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说到西边。
本吴庄的西边靠近坟地。不知道为什么，本吴庄的坟地看上去乱七八糟，没有规划，也没有庄严肃穆感。我常常奇怪于当时人们埋葬死人时为什么那样随随便便。
许多年后的一天，我问母亲：“乡下那么重视丧葬，为么事我们庄的坟地七零八落？”
母亲说，革命前死人太多，有时村庄里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还多，只能简葬；革命胜利后，本吴庄开始反对封建迷信，葬个人更不像当年那样盛大而隆重，加之受灾挨饿的那些年，村庄里提起死，好像家常便饭，活着的人都难以找到去处，哪里还管得了死人。
有无数次，我坐在山头上，看本吴庄。本吴庄静默得像一幅画，它安安静静地躺在我们黄安的大山里，其波不兴，其名不扬。就像我们黄安县一样，一个长满了树与石头的地方，居然能够走出共和国两百多个将军。我的脑中便浮现出曾经从山中进进出出的人们，感觉世间好像总是存在着一种虚幻，让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惧——行善者自然心安，而作恶者提心吊胆。但透过村庄，穿越村庄的来来往往，我看到的结果却往往是，善人没好报，好人命不长。我因此明白，有鬼无鬼，全由心造。真鬼假鬼，全在人间。
我，从大别山深处的黄安县城走出的一个孩子，常常坐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比一个鬼更可怕，那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从本吴庄走出的其他兄弟姐妹会不会想。因为今天的本吴庄与过去大不一样了。今天的本吴庄又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但是，村庄里能见到的熟人越来越少，人们一窝蜂地去了城市，本吴庄便渐渐也发生了改变：一帮又一帮的老人，在青壮年离开村庄后，除了带孩子，还得下田种地。每次我回黄安故乡的乡下，看到老人们穿着漆黑而破旧的衣服，出没在有山头的地里，屁股后跟着他们见不到父亲的孙儿孙女，我忽然激活小时的印象：一大早，我们便被大人揪着耳朵，呵斥着起床，像羊群一样赶到田野里，割谷、打草、捡谷、拾花生……我的眼里便被泪水充满。
啊，本吴庄那些常让我泪水沾巾的亲人们……
二
在我们本吴庄，还出过另外一个大英雄。
他的名字叫李稀有。
革命英雄李稀有到底是哪一天去参加革命的，本吴庄的还没有一个人能说上来。我爷爷说，那时村庄里兵荒马乱，谁能记得哪天少了一个人呢？
李稀有是我爷爷的堂哥。他的父亲李光斗与我的曾祖父李光天是亲兄弟。
许多年后，在赵春玲的带领下我爷爷开始挨整时，我奶奶忍不住对造反派说：“你们批他，够么事资格！他参加过支前，他的两个哥哥都牺牲在国民党手里，他还有一个堂哥是真正的老革命，一九二三年的冬天就出去了。你们那时还在哪里？伢啊，你们知道个么事啊！一九二三年的冬天，黄安的天冷得树都快裂了，他堂哥是没有吃一顿饱饭、光着脚就走了啊！”
我们不知道李稀有光着脚在冬天里走出黄安时，是个什么样子。但我们在那里长大，知道黄安的冬天冷时，屋里与屋外一样，别说在外光着脚，就是在被子里，稍冷一点也会冻得直打哆嗦，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可革命者李稀有就是这样走的。
据说，在革命之前，李稀有曾像狼一般地走在本吴庄周围，走在大别山的旮旮旯旯里，想要找点吃的，但是他失望了。黄安四野的大雪把一切掩得严严实实，根本找不到可以充饥的杂草。除了地主家里还飘着香味，黄安的哪村哪屋不是冷火罄音的？
李稀有转了一整天，失望的眼神像冬天一样干巴巴的。
人在饥饿的驱使下最容易脆弱。那个冬天李稀有终于还是受不住，来到本村最大的地主李来福家门口，想向这位父亲的老朋友求点过年的东西。
可李来福说：“你家去年租的田地还缺我的粮呢，我没催要便是行善，你还好意思来借粮。”
李稀有说：“明年再还，你总不能看到我们在冬天饿死吧。”
李来福说：“那是你的事，如果大家都来借粮，你说我借得起吗？都借出去，饿死的不就是我吗？”
李来福说完便推李稀有走。
李稀有想，多少人来借粮你也借得起。但话还未说，大地主李来福就在身后推了他一下。他还没有回头，便听到了身后的门哐当一声响。
李稀有的心震了一下。好像有那一声响是从他的胸里发出来的，震在了他的心上。
