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称张抗抗为抗抗姐，和她认识多年，真正熟悉起来却是近几年的事。每次我给她打电话都是假装“闲扯”，然后我作为正式“采访”见报。每次她给我发邮件都已近凌晨，然后我回复是：半夜三更，请暂停“作”息。最近两年，她很少出来参加活动，据说是躲在家里“作”长篇呢。每次想到抗抗姐，就让我想到广大“作女”们最常见的表现：冰冷的嘴，火热的心。
张抗抗嘴冷心热，这一点我是看在眼里的。不说她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每年“两会”总有直击事态要害、为民请命以及发展文化事业的提案。也不说汶川地震那时候，她自觉的公民意识和救助灾民的具体行动，就是她以作家身份多次参加会议的秉直发言和大胆建议，在坊间也早已并非新闻。我曾嘲笑她：以你这热肠热肚、不厌其烦管闲事的超人精力，说你真能“作”不算夸张，而且还是“高龄作女”。
二十年前，有一位在张抗抗邻居家做水暖的青年民工，出出进进认识了她。这个民工酷爱读书，忙里偷闲总爱和这位作家大姐“唠嗑”。把自己肚里早存的、嘴巴里现嚼的、耳朵里刚听的，还有一个小爷们儿对苦对乐对未来的念想，都向张姐抖落。张抗抗后来以他的故事为原形，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工作人》。这大概可以算得上作家中较早“关注底层”的作品了。在张抗抗的鼓励下，这小子在工友们做梦娶媳妇的时候，生生“划拉”出了一篇又一篇他和周围那些苦哥们儿的生活群像。张抗抗又热心帮他推荐发表。如今，这哥们儿已经回到自己家乡，出版了作品集，开始从事文化工作了。
张抗抗是杭州人，但在北方待久了，说话也京腔京韵，尤其当她发表一些批评意见时，北方人的豪爽之气就会洋溢在眉宇之间，不含蓄委婉，针锋相对，毫无虚与委蛇之意。她还没当中国作协副主席前的一次全委会上，有位副主席提出一个话题，张抗抗当时就据理反驳，不管那人在主席台上怎么想，也不管在座的当事人怎么看她，直通通地表明了反对态度。当时很多人误以为她和那位副主席或有芥蒂，所以不留情面。后来听说，他们是鲁院的老同学，个人关系相当好。只是遇上了在她看来是“原则性”的问题，所以不可通融。想必那位学兄早已领教过她的“作”法，出了会场就免了“恩仇”。可见她的“作”是从当年鲁院学习时，甚至更早的文学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会后我曾欣喜地对她说：作姐，我是从心里佩服你敢“作”。可你也别装傻充愣呀？她一脸正气地回答我说：我不是装傻，是真傻。
张抗抗的成名作是一九七九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爱的权利》，这篇小说对于我们这批长期受到思想桎梏，必须掩饰“心如蝶舞”的一代人来说，像特赦的囚犯得到了自由。记得我当时特别兴奋地向我妈妈推荐这部小说，说张抗抗给了我们思想、生活、爱情重新开始的权利。我妈立马说：这小说让你什么都换新的啦？哪天你也把你妈也换个新的吧？我想了半天冲她说：换你，是老爸的事儿，和我无关。这个回答让我至今想来都窃笑，连我这温良贤淑的妈也跟着张抗抗“作”了一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洁、张抗抗、张辛欣“三张”的作品成为热爱文学的人耳熟能详又争论不休的话题。“三张”用她们特有的敏感和表达方式，展现了女性主义理论尚未被“引进”中国之前的早期“女性立场”。张抗抗小说《北极光》的发表在当时就曾产生广泛影响，引起热烈争论，甚至尖锐批评。女性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而作女张抗抗这只出头鸟，被枪打是该着的。
