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材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比如“鲁迅为什么不写故宫”？故宫就在北京，就在离鲁迅工作不远的地方，为什么不写？这个问题好像以前还没有人研究过。晶明不仅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把这个问题解答得相当清楚，还触及这个问题背后与鲁迅精神有关的一些关键元素。
原来，鲁迅曾多次到过故宫，但主要是去整理德国商人俱乐部“德华总会”的藏书。德国在欧战中战败，中国是“战胜国”，上海德国商人俱乐部所藏德、俄、英、法、日等文书籍由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作为战利品所接收，堆放在故宫午门楼上，由学者们进行分类、整理。
鲁迅参加了这项工作，负责审阅德、俄文书籍。鲁迅德文很好，他在那一大堆书中淘到一本德国S.布果夫和A.比拉尔特合译的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短篇小说集，很快就把其中一个中篇《工人绥惠略夫》翻出来，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不久又出了单行本。这本书的翻译给二十年代鲁迅反思自己思想提供了一个原点。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次重要谈话，还是以这本书为起点，可见它的重要性。
此外，《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还证明了鲁迅自己的一个说法：“文学革命”初期鲁迅之所以迫不得已写小说，是因为住在绍兴会馆，想弄翻译，却没有理想的原著。尽管如此，鲁迅还是非常重视翻译，好不容易在故宫午门楼上几千本书里淘到这一本《工人绥惠略夫》，就赶紧翻出来，还由此找到不断反思和谈论自己的一个话题：“工人绥惠略夫”怎样从“爱人”“关心社会”一变而成为“憎人”和向整个社会复仇？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启示？
这只是一个例子，但也由此可见晶明收在这本书里的“随笔”是真正的“学术随笔”。他确实也在描述鲁迅的“人间味”，但他理解的“人间味”并没有把鲁迅的价值冲淡，反而让你感到这才是真正的鲁迅。
阎晶明：我觉得我和专业学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郜老师他看到的是背后的学术含量，我看到的就是鲁迅为什么不写故宫。我在《文艺报》工作的时候，跟故宫博物院的常务副院长有过交流，说：不如请几位中国作家来看一下故宫，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写一下。这个想法很好，于是我们就请了莫言、叶广芩等十几位著名作家。参观完以后，故宫博物院要求写故宫，但后来作家们大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我作为一个组织者最后组稿不力，很难为情的，就想干脆自己也写一篇吧。其实参观过程中我都是走，并没有看到什么，想到了“鲁迅为什么不写故宫”这个题目，当时觉得题目虽然是虚拟的，但我预感到这个话题是成立的。我们知道，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很严厉，但事实上，他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在教育部虽然是公务员，但他经常去琉璃厂，这当然跟他的个人兴趣有关。但是你会发现他基本上不怎么去故宫，他很愿意到琉璃厂看民间的、野的、杂的那些古玩。当然我就用元宝刚才那个说法，我把它跟鲁迅对于皇权、王朝这些东西相关联。其实我那个材料很简单，就来自《鲁迅全集》，鲁迅有一句话：只要在中国沾到一个“宫”字，那么它立刻就身价翻倍了。他说他看到了很多人拿木棍在麻袋里将各种文物捞出来，然后乱翻。但是鲁迅作为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只取了一本德文书，对这部书做了翻译。这就是鲁迅，他还是和普通人不一样，和一般的文化人也不一样。他认为那本书特别适合当时的社会需求，特别希望当时的中国人去阅读。这也是鲁迅精神的一个旁证，我也因此写了这篇文章。其实就那么一点点感受，这也是我写作这本书所追求的。我特别想找到一些既有文章可以印证、又是文章之外可以呼应的发现，从中可以看出鲁迅行为和做人的方式，还能够看出一个时代，特别是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学术随笔，不管是偏学术还是偏随笔，总之我们的努力都是希望鲁迅的形象可以丰富立体地塑造起来。
主持人：阎老师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面说到，我们对于鲁迅其实是有责任的。对于鲁迅，我们有些东西没有做到没有挖掘出来，也还没有去更好的领会和理解鲁迅，我们对鲁迅有学术上的责任。另外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将他推广到更广大的民众中去，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到鲁迅的精神，继而能够把鲁迅的这种精神推而广之，让更多的人去理解鲁迅。这个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希望，希望能够达到鲁迅一直期望的塑造国民性格。这两方面其实是有点冲突的，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么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