，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二
介绍了基本地情，村庄的故事就从革命的遗孀赵春玲开始吧。因为她是本吴庄老一代人里，跺一下脚村子便要抖几抖的人物。往远里说，她老公李登高参加革命，至今在我脑里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因为本吴庄我们李姓的参加革命的实在太多，活着回来的人又实在太少。
赵春玲在南方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女性名字。赵家在我们黄安是一个大姓。赵春玲从大户人家嫁到本吴庄时，她的爱人李登高还是一个学生娃。
我母亲说，革命胜利前，十五岁就结婚在我们本吴庄那里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值得今天的人大惊小怪。何况李登高是本吴庄唯一一个跑到武汉那样的大城市里读书的知识分子呢？有文化的人至今仍在我们村庄得到尊重，因此赵春玲的老公李高登自然也是值得叫“先生”的。村庄里的人，当时都称他为“李先生”。
老一代人说，李先生是一个非常文静的人。他看上去皮肤白皙，纤秀文弱，仿佛一阵风就可以将他吹倒。
可有一天，从外面传来的风吹到本吴庄说：李登高参加革命了！
这真是一个骇人的消息。
李登高这么文静的人参加了革命，在我们的村庄原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过去的人们，只读圣贤之书，做谦谦君子，与革命毫无关系。大家都知道，革命是要杀头的！辛亥革命那年，我们李姓一个子弟在武汉参加黄兴的革命，不仅把自己的头丢了，而且整个家族都受到了牵连，还是大家一起凑钱才保住了平安。所以，从那以后，在本吴庄这一片大好的土地上，有钱人才读书，读书是为了更有钱，这个观念至今在我们那里根深蒂固。
一九二七年的本吴庄，读书为了做官，天经地义。但读了大书的李先生，却偏偏迷恋上革命，这让他的父亲非常不解，非常愤怒。他的父亲李有德为此常常到我的曾祖父李光天那里诉苦，说养子不孝，大逆不道。
他常叹息着说：“原想一个葫芦结天那么大，谁知连个酒勾都指望不了！”
我的曾祖父李光天听后先是沉默，后来也是回应一声叹息。
那时，他虽然家大业大，可自己也忙不过来呢。他的两个儿子——我爷爷的两个哥哥也在闹革命，要分他的田地家产给穷人呢。
原来，李登高读了书回来，便告诉自己的父亲，要把田产和粮食分给穷人，这让李有德非常恼火。
“你反了天了！”李有德说，他气得跳起来。
李登高不急。他慢慢吞吞地说：“连清末秀才董必武都把长辫子剪了，号召大家起来革命，我们为什么不革命？为什么不让大家都有饭吃，都有田种？”
李有德说：“你又不是皇帝，连皇帝也只顾自己，你比皇帝还大呀？”
李登高说：“所以历朝历代人们都要反皇帝，不革命肯定是不行的。”
李先生的父亲李有德一听，就整天阴着脸，跑到南边我曾祖父李光天家里诉苦，述说自己家中的大逆不道。
李有德生来爱面子，他之所以屈尊来到南边我们穷人这边来诉苦，一是因为我曾祖父还算当地名流，二是因为我曾祖父救过他的命。
黄兴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我们那一带闹事时，差点把李有德给宰了。我曾祖父仗着自己支持过革命，还给革命者提供过银元的面子，硬是将李有德从刀口下救了回来。
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见过我曾祖父李光天的面，哪怕一张半影的肖像。但后来村庄里的人都说，李光天曾是我们那里极具影响的人物。
我母亲常对我说：“伢呀，你曾祖父是个好人啊。”
然后，母亲亲口对我讲了关于李光天如何好的小事。那些事我从小便一直记在心里，以至于母亲后来老了听我重述时，她特别惊讶于我的记忆力。