我说张抗抗是只鸟，经常被“枪”瞄着，她却不以为然，照“作”不误。八十年代中期，她又“作”巴出一部长篇——《隐形伴侣》，在这次重要的文本实验中。她几乎全方位试用了现代心理小说的种种技法。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她刚出版了一部严肃悲壮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又迅速一个华丽转身，写出唯美至爱的长篇小说《情爱画廊》，两部作品反差之大，令人咋舌。我曾和朋友聊起，说她是最早尝试进入“市场”的作家，上网一搜，就看到她自己原来早有话在那儿摆着。她说，作家要敢于面对市场，但不能丧失“立场”。这么一说，我倒是明白了几分：出头的鸟也是先飞起来才被枪打的。
每次得空和她聊天，她都阳光灿烂得跟不知愁滋味的“少年”似的，也从未见她背后家长里短说人是非。相处时问长了，发现她这人貌似清高，其实特好相处，没有女人通常的那种狭隘心理，为人为友包容性挺强。我终于认识到，原来她是那种只顾埋头“作”自己，没工夫去“作”别人、危害性较小的“作女”。
《张抗抗散文》是她在好几年前的一个“全国读书日”活动中送给我的，也是她获鲁迅文学奖的那一本。那天她和梁晓声被“组委会”生拉硬拽一起朗诵了这部散文集中的一篇小文。朗诵水平一般，可贵的是敢于上台。人家梁晓声顺手把美女献的花献给了我，张抗抗也转手想给我。我说：花，有一束足够。对你这本散文集有两个选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卖给我，或拱手相送，你择其一。张抗抗立即一手花一手书都给了我，让不知情的记者们以为我是张抗抗呢。
张抗抗的散文文字优美，而她的大量随笔，却是另一种冷峻忧思的风格。散文和随笔并行不悖，无论是取材还是文体，都呈现出一种变化中的丰富性，好看耐读，很受读者喜爱。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苏醒的母亲》，更让我感觉到她的“恋母情结”。张抗抗与母亲的生命血肉相连，娘儿俩都与时代的命运魂魄相关。她为了探望并照顾年迈的母亲，一年总会去杭州跑上几趟。我说，你的日子挂着两头儿，这头儿是“狼”，那头儿是娘。还有前些年她那篇随笔《无法抚慰的岁月》，至今让我想起来就“揪心”。她一系列具有深刻反思意识的“知青”题材作品，之于我而言，很难用来“疗伤”，在我眼里那永远是一把往伤口上撒的盐。
这几年，我们若是赶上一起到外地开会。我总是强烈要求她陪我去逛街。每次她都颇有奉陪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据她说自己平日里没有时间逛街，亟须恶补。几次下来，发现她果然一逛街就“作”性大发，不把各家商店走遍决不罢休，“作”劲十足而收效甚微。一次在某个江南小城，她提议当晚逛了商店可私下去二人晚餐，并神秘兮兮地透露该城盛产清明前长江涸游刀鱼，其味鲜美无比。夜幕之下，我和她走遍半个小城，眼巴巴进出餐馆无数，她不是嫌这家情调不足，便是那家风味不对，好容易两全其美了，却偏偏没有刀鱼供应。我已经累得两腿抽筋，说咱将就吃碗面条行啦，她仍非要坚持把刀鱼进行到底。兜了一大圈，眼看即将重新回到自己住的宾馆门前，她终于发现一家极简小馆，竟然有清蒸刀鱼，喜出望外扑将进去。待那刀鱼千呼万唤上得桌来，但见两条细短瘦鱼，其味如长满细刺的豆腐。我是被她寻找刀鱼“作”得吃不出啥味道了，而她面露喜色，心满意足而归。从那次，我算领略了“作女”的日常习性：因追求完美而“作”而累，应是她命中注定。因此，我总拿她“作”的事迹当歌儿唱，她反唇相讥说：殷红才是个“作女”呢。我自叹不如，心里倒是生出几分好奇，问她在自己家里该是怎么个“作”法儿？谁敢把“作女”娶回家？她只呵呵一笑说：你真不知道啊？其实我早已在作品里把“作”劲儿都释放完了，平常日子，跟平常人一样平常着过呗。
我原以为“作女”，都是我这种“生猛海鲜”，张牙舞爪。却原来，“作”也分好多种呢。有明“作”的，有暗“作”的，有蔫“作”的，有狂“作”的，有间歇性的，有持续性的。张抗抗在书中让别人“作狂”，自己却是刚柔兼济，从容不迫地“作”并思考着。这不，深更半夜叉来邮件了。其实我知道她的新长篇小说初稿早就写完了，估计目前正处于自己作践自己的大修大改阶段。她这种人啊，是在写作中方能苦中“作”乐，期待她的新书能“作”出新的风貌和品质。我回信给她：继续“作”吧，你这样的作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