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呢，阿满落到这步田地，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阿满心里始终不平衡，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20世纪70年代，不满20岁的阿满应征入伍，来到北京郊区的山沟里当兵。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刚结束，阿满等三十几个老乡被分配到某团的一个技术连队。一天，吃过早饭，新兵集合，说是分配工作。连长看看手里的新兵名单，然后扫大家一眼，挺挺胸脯，双手背在身后，声音很洪亮地说，谁愿意去炊事班？开始新兵们都一惊，而后面面相觑，谁都不吭声。连长提高嗓门，又重复了一遍，像是有些生气的样子。阿满想，去炊事班好，去炊事班起码能吃饱饭。阿满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大山里，家里姊妹多，穷，连饭都吃不饱。阿满当兵的最高理想，一是能吃饱肚子，二是弄好了糊弄个媳妇回来。
阿满这么想着就想举手，站在他身后的刘军生用脚踢了一下阿满，意思是别举手。阿满和刘军生是一个村的，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但刘军生天生脑子灵活，好使，他心里向着阿满呢。可阿满继续想着“起码能吃饱饭”的想法，就大声说，报告连长，我愿意。连长扬起脖子，却看不见站在最后一排个子很矮的阿满，连长说，出列！阿满跑步到了队前，立正，敬礼。连长笑了，拍拍阿满瘦弱的肩膀，竖起大拇指说，好样的！然后一摆头，示意站在一旁的炊事班长把阿满带走。就这样，其他老乡有的学开车，有的学无线电，有的学汽车修理，唯独阿满去炊事班做饭了。
到了第二年，让阿满去种菜，阿满二话不说就去种菜。到了第三年，又让阿满去喂猪，阿满二话不说就去喂猪。由于阿满服从分配，任劳任怨，干一行爱一行，成绩突出，被连里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不久，又被团里师里树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一时阿满出名了，阿满红了，甚至红得发紫。于是，阿满今天在这个团作报告，明天在那个师作报告。与此同时，阿满先是入了党，紧接着阿满提干的请示也报到团里。
可突然的一件事却使阿满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这天下午，为欢迎阿满从师里作先进事迹报告回来，全连集合，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在欢迎仪式结束时，已代理连司务长的刘军生向连长建议：明天杀两头猪搞一次会餐，约请师团领导参加，以示庆祝，并可提高我们团的知名度。连长竖起大拇指，当即表扬了刘军生，说刘军生为连队建设想得很周到，应该受到表扬。
第二天一大早，几个战士要到猪圈捉猪，被阿满拦住了，他说，猪不够斤秤，不能杀。几个战士很为难，其中一个说，司务长都同意，你不同意？阿满说，就是连长同意我也不同意。正在僵持着，刘军生来了。刘军生看着在猪圈旁站着的几个战士就来了气，他大声喊道，还愣着干啥？捉猪！阿满上前一步推开那几个战士，冲着刘军生说，猪不够斤秤，不能杀！刘军生说，杀不杀不是你说了算。杀！阿满说，不能杀！要杀，除非你先把我杀了。刘军生再没说什么，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胳膊拧不过大腿。凭刘军生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连长。结果还是杀了两头猪，杀了不够斤秤的那两头猪。阿满有苦难言，气得一天没吃饭，晚上悄悄跑到连里菜地边上哭了，直到熄灯号吹了半天才回去睡觉。阿满没办法，阿满没决定权。他恨透了刘军生。
可当天夜里不知什么原因，放在食堂的猪肉丢了几斤。连长急了，找到刘军生问是怎么回事。刘军生说，没发现什么可疑情况。不过有人说，熄灯号响了半天阿满还没回来睡觉。于是，连长立刻把阿满叫来。连长讲了很多大道理小道理，又是启发又是吓唬的，可阿满就是两个字，没有。连长就找指导员商量。指导员说，必须把事情压下来。阿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为连队争了光，事情捅出去，对他对你对我都没好处。他们都明白，一旦阿满的典型树牢固了，他俩提升的时间就为期不远了。他们都等着家属随军呢。指导员继续说，如果我们把阿满处理了，阿满就完了，我们也脱不了干系。再说了，还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发展。于是，连长点点头，同意了指导员的意见。
会餐的时候，师团领导一个没来，只来了团政治处一名王干事，并带来了一封揭发信。揭发信上说，是阿满偷了连队的猪肉。王干事说，阿满已成了师里树的先进典型，弄不好会影响我们团的声誉，如何处理这件事你们要慎重考虑。不过，阿满提干的事也只能暂时放一放了。
就这样，在之后的几年里，阿满的老乡们该提干的提干，该退伍的退伍，而阿满却转成了军工。按说，转军工是件好事，是对他过去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好事。可阿满不这么想，他觉得别人能当干部，自己为啥不能当干部，他怀疑是刘军生给他使了坏，他恨刘军生，恨得牙根子疼。
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老乡们的命运各有所归。有的老乡复员转业回到地方发了大财，成了大老板。有的留在部队当了大官，都扛上两杠三个星、四个星的了，有的还成了他的首长。刘军生也当上了师长，甚至还有一个老乡成了将军，而阿满刚满50岁却以军工的身份提前退休了。阿满心里更不平衡，他总觉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他想，如果我提了干部，混到现在不是师级起码也是个团级，可现在自己就是个普通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满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不平衡的心理也慢慢淡漠了。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也就是这样了，他认了。想当初，自己是抱着“吃饱饭就行”的心理去当兵的，如今尽管自己只是转了个工人，可也留在了北京这个大城市了。每次回老家，乡亲们都羡慕自己呢，他们夸自己有能耐，父母也自豪得不行。阿满这么一想，心里也会生出一些小小的满足。每逢此时，阿满就安慰自己说，管他呢，该死屌朝上，人早晚是个死，大家最终的结果都一样，爱谁谁。说是这么说，可日子过起来不容易，天天要花钱，天天要吃饭，天天要穿衣，更重要的是，人要脸，树要皮，低头不见抬头见，脸面重要啊。阿满心里一直就这么难受着，除了当年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时候风光过一段，以后从来没有风光过，也找不到风光的机会。阿满把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更使阿满不能接受的是，自他退休之后，人们更看不起他了。别说当大官的老乡，就是一些年轻军官，甚至那些军官的孩子也不拿他当回事。懂事的，叫一声老某某，孩子们叫一声大大。不懂事的连理都不理，就当你不存在似的。他看到那些新兵们、年轻的军官们、老乡的下级们，见了当大官的老乡不是敬礼，就是喊首长，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像老鼠见了猫似的，也像是他爹他妈似的。每逢看到这样的场景，阿满的心里就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他想，相比之下，我呢，我算什么？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一个破工人，穷老百姓。如果我是干部退休的呢？我和我那些当大官的老乡有什么区别呢？一块儿当兵，年龄也差不多。着实说，我起码相当于干部，而且是老干部。阿满这么想着，脸上有了笑容，心里就自然生出一个念头，得让那些年轻的军官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喊我老干部，得让所有的人都叫我老干部，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和他们的首长是一样有水平，一样有能力。之所以我没有像他们首长那么牛逼，是别人使了坏，是我没赶上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