严格说来，李光天是无党无派的，像我今天的性格，不喜欢山头主义，也不喜欢拉帮结派，所以混得马马虎虎。李光天是一个生意人，做生意只讲和气生财。李光天可能认为不与钱过不去就行了，因此不参加任何党派。我母亲说，李光天有一句名言，“参加党派有可能随时就会人头落地的，跟钱过得去总会有出路。”所以他一生都很有钱，但又不参加党派。
我母亲讲，李光天在黄安城有当铺和肉铺，而且还有好多家，在黄安也算是个望族。更让人吃惊的是，李光天甚至还开有一家叫“仁义和”的票号，类似于今天银行的性质，因为盖有他名字印章的纸钞曾发行到河南的光山、固始，安徽的金寨和湖北的大悟、麻城等好几个县市，成为当地的流通券。
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事情。
我母亲说，李光天虽然有钱，可为人心善，自己有钱，也见不得穷人过着苦日子。他最早是靠贩卖生猪发财的，按今天的是话说第一桶金是从猪身上得到的，不存在原罪一说。原罪一般是指第一桶金是从人身上非法所得的，我以为。
我母亲说，李光天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经常看到村子里有哪家还买不起猪肉的，就把肉送上门去，完全不提钱的事。这一点比我们今天许多人还要高尚。更为高尚的是，遇上村庄里那些爱脸面的人家，害怕人家拒绝施舍会伤及颜面，李光天一般在晚上把猪肉挂在别人家的门上，敲一下门然后就走了。人家一开门，看到猪肉挂着，而见不到人影，也就悄悄地收了。爱面子不是今天我们黄安人才有的，所以我们本吴庄人爱面子的习惯，今天还一直保留着，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举不胜举。
我小时听我母亲讲李光天的事时，常常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在下着雪、刮着风的月色里，李光天把猪肉挂在人家大门上，他轻声地敲着门，然后悄悄地离开……
这种场景，让顺利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并接受了满脑子现代思想的我，想起来还十分感动。
为什么呢？因为李光天的孙子——我的父亲李禄——在解放多年后，大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老实巴交的，年终总是从生产队里算不到现钱，接着分田到户，连我们的学费都供不上，所以往往年关一到，还买不起猪肉过年过节。
那年年关，父亲李禄提着篮子，想去镇上去赊点肉回来过年。往往年关一到，拜年客便上门来了。按我们黄安的风俗习惯，无论多穷，此时是要烧冲肉给客人吃的。但最后，我父亲李禄哭丧着脸，从镇上转了一圈，拉下脸希望从肉摊上赊点肉，但没有人理他。他只能提着空篮子回来了。他一回来，我母亲便哭。那时天空下着大雪，已经读了不少书开始学会思考的我，跑到堆满积雪的后山对着天空悄悄地哭，泪水流得满脸都是。那个冬天也因此成为我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冬天，我们一家人窝在家里不出门。那场大雪也因此一直成为我心里最大的一场雪，我躺在床上的被窝里甚至不敢让哭声惊动我善良的母亲。还好，那个雪夜之中，村子里有几户人家还提着肉送到我家里来了。一位老人讲，李光天在时，我们家的肉年年都是他挂到我家门上的啊……从那之后，我知道了世间积德行善肯定会是有好处的。因此，每当公与私、情与法在不停地搏斗的时刻，我便学会了知足。换今天另外一句流行的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曾祖父李光天，他死去多年，却还让我们享受了他带来的种种好处。我也从这些事中，想象着李光天的光辉形象，盼望着穿越时空与他会面。
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梦中给予过我任何暗示，仿佛这个人在本吴庄从不存在，也从未在我们家族中出现过。我父亲他们那一辈，除了干农活，很少有回忆往事的意思，回到家便往床上或凳子上一躺，呼噜声便像风一样刮起来了。