出得门来，李稀有看着茫茫的天空与大雪，觉得自己这个男人不像个黄安的男人了。男人的脸面与尊严，在这个大雪曼舞的冬日里化作了仇恨。
仇恨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可能就是在这一刻，李稀有决定做一个像他堂哥李成仁李成义那样的革命者。父亲李光斗死后，他知道自己在大寒冷的冬天，如果没有吃的，除了等死还会怎么样呢？就是逃荒，也走不出绵绵的大别山啊。再说即使走出去，大别山下的穷人都一样穷，富人都一样凶恶，走出也是枉然。
那时，我的曾祖父李光天手中有粮，也有钱。但他偏不借给李光斗——让他特别生气的是，自己的同族弟弟李光斗参加国民党也就罢了，偏偏在日本人进攻黄安的那一年，竟然做了伪军，跟在日本人屁股后，简直就像一条狗！
李光天曾经劝过李光斗，李光斗根本不听他的。在本吴庄人眼里，日本人提出的那些要求，肯定是李光斗献的阴谋诡计。虽说空口无凭，但李光天最容不得本吴庄有人当汉奸，何况这个人，竟然是自己一个不出五服的弟弟呢？他从此与李光斗一刀两断。两个兄弟间便老死不相往来。
再后，有一天深夜，李光斗也被人杀死在自己的伪军队伍里。有人说是游击队干的，也有人说是国民党内讧引起的。反正当时太乱，都说不准。那时，黄安城里的那些没有东西吃的庄稼佬，三个一堆，五个一伙，不是到山上的红枪会里做了土匪，就是到老林中的革命队伍当了兵，组织起来闹革命；再不，就是到地主与豪绅家里作了帮凶。
吃者，国之大也。虽说那时大多数的庄稼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但为了吃，也得在饿死前反抗一把。李稀有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可能还存留着做一个良民的想法与希望，但这个想法没有坚持多久，就被父亲曾经的好友、大地主李来福的胖手那么一推之后便崩溃了。
日他娘，还是上山吧。管他呢，山上的队伍经常摸黑下来，钻到地主与豪绅的家里，还能吃些东西。饿得两眼发昏、肚皮贴着肚皮的李稀有终于下定了决心：革命去！
于是后来，我们从乡亲们的嘴里读到英雄李稀有在革命之初的行动与壮举就是：他在本吴庄附近最大的地主李来福家里放了一把火，然后光着脚丫子寻找革命队伍去了。
当李来福家被大火烧个精光时，李稀有也便变成了一个革命者。
革命胜利后，人们说，黄安人对革命之所以死心塌地，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退路。即使那些有些退路的人，最后也会被逼得没有退路。李稀有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这样朴实地讲道：反正都是个死，如果革命，还可能有希望能够活下去，为什么不革命呢？
于是革命者李稀有，就那样抛弃了过门还不到一年的媳妇，跑到深山老林寻找队伍去了。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六年，这样的事在黄安城经常发生。时局的动荡让人生活得麻木，国民党的别动队与团防接到报案也见怪不怪。谁知道明天这脑袋还长在自己脖子上不？还是把命保住要紧吧。
事实上，这些本来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不革命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活下去的理由是：只有革命，才能有粮吃，有衣穿；革命的队伍人人平等，个个自由。
那时的黄安城头上、乡下土墙边，刷着“革命有土地，革命有衣穿，革命有饭吃，革命会平等”之类的标语。就是这些标语，让四十八万黄安儿女走上了革命这条道路，并且有十四万之众的英灵踏上了革命的不归之路，长眠他乡不醒。
我们不知道大人物参加革命的具体过程，那一切无从考证。总之后来作为胜利者，李稀有好像不太喜欢讲述过去。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更没有百战将星之类的丛书问世。更让本吴庄人气愤的是，作为本吴庄革命者中唯一一位打到了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革命者，李稀有居然连黄安也不回。有人说，可能是因为他的结发妻子，她还一个人活在漆黑的土房中，让他无法面对。但无论怎么说，他在村庄的族谱上还没有排到祖字辈的位置，比他年长年高的人多着呐。再说，虽然革命者李稀有在全国人民眼里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可在本吴庄里，这种人物也太平常了。黄安出去了那么多的人，死在革命路上的不说，光是解放后的那么多高官，在庄稼汉们的眼里，不过只是命大而已，不为稀奇。既然平常，本吴庄的人看问题就有自己的眼光。所以革命者李稀有从不还乡，也便成了本吴庄挨骂的对象。
