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文坛》2014年第01期
栏目：打捞历史
1980年第3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双月刊）发表叶永义的《怎样看待西方现代派文学？》，引发了一场“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在新时期的初始阶段，现代派思潮的兴起，主要是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出现于文坛的时间，则稍稍往后一点。《怎样看待西方现代派文学？》这样的命题，其实是文坛上求变革，希望从传统意识和思维定势中突围出来的一个理论选择，哪知道，《外国文学研究》的这个讨论，并没有越出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圈子，在相对比较活跃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圈子里没有得到较多的关注，因而也就没有发生较大的影响。客观地说，这也与中国作家队伍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作家大多不懂外语，与外国作家交往靠翻译，读外国文学作品靠译本，理论就更不用说了。
1981年的9月，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高行健写了一本题名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作者请老作家、老翻译家叶君健写的序。序言给这本小册子增色不少，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高行健其人其作受到文学界的刮目相看。文学界，主要是创作界，在《苦恋》事件后，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苦闷期，许多作家的思想是混乱的，苦闷的，其创作，总体说来变得暗淡了，平庸了。作家们都想走出困境，却没有找到突破口。高行健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尽管与《外国文学研究》所倡导的现代派文学讨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所提供的“现代小说”的观念和写作技巧，却适应了渴望从西方文学中寻找出路的青年作家的需要。
《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为了结束这场长达一年多、而又多少有点儿自说自话式的讨论，在1982年第2期（4月出版）上发表了老作家、老翻译家徐迟撰写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徐文一出来，打破了寂寞，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其所以引起热议，是因为作者很直白地把现代派和现代化直接联系了起来，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文学的现代派，而我们的社会是一定要走现代化道路的，那么，现代派也就将会取代我们一向提倡和坚持的现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而成为我国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徐迟的这篇文章，有意无意地让他一下子扮演了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上现代派浪潮之后、在80年代历史新时期出现的又一波现代派文学浪潮的首领人物。
高行健的小册子引起了王蒙的注意。他于1981年12月23日给高行健写了一封信谈他的读后感。这封信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学季刊《小说界》1982年第2期（5月出版）上，对作者关于小说技巧和形式的阐述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你的书是非常有趣、有益、有启发性的，虽然我可以预料，它将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
1982年7月28日，我所供职的《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组长以上会议，研究第十期的选题内容时，我们已经注意到并提出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应予评论。唐因说：“什么是文学的现代化？高行健所阐述的现代化的概念是混乱的。他认为，过去的文学是蒸汽机车，现在的文学是航天飞机！鲁迅、巴尔扎克等是小毛驴！他离开了内容谈技巧，孤立地谈技巧。在他的小说理论中，主张写感性情绪，不需要经过理性过滤，平淡的生活中自有抽象的哲理。主张作家不用研究生活的真实的矛盾，只要抓住几个寓意就够了。这显然是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中拿来的观点。”党的十二大召开在即，编辑部经过多次酝酿，到了8月，已逐步形成了一个意向性的意见，要在刊物上开展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并责成理论组就30年代文学中的现代派和几十年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斗争史加以研究，整理材料，为开展讨论的准备。
未久，《上海文学》于1982年第8期发表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和《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这三篇被誉为“寂寞空旷的天空”中大的或小的、漂亮的或“难称漂亮”的“风筝”的书信体的文章，骤然把文学的现代派问题升温为1982年中国文坛的热点。
党的十二大即将召开，在中宣部那里，把批评现代派列入了文艺界和文艺报刊宣传党的十二大的重要内容。9月3日唐因传达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的布置：“最近提倡现代派的同志，是理直气壮，充满激情的。文艺界在这个问题上开展一场辩论，是不可避免的了。提倡现代派，实质上是离开‘二为’，离开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在西方思潮面前解除武装。”
党的十二大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代表中央作报告。该报告明确规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制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制定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方针，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时值党的十二大前后，在中央“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的方针、全党全国大力宣传的政治形势下，《上海文学》发表这三篇提倡现代派的文章，把文学家们的目光引导到关注现代派上，实在并非明智之举。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在报刊上，批评者有之，赞同者亦有之，在文学界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和立场。而在私下里，至少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决策者中间，在现代派问题上的态度和举措上的分歧，尤其令人瞩目。
综览这个阶段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学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章，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主题或声音。党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论题集中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上，约略计有：《人民日报》于8月25日发表了胡采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8月29日发表了贺敬之的《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人民日报》于9月1日发表了陈涌的《文艺评论工作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光明日报》于同日发表了郑伯农的《要研究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发展规律》。《人民日报》于10月13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发挥文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和李基凯的《塑造艺术典型的原则不能动摇》，对一些作家评论家轻视文化的作用和对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及外来影响一味推崇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一周后，《人民日报》又于10月20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而在文学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则大都与上述《上海文学》的三个“风筝”的通信和徐迟、叶君健提倡现代派的文章讨论和争鸣的。上海《文学报》10月14日发表了外国文学研究者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是与非》；11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1期发表了理迪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光明日报》12月30日发表了袁可嘉的《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上海文学》第12期发表了陈丹晨的《现代派与中国文学——致冯骥才同志的信》。转过年来，《文艺报》1983年第2期上发表了李准的《现代派与现代化有必然联系吗？》；甘肃《当代文艺思潮》于1983年第1期发表了刘锡诚的《关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辩难》；等等。
现代派问题在文学界的升温，涉及了、或者说冲击了所有的文学艺术领域。10月15日起持续三天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在西苑饭店召开。15日上午，由翻译家、电影评论家邵牧君发言，讲题为现代主义电影问题。下午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发言，讲题是美术领域里的现代派思潮。16日上午，由外国文学研究家袁可嘉发言，讲题为西方现代派。下午由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陈冰夷发言，讲题为现代派在苏联。17日上午，由甘肃《当代文艺思潮》杂志主编谢昌余发言，内容是现代派思潮产生的根源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天津文学》副主编金梅发言，讲题是文学界的“名气危机”，揭露有些青年作家忙于出入于宴会，住高级宾馆，游走于庐山、北戴河等，导致文学创作陷入低落；中宣部文艺局理论处长徐非光发言，主题是讲现代主义是病态的文学、世纪末的文学；重庆《红岩》杂志主编张胜泽发言，讲现在文坛上灰色的东西所以多了，盖来源于现代派思潮的影响所致。总体看来，这是一个学术性比较浓的会议，虽然也有对文坛现状的批评和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