三
革命者李登高的父亲李有德跑到李光天这里诉苦来了，这个消息在本吴庄传得很快。
“又要革命了！”
“是啊，又要革命了！”
“天无宁日啊！”
“革命好啊，让我们重新活一次。”
村庄里的人七嘴八舌。
他们说得李有德心里乱糟糟的。
他便坐在李光天的院子里，喝着茶，对我曾祖父说：“哥啊，向其他人诉苦未必有人会相信啊。”
我曾祖父李光天抽了一口水烟，点头说：“那是当然的，因为革命真是要杀头的。”
那时，黄安县里革命已经闹得很厉害。有诗为证：
小小黄安，
真不简单。
铜锣一响，
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
女将送饭。
说起革命，几乎村村寨寨都有，家家户户都有。有时，甚至一个村庄，一家几代人扶老携幼参加革命。革命也是绞着战，打得很凶，死人很多。往往是共产党的队伍一走，国民党的部队便脚后跟进来了。再加上散落的乡团和山上藏着的土匪，村庄里的人头便经常像割韭菜一样随时落地。
所以，那时我们的本吴庄经常出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家兄弟几人，都在外面参军，有的是共产党有的却是国民党。这样做父亲的便很为难，共产党一来，问有参加国民党的没有？父亲不敢说没有。而国民党一来，又问有参加共产党的没有？父亲同样不敢说没有。
如此一来，许多家庭都知道自己年轻的儿子跑出去跟着拿枪的，却不知到底是哪一个党的哪一支队伍。我的舅姥爷周汝贵在新五师中原突围那年，突然被打散，掉队后回到故乡，看到满路都是国民党的兵，他不得不换了套国民党的衣服还乡。但到村子里后，看到村子里人怀疑的目光，待上几天他便感觉不对劲，听说村子里有人告密，国民党有可能要来拿他。其实告密者无非是想得到他家的地产和房产罢了。我舅姥爷为了保命他便又在深夜里悄悄离开故乡逃走了。这一逃能到哪里去呢？新五师在李先念的带领下顺利冲了出去，我舅姥爷作为掉队的，在莽莽的丛林里想找到自己的组织，比登天还难，结果他只好跑到我们黄安的邻县麻城一个镇上，给一家地主打了四年的长工，直到解放后才敢溜回村子里来。命是保住了，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人们翻起老账，说他曾参加国民党，不然当初不会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回来。他迅速被批斗，斗得实在受不了，便又出去找组织。找了好几年，终于打听到当年新五师卫生部的有关领导还活着，而且就在湖北黄石市任现职，舅姥爷就穿得破衣大甩地去敲门。那位领导看到我舅姥爷，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说，你还活着啊，我以为你早就没命了呢。他们的泪水就哗哗哗地流着。以往我总觉得哗哗哗这个词有些夸张，但那一刻是那样的真实。在幸福的泪水流足之后，那位领导给我舅姥爷周汝贵开了证明，说他是自己的警卫员，舅姥爷这才捡了一条命，并且每个月还获得了十几块钱的生活补贴。我舅姥爷感动地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得以在村庄里立足，并生了一大群儿女，过上了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我时常看着这位善良的、脾气大的、爱喝高度白酒的老头想，如果那位领导没有活着，我舅姥爷也许就会像我爷爷那样天天想着怎么自杀。
这就是本吴庄周围的生活环境。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父母一时的鲁莽或者高兴，不由得人来随意选择。
小时我母亲便对我讲，她自己像我那么大时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天天就是跑反。国民党来了跑，日本人来了跑，土匪来了跑，有时甚至连共产党来了也得跑。因为张国焘开始清除AB团了。