“么东西，当了官连老婆也不要！”
“再大的官也别从家门前过，三岁的孩童还要叫乳名咧！”
“是呀是呀，一个新时代的陈世美呗……”
人们似乎用这种说法，能够心理平衡一些。黄安人喜欢以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在革命后仍然过着贫穷生活的面子与尊严。事实上，后来的黄安人，对革命已没有当年那么大的兴趣。一切轰轰烈烈地闹过了，一切还是复归平静，还于当初，还于往日，还有么事好闹的呢？各家养大各家的儿女，各家吃上各家煮的饭过日子，各家在年关后找关系跑到城里去打工，挣些辛苦钱，安安生生地讨生活，就行了。
但扎堆的黄安人，拿着碗站在树边、村头和屋檐下，或是饭后聚在一家喝茶，还是喜欢扯出那些旧事，来维系他们在生活圈子中的权威。他们喜欢谈论国事，喜欢臧否人物，喜欢纵论英雄，喜欢制造传说，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某种理想。在黄安人的眼中，革命是一种理想，空谈也是一种理想。
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隐隐约约地知道，革命者李稀有长得并不高大，也不威猛，就是脑袋出奇的大，好像一个大南瓜，顶在一个人的脖子上。
战争毕竟是带了血腥味的。无论是敌军还是友军的尸体，都让人感觉到死亡是那样的迫近。谁也不敢断定，哪一场战争与战斗中，会有谁倒下去不再醒来。在一个炮火纷飞的年代，战斗减员与非战斗减员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情。
不平常的战争往往只发生在自己与自己的斗争之上。
每当激战过后，李稀有便觉得心里涌动着让他不得安生的血液。那是一种可怕的血液。他是过来人，虽说结婚不到一年，可毕竟经历过人间的冷暖，经历过女人的身体，经历过生活的滋润。这是被革命所忽略了的。其实，作为强者，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我们之所以觉得革命者李稀有是一个人，那就是在每一场带血的战斗过后，他看到部队里那些不同于男人们的笑声，就会想到远在黄安城乡下的妻子。那个影子尽管模糊不清，但她存在。
乡里人说，革命者李稀有的第一任妻子应该说是一个贤妻，嫁到他家后，不但没有享受过一天的清福，相反由于过度的疾苦，她显得是那样的消瘦。就是李稀有本人心里也得承认，妻子嫁过来后对他是温柔的，体贴的。这正是黄安城女子的美德。毕竟，在黄安城，族权、神权与政权的浸润，使得女人们总是认可现实的命运，而变得乖乖巧巧，温温柔柔。
三
我母亲说，革命者李稀有第二次婚姻是在长征的路上产生的。这只是时间上的大致猜测。
在我们黄安的大人物中间，只有王近山将军的爱情故事才偶尔被史书与传记提到，有的提法含含糊糊。其实我更相信这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如果在世，肯定会直来直去。那才是黄安人的性格。黄安人如果老是扭扭捏捏，小里小气，抠抠索索，就不会闹革命了。至于像李稀有这样的革命者，不知是他本人的不愿呢，还是后代的讳疾，再或是党的纪律什么的，总之是不让人说道。
我六叔根据一些资料断定，他的叔父李稀有认识第二个妻子纯粹是偶然。快长征的时候，他已是一名团长了。那时当一名团长比现在年轻多了。战争是军官们迅速成长的原因之一。
一九三四年对于走出黄安的红四方面军来说，是一个特别令人忧伤的年份。经历了历次运动与肃反后而幸存下来的年轻团长李稀有，在新的战略形势下，不得不随着红军撤退。
命运好像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圈套，专门要考验人们。当他们路过江西的时候，在一个小村庄救下了一位差点被国军杀害的年轻女子。
那场战争死了三个红军战士。最后，整个村庄除了尸积如山，就剩下一个孩子与这位正准备上吊自杀的女子。
年轻的团长看到这位年轻的女人那盈满了泪水的眼睛时，心动了一下。按照规定，当时部队不能带着这样的女人行军，就是伤员，也只能安置在当地老百姓的家中。部队还要发展力量补充兵源，但是很少带上这些没有战争经验的女人与孩子。革命在那时毕竟是在生死之间走钢丝。
