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妈，这样吧，您的事我不会说什么，虽然我内心里不情愿，但我也不会再反对。只一样，那个人是谁，应该要让我们知道吧。就跟您一向教我一样，临出门，得跟家里人交代去处，家里人也好放心。
所有人瞬间都住了嘴，被炭火烧得燥热的客厅陷入一片死寂。我的亲人们也晓得在母亲内心是尖刀子也杀不进去，搭再多的言语也是枉然。而且说来说去，连对方到底是谁都没弄清楚。好比女人怀了别人的孩子，打掉孩子是重点，但把奸夫挖出来同样也是重点。
大家一起的沉默反倒比语言更有力量，母亲感到了些压力。她脱掉了棉袄。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默契地不发出任何声响，都静静等待母亲交代出那个人。过了半晌，母亲说，那人叫周向楚。
这个名字令我的舅舅和姨妈们都惊讶不已，可我的两个姑姑却是一头雾水。但没有关系，我的姑姑们有特工的潜质，她们一定会顺着周向楚这根细藤慢慢去摸索的。我估计不出半个月，我的姑姑就会知道周向楚是我母亲娘家那地方的人，当年从省城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村小学当过老师，教语文也教音乐，“文革”结束后就不知去向了。这人并不算是个人物，而且活到现在也是个正宗老头子。
我很小就听母亲说起过这个人，母亲在音乐舞蹈上的才华全出自这位周老师之手，他教母亲学会了识简谱和拉手风琴，学会了指挥乐队和指挥合唱，学会了唱歌和跳舞。母亲说，周老师为人很温和，很尊重学生，不像别的老师对学生大吼大叫，把学生当成无知的孩子，动不动就体罚辱骂。字里行间一点也听不出母亲与周向楚之间，除了师生情外还夹杂着别的感情，斗转星移，如今我母亲却要与此人结为夫妇。这么多年来，难道母亲的内心除了父亲还一直隐藏着别的男人？我觉得我和我父亲受到了侮辱和欺骗。
一截生炭忽然爆出响来，陈了十多年的炭如今烧起来还是这么热烈，像一段死灰复燃的旧感情。
小姑说，这是大哥在世时买的炭吧。
大姑说，嗯。
我忽然替我的父亲感到愤怒，我将一杯水倒在炭上，“噗”地一声腾起一阵白灰。它们于半空中落下，颜色与形状令我想起了父亲的骨灰。父亲已经灰飞烟灭了，而母亲还是有血有肉的母亲。一个伟人不是说人定胜天么，可人却无法胜过时间。这是多么悲哀却又多么无奈的事情。
我母亲有一副好嗓子，她的歌声像早晨秧苗上映着太阳的露珠，水灵灵、滴溜圆，还带着光芒。小的时候听母亲唱“马儿哎，你慢些走哦慢些走哦”，那声长长的“哎”让我觉得母亲的嘴里有锅麦芽糖，又黏又香又稠又甜，能把人听得定住神。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是整个村子里人气最旺的人家，到了冬季的闲月里，我家的堂屋常常是黑压压坐满一屋人，女人们做针线，男人们搓麻绳。我母亲边做针线边唱歌，唱的是那种有故事情节的鼓词，唱词差不多有小半本书，但她却能一字不落地从头唱到尾。她惊人的记忆力让从小背书为难的我佩服得四脚朝天。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唱的《张百春拜年》，起头是：“春到百花开，草死根还在。人生百岁不再来，男儿赴幽台。人在阳世上，善恶两大行。女学贤德男忠良，万古把名扬。”一句连一句，小河淌水似的。
以前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乡会组织所有小学进行文艺汇演，这是一次公开向乡镇领导和群众亮相的机会，全乡十三所小学都暗暗比拼着。我们村里的小学每年在汇演中的名次都是倒数。在我进了学前班后，一次在学校的操场上随便哼了一段豫剧《花木兰》，“刘大哥讲那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被学校新来的音乐老师听见了，问我谁教的。我说我妈教的。他问我妈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妈是种田的。音乐老师说，能叫你妈妈来一趟学校吗？
自从我妈那一次来了学校后，她就成了我们学校的常客，特别是到了“六一”汇演前的一个月，我妈待在学校操场上的时间比在田地里还多。而我们学校在全乡的文艺汇演从此稳居第一，令其他学校刮目相看。每年的节目中，不是我领头唱歌就是我领头跳舞。我一个小小人儿，头上顶着朵大红花，一边唱一边跳，因为年纪小，还不知羞，表演欲又强，小屁股扭得跟打算盘似的，只要我一出场，底下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就会把巴掌拍肿，为我叫好，他们都会站起来看我。那些年，我也成了乡镇人民眼里的小明星。别的学校的小演员们服装都是统一的，但我们学校的演出服装从来不要求统一。母亲说，都是种田人家的孩子，钱不宽裕，不要为难人家父母拿钱出来做演出服装，节目出彩可以在道具上动心思。比方跳《春天在哪里》时，我母亲就会用皱纹纸做出一朵朵颜色绚烂的花朵，花盘大得跟洗澡盆一样，一上台就把舞台给铺满了。那些花朵打开收拢，收拢又打开，变幻出的造型，令人眼花缭乱。不像别的学校，孩子手里拿着塑料花，举上举下，呆滞又小气。每年演出完后，学校都会给母亲发一套床上用品和一对开水瓶，我们家的开水瓶身上都用白漆写着“一等奖”三个字，这三个字像一张嘴，跟所有的人讲着我母亲的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