“十三四岁的伢子他们都敢杀啊！”我母亲说。那时，只要稍有文化的、思想的，识字的，爱说话的，大多被张国焘当做AB团分子执行枪决。可以想象，当一些细伢子被枪顶住脑袋，还没有彻底明白革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被革命了，这种痛苦犹如蝎子钻进喉咙，犹如蚂蟥挤进脑袋瓜子。
有思想绝不是一件好事。我母亲说。而我父亲对于我爱对着天空思考极尽讽刺。
在我们黄安，乡下人得出的结论是，凡是有思想的人，杀头挨打的几率比一般人可能性大。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所以后来我在机关搞文字材料，业余时间偶尔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时，我母亲总是高度紧张，生怕有一天我会被批斗；而我父亲，则时时对我一篇文章的稿费竟然比他辛辛苦苦一年种一块地的收入还高，始终感到怀疑。他觉得我的人生在投机取巧，这让他心里特别的不踏实。
这也就难怪那个革命年代有一些事令人匪夷所思了。
一个生动的例证是，被自己父亲送出去读书的李登高，几年不见回来，一回来竟然要革自己父亲李有德的命了，这个消息在村庄引起了轰动。
但轰动归轰动，革命始终没见动静。非暴力主义在我们那里并不流行，“革命是要人头落地的”，这个道理在大家见到死了那么多人后，被本吴庄人当做真理。
因此，在李登高还未彻底革命之前，他刚回来便被村里的团丁盯住了，他们晚上摸上门来抓李登高。
李有德拍着胸说：“这纯是谣言。”
团丁的头目陈无良长得清瘦，斜眼。因为不是本吴庄的，所以说话底气很硬。
“真的想回来革命的吗？”
“没有。”
“要抓自己的老子杀头？”
“没有。”
他们只好吃顿饭，揩把油便离开了。
这样倒真的安稳过了一段时间。结果，黄安县七里坪那边却先闹了起来。一个叫王秀山的读书人，居然真的革了自己父亲的命，带人夜里回来烧了自家的房子。
王秀山的父亲是真正的地主恶霸，于是被农学会杀头了。
“真狠心啊！”四乡八里的人一边在胆战心惊之时，一边慨叹。
他们终于见证了革命的厉害。
但是，后来不知是什么人，又把革命者王秀山的脑袋壳砍掉了。李有德这才惊慌起来。但他仍然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就会革自己的命。这是哪门子事呢。黄安还讲忠义孝道呢，连孝道都不讲，还叫人！
李有德在暗中观察。他看到，他的儿子李登高先生，除了劝他烧地契，返农田和分粮食给穷人，就是安安静静地看书。
李有德好像放心了。但心没放多久，便又提了起来。李有德在忐忑中等来等去，发现革命的阵势已越来越大。先是一些年轻人参加了革命，后来连一些年长的人也加入了，再后来连一些十几岁的孩子都坚决要求革命。黄安县后来诞生的两百多个战将中，像陈锡联等人，都是十几岁跟着队伍走的，有的甚至连放牛娃也跑到队伍里去了。
革命的力量，突然大得令乡绅与团丁害怕起来。他们纷纷搬到城里，找知事反映情况。但知事自身难保，已被董必武的革命搅得心乱如麻，自己都顾不上，哪里还管得了乡下？
革命，竟然在我们黄安县这块长满树和石头的穷地方闹起来。一时，乡下人人惊恐无比。
“要变天了，要变天了……”村庄的读书人这样一说，人们的心头突然无端地恐惧起来。
此时的李登高，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走在乡间的路上，好像就要被风吹走。但这个轻飘飘走路的人，却在村庄里显得格外有分量。
我们本吴庄的革命便在是他的带动下闹起来的。
李登高从武汉回来那天，他骑着一匹马，戴着眼镜，慢慢悠悠地荡回来。
李有德派一帮人到村口迎接他。结果，李登高却带着一帮从山上下来的人，把父亲李有德的团丁们的枪，都缴了。
李有德说：“你疯了吧。”
李登高说：“大，把地契烧了，把粮分了吧，你看村子里饿死了多少人啊！”
李有德说：“你个娼妈养的，要革老子的命了？”