那位女人看到他们时，决定不自杀了。
“带着我和你们一起走吧，我也要参加革命，打那些王八羔子们！”
整队的军人沉默了。大家看着李稀有。
李稀有也看着她，多么漂亮的一个女子啊！
“首长，我会做饭……带上我吧……”女人的目光流露出哀求。
李稀有最怕看女人这样的目光了。他看到整个村庄被烧成一片焦土，再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与孩子，英雄的心肠一下子涌上了往事的回忆，看着炊烟在远处与天一接，他的心软下来了。在没有与上级请示的情况下，他对警卫员说：“带上她们！”
在这支名副其实的钢铁部队，李稀有就是权威。因此，尽管部队的政委表示反对，可他们还是带上了她们。
孩子很乖，很快学会了放哨，而这个叫英姑的女人，便在队伍里做饭。于是，李稀有的团里便又多了两位苦大仇深的红军战士。这样一来，没有人再议论这件事了。
战争始终是与紧张连在一起的。战争就像军人的呼吸，打惯了仗的人，如果停下来，就像大便阻塞了肠道，封闭了肛门。战争之暇，李稀有看着孩子在跳来跳去地捡弹药，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怜爱。他常常摸着孩子的头想，这个聪明的孩子，本来是可以在学堂里读书的年龄，可惜生错了年代。
而对于团里又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有着革命柔情的李稀有不是太习惯。每当目光掠过她，他便觉得身上有着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因为在战场上时，每当看到她在后面跟着，李稀有便觉得力量大增。凡冲锋陷阵，有着使不完力气。而一旦硝烟散去，一种惆怅便包围了男人。
女人，常常使本来平静的男人，成为强者和勇者。
两军相逢，勇者胜。李稀有因此常常成为战斗中的胜利者，他所率领的团队，很快成为长征中最为出名的一支。
不幸的是，在一次打扫战场时，一位国民党的残兵，卧在壕沟中，打来了一梭子冷枪，正好打在四处捡弹药的孩子身上。
女人哭得死去活来。
女人哭声，勾起了革命者们的仇恨与伤痛。
本来，这些把死亡看得和生一样的钢铁战士，对死，已感觉平常。但一个女人的哭声，却使这些男人们在那星冷天凉的月夜里，唤醒心底埋藏与压抑了很久的往事。
许多长征路上的老兵都有着自己伤心的往事。
先是一个，接着是两个，再是三个，最后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哭起来了。
没有人会料到这样。革命者李稀有也没有料到。一个团的人马呀，居然没有一个人不掉泪的——但是，那个夜晚的确发生了。虽然孩子不是女人自己亲生的孩子，但是，她那撕肝裂肺的哭声，却把那些走了天涯见了世面的男人们的心，哭得在革命的道路上直摇晃。
那是真正的哭。
男人的哭声在那长征的夜空里，显得格外的悲壮与惨烈。
问题其实不在女人身上。问题出在过草地时，张国焘的部队要与中央搞分裂，于是这支多灾多难的部队三过草地，数过雪山。当张国焘带领的十万大军与一方面军会师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支缺衣少粮的仅有一万余人的队伍，于是，他的野心和目光便又无限地放大，像那茫茫无际而又辽阔的草原。
四方面军改变了行军方向。
李稀有问：“我们不为什么不按中央确定的路线前进？”
无数个四方面军的战士都这样问过。但有了白雀园肃反的悲剧和无数次清党的痛苦记忆，他们的问号化作了沉默。
他不过只是一个团长。连中央的命令都被张国焘当做耳边风，更别说区区一个团长的话了。于是，李稀有只好服从命令，在那劫难重重的草地上来来回回。那时，他还不认识我的曾外祖父，不知道这支军队中，有一家人，在命中要与他发生亲戚关系。他们只看到，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倒在草地与雪山上。
方面军中开始有人呐喊：“我们为什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你们看看死了多少人了？多少条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生命啊，就这样毁了，没了……”