李登高说：“人要有起码的善心，分吧。”
李有德看到手下都没有枪，头一甩，进屋了。
屋子里传出了激烈的争吵。李有德一生气，对老婆说声：“我走亲戚去了。”出门便走了。
这刚好给了李登高一个机会。
李登高把所有佃农集起来，当众烧毁了地租和地契。
当大火在空中扬起来，当纸片的灰烬飘下来，落在穷人们的脸上，他们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好像眼前的火，如梦中一样虚幻。
李登高还对山上来的那帮人说：“把粮食分了吧，我说了算。”
于是，李有德家的粮就这样全被分了。
李有德家的佃农李河水，很惶恐，甚至于不敢站在人群中，分到的粮食都不敢接。特别是当他发现李有德现身时，便悄悄地溜回家了，连分到的土地也不要了。
李有德看到当时的场景晕倒了。
李登高大声对村庄里的人们说：“十六岁以上，愿意跟着我们走的，热烈欢迎。”
我三爷爷与李登高差不多大。他胆怯地问：“做么事去呢？”
李登高说：“我们要打破一个旧社会，建立一个新世界。”
“么事是新世界？”
“就是……居者有其屋，人皆有饭吃……”
那好啊。三爷爷听了特别羡慕。回到家里，他对曾祖父说：“我要跟李登高一起走。”
曾祖父不说话，他盯着三爷爷。曾祖父的眼看上去很可怕，三爷爷的头慢慢地低下，再低下。最后，他不说话了。村子里的青壮年跟着李登高走的近一半。
人们说，连李登高都要参加革命，可见革命多么吸引人啊。
李登高的举动，在本吴庄人眼里看来，真是大逆不道。儿子整老子，哪得合乎礼仪呢？
李有德还没发话，本吴庄更为奇怪的一幕出现了：重新获得了土地的佃农们，竟然没有一个敢去种地！没有一个人敢说这地是自家的！
因为他们不相信，土地就会这么轻而易举地获得。
李有德醒后，气得一个耳刮子打在李登高的脸上。
李登高的身子晃了晃，但话没软：“打也冇得用，革命是迟早的，还不如争取主动！”
李有德气得当晚上了吊，幸亏被帮他家放牛的伢发现了，才被众人从横梁上解救下来。
本吴庄又一次布满了严肃气氛。
李有德家的粮被分光后，他突然没事干了。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曾祖父。
“老哥，咱们聊聊天吧。”
我曾祖父给他让座。但就是不说话。
“老哥，你说，我养个儿子，为么事要来革我的命呢？”
我曾祖父还是不说话，他泡茶，还拿出了自己都舍不得尝的方瓜子招待它。
他们抽烟。阳光透过满村的树枝叶，射在他们的脸上，看上去斑斑驳驳。他们嘴里叼着的水烟袋，那一张一吸的声音在不停地响。
“老哥，你说，这世界是不是要变天了呢？”
曾祖父还是不说话。他们坐在那里，天气燠热无比。
李有德突然说：“你的儿子，是不是也要参加革命了？”
李光天不答。李有德于是怅然地回家，喝着闷酒。
他得想办法。
然而，让本吴庄人没想到的是，在他坚决要收回自己的土地的想法还未实施时，李有德却在一个黑夜里，被人杀死在自家的八仙桌边。等家人发现时，桌子上的茶还飘着香气，他们以为他睡着了，一推，李有德倒在地上。
大家慌手慌脚把他扶好，发现了胸口的血。还有一把匕首，刺中他的胸口仅剩下一个柄。
人们都认为是李登高杀的。
村庄一下子紧张起来了。还不到天黑，本吴庄便开始关门闭户。
李有德这件惊天的大事在本吴庄发生后，又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失去了父亲的李登高，从此竟然再也没有在本吴庄出现过！
当时，谁也说不清他到了哪里，去干了什么。本吴庄的庄稼佬甚至相信这样一个传言：李登高一定是因为心中有愧，跑到河南的某某庙里做了和尚。
无论怎么说，革命在本吴庄闹起来了，而且愈演愈烈。
四
接着，便要讲到我的家族了。
家族的记忆是从我曾祖父李光天开始的。虽然他至今没有留下一张画像，也没有让我们看到片言只语的墨宝。即使有，在我爷爷李成和接受批斗挨打的岁月中也早化为乌有了。但许多年来，我却觉得他好像还在我身边，用深邃的目光，躲在黑暗中看我。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革命的年代，在李有德被杀事件还未平息的时候，我的曾祖父突然沉默了。他万万没有想到，革命有一天会在自己家里发生了。
那是一个漆黑的深夜。
我的大爷爷李成仁看着曾祖父李光天。曾祖父坐在漆黑的椅子上，不说话。夜很黑。屋子外面有风，风一吹整个漆黑的房子都像冻发抖。
大爷爷李成仁山一般地矗在屋子里。最后从胸膛中挤出一句话：“大，我走了。”
曾祖父还是不说话。他开始咳嗽。他咳嗽一声屋子外的雪就从树上应声而落，遥远的大别山深处仿佛也有回声。南方的十二月冰天雪地，寒冷一片。
他们沉默好久。曾祖父才说：“你真的要走？“
“真的要走。不走，活不下去了。”大爷爷李成仁说。
“兵荒马乱，走到哪得好啊。”曾祖母说。
大爷爷说：“他们说共产党是为了穷人的，我要跟着他们走。国民党凭么事抓我去当兵呢？”
屋外的风紧一阵松一阵。曾祖父又沉默了。
“儿啊，好男不当兵啊。”我的曾祖母说。
“不当兵，就会被他们抓壮丁，最后扛枪还不是为了富人？要当，还不如当个为穷人打天下的兵。”
“哥，你先走，找到部队，把我也接去啊。”我二爷爷李成义突然插话说。
大爷爷用手握紧了二爷爷的肩。他突然跪下，对着曾祖父磕了三个响头，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九二七年的冬天村庄里盛行狗叫。大爷爷走的那一夜叫得特别厉害。
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大爷爷是革命去了。他们参加的革命，后来叫做黄麻起义。原来是与秋收起义平起平坐的，我三爷爷直到死时都在叹息：要不是换了一个将领叫张国焘的，这支从黄安城走出的军队，不会像今天的历史这样沉寂。
李光天富甲一方，儿子为什么还要参加革命？这个李有德曾问过的问题，直到今天我还在问。
革命是干什么，本吴庄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革命会让人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
我的曾祖父李光天生了我爷爷李成和那一辈姐妹弟兄一共五个，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半革命者。大爷爷李成仁、二爷爷李成义参加了共产党，剩下我的爷爷李成和，便留在家里传宗接代。
而我后来知道，李光天之所以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去参加革命，是因为国民党常来“化缘”，让他从富有几乎变成赤贫了！相反，躲在山林中的共产党，打倒了土豪时，还时常给村庄送些吃的来。也许，李光天感受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本质上的区别。
大爷爷李成仁走后的每个冬季，每当雪花漫天飞舞的寒夜，曾祖父都坐在故乡黄安城乡下的那张漆黑的木椅上。
他不说话，一大家人都不说话。
只有我的曾祖母，一个劲地躲在被子里哭。她想念她的孩子，但她的孩子一直没有回来。
从此，我们的村庄轰轰烈烈。革命的火种烧遍了整个黄安城，也烧死了许多革命者。
我六叔是读书人。他常讲，是么事原因，让整个村子整家整户的人都出去参加革命啊。
六叔不知道，我更不知道。我仅是想，革命肯定非常神圣。
曾祖父走后的那个秋天，国民党的部队又杀回来了。他们把我曾祖父李光天在树上吊起来，问他的儿子去了哪里。
我曾祖父不说话，他们打断了他的腿。他还是不说话。
国民党的部队又把他放了下来。走前放风说：“如果你大儿子回来，不马上报告，将杀你们全家。”
我曾祖母吓得在人群中哭了。
但李光天不怕。他照样每天带着第二个儿子李成义和第三个儿子李成和，与曾祖母一同上山砍柴，下地种田。他们春耕夏种，秋收冬藏。
丰收的季节，村子里的另一个地主李来福看上了我家的地，派管账的来谈判。
账房先生与曾祖父没出五服。他叹息一声说：“哥啊，把那块地卖了吧，他们盯上的肥肉，吃不到，就只有敬酒不吃吃罚酒。”