你们看看吧，那些革命者——他们不是死在战场上，不是死在战斗中，那么多坚定的乐观的革命者，仅仅因为党内个人的争权夺利，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无数的革命者不再做沉默的羔羊任人宰割。于是，如日中天的张国焘一声令下，又是许多人头落地。像所谓的AB团一样，一个战士被拉了出去，又一个战士被拉了出去……
所有可疑的、所有说过话的、所有“不坚定”的人，统统杀掉——无边的草地，皑皑的雪山，阴冷的风吹过了一阵又一阵。
他们想反抗，但无力。长期的革命斗争，不仅是和蒋介石斗，和日本人斗，还和内部的人斗，他们特别害怕保卫局的人突然点到自己的名字……
终于，有一天轮到她了。
这个团中唯一的一个女人，这个随军后像男人一样的战士，竟然被当做“可疑”的人要抓起来杀掉。
革命者李稀有看到了。在他们把她绑上之时，他刚好骑着马从总部归来。
他看到了她流泪的眼睛。但她没有哭，也没有叫喊。死的人太多了，死得让人麻木。这个在几个月前还是老百姓的女人，亲眼见证了革命的残酷。
“放了她！”
李稀有团长说。
保卫局的人站住了。他们都听说过这个团长的厉害，打起仗来，不要命啊。
“可是……”他们嗫嚅着。
“她是一个女人，放了她！”他的口气不容置疑。
“可是……”
“我保证，放了她。”他恶狠狠地说。
那些人还在迟疑。
他拔出枪来。那些人害怕了。就是张国焘，也对这员虎将礼让三分呢，别看他只是一个团长。
革命者李稀有以坚定的口气再次说：“这是我的女人，谁毙她我杀了谁！”
他们低头俯耳议了一阵。
“李团长，真的是你的女人吗？”
“是的。”他的回答非常坚定。
他们又低头交耳一阵，终于给她松了绑。
那天夜里，女人自动搬进了他的帐篷。
虽然，我们不知道那天夜里，这个草地之夜是怎样的惊天动地，但我们相信，那个夜晚草地的月光肯定不再清冷，草地的露珠肯定不再摇曳，草地的枪声甚至连战友们的脚步声都不会太重。有关那一夜的种种传说，让我们懂得了一个黄安男人的英雄气概。黄安人就是那样敢爱，敢恨。
对于革命者李稀有来说，这是他生活中出现的第二个女人。
命运在苍茫的革命途中，好像对他特别的垂顾，但是这种好景经不起风吹雨打，又似海市蜃楼一样短暂。
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女人，在新婚后不久，当张国焘终于服从中央的命令而第三次翻越雪山时，不幸从高高的山上摔了下来，死了。
她死时，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
她肯定想不到，在短暂的人生中，还有那样美好的故事。她也把这美好，留在那个团队每个战士的心里，留在了革命者李稀有那狼一般的呜咽声中。多少的生死，已使得这些革命者的心，变得像钢一样强硬。
四
现在该讲讲本吴庄西边的革命者了。本吴庄的西边破破烂烂，从屋子外面的墙壁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西边过去都属于穷人区。我小时的印象，穷人的活法与富人的活法，那就是穿布鞋与穿草鞋的关系，吃谷与吃糠的关系，住草棚与住瓦房的关系。
按说，穷人与革命都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但历史在本吴庄出现了转折：西边最穷的那些人，居然是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多！
翻开黄安的历史，再往前点看，在革命烈士张南一的眼里，他为发展革命力量而打鼓说书时，用的词可能更为确切：
有贫农坐田埂自思自叹，
叹只叹我穷人缺吃少穿。
天地间应该是人人平等，
为什么他该富我该受贫？
那富人他说是命中注定，
又说是坟山好风水凑成。
我穷人做苦工日夜不睡，
倒转来衣食住都不如人。
劝大家切不要被人蒙哄，
全都是剥削者一手造成。
这个坚强的革命者，被国民党的部队捉到时，被国民党割了耳朵，挖出了舌头，剖了胸膛，他还是要革命。国民党的部队拿他没法，只有将他在七里坪镇边的河滩上活埋。许多年后，我来到那个河滩，只看到一个小石碑前，立着他的介绍。如果不是人们提到，很难想象黄安还有这样的革命者。我站在那儿，看着不语的河水，静静地向南流去。
与他同期革命的，还有黄安县桃花乡的地主伢王秀松。在这个坚定的革命者眼里，穷人是那样令人伤心：
穷人实可怜，
缺油又缺盐，
勤扒加苦做，
无吃又少穿。
日子似黄连。
叫声我姐妹，
不要把急着。
黑暗地狱努力来打破，
再走光明路，
姐妹才能快乐。
姐妹要同心，
同把政权争，