曾祖父不说话。
李来福的管家拍了拍屁股，走了。
第二天夜里，我家地里的麦子突然起了大火，即将收割的麦穗被一烧而光。我曾祖父对着烈火放了火铳，但没有打到任何东西。
第三天，家里来了一帮团丁，以纵火罪为名，带走了曾祖父。
无论他们怎样打他，曾祖父就是不说话。
等他回来，他的第二个儿子李成义，从村子里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地主李来福家的一头牛。
此时，村子里的人习惯了听曾祖母哭。事实上，村子里那些年头几乎哭声不断。断了粮的，没了娘的，被李来福家的狗咬伤的，被国民党枪杀的，偶尔还传来死在山上的游击队里头的……
坏消息虽是一个接着一个，但革命的人却更多了。
在密密麻麻的丛林里，在延绵不绝的大山中，在飘来忽去的人堆里，谁也不知道哪里便有革命者。
只有不靠谱的风，在黄安城刮来刮去，还刮回各种各样的坏消息。
曾祖父坐在椅子上，他的脸一天都难得看到一次笑容。我曾祖母每天战战兢兢地在角落里，为一天到晚的一日三餐发愁。
后来，每当炊烟升起，村子的狗都懒得叫了。它们不是饿死了，就是被打来吃掉了。
我们黄安城乡下的房子，就是这样天长日久，被慢慢熏黑的。
我的三爷爷李成和，饿得守不住，跑到山中去找野果子。最后，从树上掉下来，差点摔断了腿。
我们本吴庄地处于一个山连山、山挨山的地方，过了一山，还是一山。平时，这里少有人进来。但突然有一天，山外来了一大群人。这些人带着枪，进了村子给老人挑水，扫地，还四处贴标语。
这是徐向前的部队。后来村子里才知道这是红四方面军。
有个部队首长住进了我曾祖父家。他与我曾祖父拉家常。
“大爷，身体可康健啊。”
“还好。”李光天回答说。
“家里几口人呀？”
曾祖父沉默了。他说：“喝茶喝茶。”
人家就不问了，喝茶。正喝着，突然，家里又进来了一个穿军装的人，叫了他一声“大”。
我曾祖父的茶杯掉在地上。茶杯打了个滚，碎了。来人是他的大儿子李成仁。
“司令……”我大爷爷突然叫了一句。
我曾祖父全身哆嗦起来：“你，就是徐司令？”
徐司令笑着不答，对我大爷爷李成仁说：“是你的家啊？”
李成仁说是，连忙立正，敬礼。
家里一下子忙碌和温暖起来。曾祖父吩咐曾祖母：“快，把那只老母鸡杀了给徐司令吃……”
那天下午，我曾祖父与徐司令说了许多许多的话。曾祖母说，好像曾祖父心中埋了几十年的话，要在一个下午里吐出来。
部队走时，我曾祖父对徐司令说：“把伢交给你，我放心啊。”
曾祖父还带着他们，从屋后的地洞里掏出了一大袋子银元，交给大爷爷带到部队上去。
部队走了后，我曾祖父脸上的笑容便多起来了。
关于大爷爷李成仁加入了革命队伍的事，也在村子里传开了。于是，大地主李来福又来登门了。
“哥，我家那不争气的东西，加入游击队想革老子的命。你家的倒好，还加入了正规军。”
曾祖父李光天仍是不说话。
李来福觉得很失望。村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本吴庄静卧在大别山的环抱里，仿佛一个不起眼的棋子。
部队一来，带来了许多外面的好消息。好像，穷人们一下子要翻身了。还有，村子里许多人都知道，自家的谁谁参加革命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晓得，自己家里的谁谁跟着国民党的队伍走了。
我三爷爷李成和本来要跟着他的大哥李成仁走的。但徐司令看着他的腿伤未好，摇着头说：“老人家，留一个保后吧。革命是为了将来，将来要是一家没有一个人，还革么事命呢？”
虽然徐司令的山西口音很重，但我曾祖父还是听懂了，他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确需要一个儿子传宗接代。要不，后来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我。
尽管这样，部队走时，村子里又有不少达到十三岁以上的孩子，风一般地跟着队伍走了。
但是，山上的游击队经常在三更半夜里摸下山来。
有一天夜里，曾祖父听到窗外的敲窗声：“他叔，是我们呢。”