夺取政权解放姐妹们，
一切都有份，
万恶封建肃清。
热血尽染丛林，
青春化作红泥。
这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革命者，首先是像我们村李登高那样革自己家庭的命，最后却死在革命的路上，今天的人们提起他来，只有老人叹息，年轻人基本一无所知。
很难想象，我们黄安那样一块山不高、树不密、水不长的地方，革命的氛围居然是如此热烈。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曾多次到我母亲舅舅家里去时的情景：我坐在他的怀里，看他用手摸自己身上未取出的弹片，一边摸一边笑着拉我的手，让我也摸摸。我摸着那硬邦邦的东西，突然感到特别害怕，觉得有鬼在他肚子里存着，我吓得直哭，而他，居然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我于是觉得，我们黄安人真的不怕死。
西边的革命者，也没有活着回来的。他们少数人在参加共产党革命的同时，与东头和南边的不同是：一家人既有参加共产党的，也有参加国民党的；参加共产党的少，参加国民党的多。正因为如此，革命胜利后搞运动时，我爷爷李成和在无数次接受批斗的同时，偶尔也有西边的人参加陪斗。
这个人，一般是我同学李晓光的父亲。
李晓光的二爷爷一九四九年以前去了台湾，有了这一层关系，他父亲李红旗便没有好果子吃。
母亲说，李晓光的爷爷也是弟兄两个，一个叫李宝山，一个叫李宝玉。他们与李晓光的曾祖母一起艰难度日，但西边穷人的生活太苦了，他们便决定去参军。那时，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在经历了黄安连续几场恶战之后，暂时处于低潮，大部分撤出黄安，不知到了哪里；留在山上打游击的，也不易见到。而国民党的部队，害怕共产党又回来发展人马，便四处抓壮丁。
李宝山的母亲常常哭：“伢啊，去找队伍吧，队伍上有饭吃……”
兄弟两个听母亲这样哭得多了，竟然真的瞒着母亲，偷偷地上路出去找队伍了。
他们被国民党的团丁四处拦截。结果，在寻找红军的路上，一个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个千辛万苦才找到了游击队。
我六叔是村庄的活历史。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回到故乡探家时，六叔对我讲，找到游击的是李晓光的大爷爷李宝山。这个人参加革命后进步很快，参加了多次反围剿斗争，出生入死，很快干到了团长，是革命的大功臣。而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的是李晓光的二爷爷李宝玉，那时他还不到十五岁，先是在国民党的部队里烧火做饭，后来当了一个师长的马夫，再后来当了排长，一直干到了国民党部队的旅长。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全面溃败，李宝玉被挟持运到台湾，最后还干到了少将副军长。
兄弟两个，就这样踏上各自革命的征途。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两个孩子走后，李晓光的曾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为了找到儿子，她开始踏上了讨饭的漫漫历程。有人说，两个孩子早饿死了，她不相信，她一定要找到他们。
我们不知道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这位可怜的母亲是如何躲过地主家的狗和土匪流氓的枪的，有几年，村子里的人们都快把她忘记了。她不但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反而流落在外，瞎了双眼，走不回来……
终于有一天，我的曾祖父李光天在武汉的一条江边，带着我年轻的爷爷李成和准备坐船过江时，突然看到坐在地上一个要饭的人很面熟。他停在那里，仔细地看。
看了半天，李光天问：“大嫂是哪里的？”
那个衣衫褴褛的妇女不答。好像觉得没有人会问起她。
李光天又问：“是宝山娘不？”
话音刚落，我爷爷李成和听到了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哭。这个女人紧紧抓住李光天的手：“你，你是哪个啊……”
李光天的眼迅速湿润了。