曾祖父把耳朵贴在墙头上，细听。然后吩咐曾祖母：“去开门。”
门开了。李来福的儿子李文化带着人进来了。
“叔，帮我们搞点盐巴，山上的队伍不吃盐，都走不动路了。”
曾祖父抽烟，不说话。
李文化说：“叔，别让我大晓得。他思想太落后了。”
曾祖父还是抽烟，还是不说话。
李文化和游击队员在我家吃了个饭，便又悄悄地溜走了。
他们一走，曾祖父便吩咐三爷爷李成和，去，砍几棵水竹来。
三爷爷李成和说：“大，要水竹做么事咧？”
曾祖父说：“让你去就去。”
三爷爷听话，便去了。砍回竹子后，曾祖父让三爷爷在外把风，一个人在屋子里鼓捣了半天。
第二天一早，曾祖父对三爷爷说：“把这几棵竹子，送到鸡公寨去。”
三爷爷说：“山那么高，路那么远，我这脚，要走到么时啊。”
曾祖父说：“去吧。”
三爷爷极不情愿地走了。他瘸着腿，走到山口时，便遇上了团丁设的岗哨。
“做么事的？”
“送竹子的。”
“送竹子做么事去？”
“山那边的田，断水了，用竹子灌溉咧。”
团丁用枪敲竹子，三爷爷很镇定。
这时，李来福刚好坐轿经过这儿。团丁们上前叫他李老爷。
“李老爷，我们的财神啊，开会回呢。”
“是啊。”李来福说。
我三爷爷站在那里。李来福看到了，他说：“一个瘸子，送几棵竹子上山，有么事呢，放了吧。不放你们明年连饭都没吃的了。”
李来福一说，团丁们便吆喝：“快滚吧。”
我三爷爷没滚，他一瘸一瘸地上山了。
才过几个山坳，从树后闪出几个人来，抱住了他：“好哥哥，你可算来了。”
三爷爷吓了一跳。一看是李文化，说：“做么事？”
李文化说：“快些吧，把竹子给我们。”
三爷爷说：“我要送到鸡公寨的。”
李文化笑了：“不送，我们送过去就行了。”
他们从三爷爷身上接着竹子，迅速消失了。
三爷爷一瘸一瘸地又走了回来。过哨卡时，团丁们又围上来。
“你的竹子呢？”
“放在山上流水的地方了。”
“真的？”
“真的。”
“真话？”
“不信你们去看。”
“我们才不去呢，碰到游击队就完了。”
三爷爷一下子明白了。
回到家，他还没张口，看到李来福也坐在家里。
李来福问：“送到了？”
三爷爷说：“送到了。”
李来福便看着我曾祖父笑。
我曾祖父低头抽水烟，不说话。
夜里，三爷爷听到曾祖父对曾祖母说：“总算让他们吃上盐了。造孽啊。”
曾祖母说：“李来福不会知道吧？”
李光天笑了：“他精得很，哪有不知道的？他肯定知道是给李文化他们送去的，心照不宣罢了。”
老两口笑了一阵。
又一天晚上，曾祖父又听到了敲窗声。
“老乡，老子……我们是游击队。”
曾祖父突然身子抖起来。
外面的声音又低了些：“老乡，我们真是游击队。”
曾祖父使了一个眼色，曾祖母走了过来。
“快，把门闩紧。”
曾祖母小脚跑得特别快，连忙在门上加了一道铁栓。
“老乡，开门吧，我们在山上好久冇吃饭了。”
曾祖父不理，他跑到屋子里，拿了一把刀。这时外面敲窗户的声音很急。
曾祖父对三爷爷说：“快，钻地洞，到另一侧去敲锣。”
三爷爷一溜身走了。夜很黑，他钻地洞时还把头撞了个包。
一会儿，铜锣声在另一个道口响了起来，一个尖锐的声音在黑夜里炸开：“土匪来了啊，大家打土匪啊。”
话音刚落，村子里便响起了呐喊声：“打土匪啊，打土匪啊……”
一时，本吴庄整个村子里的铜锣都响起来了。接着，家家户户都传出了喊声。
不一会儿，等村民们把家门打开时，外面已是无踪无影。除了风，呼呼地刮过每个巷道，一切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第二天，便传出李来福家的猪没有了的消息。一个呼呼大睡的家丁，脸上还重重地挨了李来福一巴掌，屁股上被踢了好几脚。
从此，关于山上来人，村庄里的人看得更紧更细了。
偶尔，曾祖母也问曾祖父：“你说，老二去了哪里呢？”
曾祖父皱皱眉：“那是他的命。命到哪里，人就在哪里。”
曾祖母说：“那不是等于冇说一样。”
曾祖父不理她，又抽烟。
曾祖母还问：“老大现在哪里呢？”
曾祖父不皱眉：“放心吧。”
曾祖母便一个人悄悄地流泪，并且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