他说：“我是李光天。”
那个女人一声长嚎。她抱住我曾祖父李光天的脚，哭得岔了气。
我的曾祖父这才知道，李宝山的娘眼睛瞎了。他后来还知道，为了找到自己的两个儿子，李宝山的母亲走遍了整个湖北。中间，她遭遇过乡间的团丁的侮辱，遭遇过土匪的欺凌，遭遇过饥饿的折磨，遭遇过狗咬虫叮……
一个乡间的女人，只有哭。
在这样的日子里，这个女人只有哭，终于有一天把眼睛哭得看不见了。此时要还乡，是何等难啊。她被人贩子贱卖到汉口，不久又被人扫地出门，靠乞讨度日……
李光天当即准备把她带回本吴庄去。他给她买了几件像样的衣服，让我爷爷李成和背着，一路通过了不少关口，终于把她运回了本吴庄。
李晓光的曾祖母回到本吴庄时，哭得整个村庄都地动山摇，哭得村庄的女人都泪流满面。此时，她已离开家乡整整八年了。
八年后的本吴庄，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对于李宝山和李宝玉，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那时，革命的力量在黄安城此消彼长。一会儿是共产党的部队占上风，一会儿是国民党的力量占了优势。革命像墙头的草一样，摇摇摆摆，晃晃悠悠。
我六叔谈起这些事时，一边讲一边叹息。
他说，终于有一天，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李晓光的两个爷爷，同时出现在一个战场上。
按我六叔的讲法，是已成为大别山区新五师红军队伍中一名副团长的李宝山，居然在同一次战斗中，看清了对手是身为连长的李宝玉。
李宝山喊：“宝玉！”
李宝玉举着枪，惊住了。
当他看清对面是他的哥哥时，他不敢叫。因为他身后是国民党的许多上级，许多兵。
李宝山还在喊：“宝玉！宝玉！我是宝山！”
李宝玉还是不回答。当泪水从他眼中流出来时，他的枪开始朝天放。
最后，这对分别了多年的兄弟，就这样在战场上匆匆见了一面。见面时他们各为其主，分手后他们各自天涯。
李宝玉一直没有回到本吴庄来，倒是李宝山，在有一天的夜半里摸黑回家。
他没有见到他的大。
他的娘那时出去寻找他们了。李宝山哭了一场，又跟着队伍走了。
许多年过去后，在我曾祖父把李宝山的娘带回本吴庄，革命又发生了许多改变时，突然有一天，几个身着便衣的人，带着一个孩子来到了我们村子。
他们找到了李宝山的娘。李宝山的娘那时白发苍苍，耳朵不好使。眼瞎加上耳聋，老太太的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
来的人是红军留下的地方武装。他们带回了李宝山的骨灰盒，还有一个不到两岁的男孩子。
那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很少。我曾祖父李光天已经死了，我爷爷李成和与村子里的几个说得上话的长辈，一起作为村庄的代表接待了他们。
队伍上来的人说：“李宝山同志为革命牺牲了。”
他们又说：“这个伢，是李宝山的骨肉。”
我爷爷非常奇怪地问：“他有细伢了啊？”
队伍上来的人说：“他在革命队伍里结了婚，生下孩子后，女人由于根据地条件太差，死于咯血。”
他们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后，国民党的大部队要围剿中原。中原的部队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转移。结果，新五师在向北突破包围圈的过程中，李宝山战死。后来，一个老队员冒死找到了李宝山，他还活着一口气，对老队员说：“把我的儿子送回黄安县的本吴庄吧，听说我母亲还活着，把孩子送回去陪着她吧……”
战争是残酷的，它远不如今天我们看电影时那么浪漫。中原突围的负责人李先念听说这件事后，想起自己参加革命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母亲，一时悲恸之心大起，决定派人冒着千难万险把小孩送回来，让地方的武装负责把孩子安顿好。地方上的武装找了好长时间，几经打听，才得知李宝山的娘真的还活着，就把孩子送回来了。
这个孩子，便是我小学同学李晓光的父亲李红旗。
队伍上的人没有讲李宝山是怎么战死的。但李红旗就这样突然空降到本吴庄来了。可怜李宝山的老娘，又聋又瞎，拉扯着孩子，非常不容易。幸亏我们本吴庄是一片革命的热土，在大家的帮忙下，这个孩子最后总算是活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