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半晌。一直低着头的母亲抬起了头，她说，大妹、小妹，当年搞集体的时候，你们的妈挑着一担松毛跌在水沟里，扑腾半天才爬起来，一身的泥巴，全大队的壮劳力看得哈哈大笑，那个时候有谁看在孤儿寡母的份上恭敬你们了？我嫁进高家，分田到户，屋后的钱家为了多占几分菜园子地，唆使全村所有姓钱的人来家里闹事，把我陪嫁的一张五斗柜都打烂了，那时又有谁高看了你们高家一眼的？母亲轻言细语的两句问话，问得两个姑姑四门倒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连我也有一种被抽了耳光的感觉。毕竟我也姓高。
给人家打破这种事，就跟断别人的财路一样，是讨人嫌的，我们是高家的人，也是凭良心说话。大姑比小姑多读了一个三年级，心性高，是不轻易输掉半颗芝麻的，她说，高家再怎么对不起你这嫂嫂，大哥在世时，对嫂子可是没有半点假心，你跟了大哥，大哥跟别的女人玩笑话都不讲一个，把嫂子你是很当人的。
大妹妹，你大哥生前敬重我，我也没有玷污你大哥。你如今说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母亲明显有些生气了。
咳。火盆旁的大舅舅咳了一声，又抽了抽鼻子。他制造出的动静令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他瞄了瞄我们仨姓高的女人，说，我来说几句吧。文梅自从嫁到这个家以后，这个家除了与人合伙喂的那头黄牛外，主要劳动力就是她了。高大哥说起来是公家人，每个月有工资，但钱没有打文梅手里过，家里有老太太作主。高大哥身体又不好，不能负重，分田后第一年，我们兄妹几个来看她，在田边上看到她扬着鞭子用牛耕田，一身泥。我的心是最硬的，那天我都流泪了。大舅舅说到这儿，声音哽咽。母亲的眼眶也开始泛红。母亲说，哥，别说了，那个时候，农村里每家每户都是从钉板上滚过来的。我知道母亲的不容易，小时候我亲眼看见母亲挑着一担稻子在雨中飞跑，脚底一滑连人带谷摔在了泥塘里。那一幕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每次想起来我的心口都会隐隐作痛。我瞥了瞥两位姑姑，她们有些坐立不安，像是有几只生虱子在身上。
大舅舅说，好，这段日子我们掐掉不说。家里老太太得病倒床三年，是文梅请医煎药日夜照顾，把老太太送上山；没过几年，高大哥又瘫痪在床，久治不愈，磨的也是文梅。本来这话不该这样讲，但事实就是如此，文梅在高家这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要说对得起对不起的话，只有高家对不起我妹子的，没有我妹子对不起高家的。我妹子这一生太苦了，如果高大哥去世后的头三年里，我妹子说要再找人，只要对方投缘，我们绝不会反对。如今高大哥走了十几年，文梅也成了老人，应该过几天好日子，再找个伴住到一起，照顾别人一日三餐，洗洗涮涮，没多大意思。文梅要是说一个人孤独，没个说话的人，我们兄弟姐妹勤走动。再者，在外面有说话说得来的人交交朋友可以，但没必要结婚。
大舅不愧是泥瓦匠老师傅，说话跟砌墙似的，一口砖咬着一口砖，有条不紊，有一点缝隙最后也都用水泥糊得密不透风。我不由得朝他多看了一眼。
我知道这是一个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年代，谁都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母亲虽然老了，但她作为一个人，她享有任何自由，包括婚恋自由，儿女本无权干涉。这些大道理我都懂，只是出于对父亲的情感，我无法接受此事。如果母亲不另抱琵琶，即使父亲离去十多年了，我已然觉得我们仨还是一家，但母亲要是跟别人过日子去了，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在我心里母亲就像一个叛徒。
所有的人都是反对母亲再婚的。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们你一嘴我一嘴，鸡啄米似的不停地劝说着母亲。他们列举了身边许多找了老伴的人家，没有一家可以作为母亲效仿的榜样，想着以后不孤单了，但却凭空多出许多的烦恼，两家子女的不和，亲戚间的掐架和耳朵里听不完的冤枉话，你不服气我，我也不服气你，当初的花好月好，最终也不过朝东朝西，让人看笑话。母亲没再吭声，她像一块修炼成精的顽石，千锤万凿，愣是不留一点印子。看来母亲是铁了心的。母亲这辈子有两件铁了心的事。第一件是不顾家人反对，拼死拼活要嫁给我爸。我外婆差点都跪在我母亲面前了，说高家穷，又没劳动力，进了他家门饿肚子不说，她生的女儿到了这家就成了耕田的牛了。母亲说，我就是吃糠都认了，当牛做马我也认了。第二件事就是生下我，80年代，我母亲怀上我后因妊娠反应剧烈到县医院住院，B超得知腹中胎儿是个女孩，奶奶一心要抱孙子，派了大姑医院里带话叫母亲打掉孩子，母亲毫不所动。奶奶以死相逼，父亲最后动摇了，与母亲打商量，说，文梅，要不……母亲说，没什么要不，离婚都可以，我是不会打孩子的。从此，我母亲与我的祖母矛盾深重，二十年争吵不断。如今，母亲的态度又是这般坚决，我知道这事再劝说也无益。这是一定要做成的。就算我威胁她断绝母女关系，母亲也不会动摇，她有一种革命者的气质。当初外婆没有威胁过？奶奶没有威胁过？没有任何用，她谁的账都不会买。
但我好奇那个男人到底是谁，他竟有如此魔力，令母亲可以作出这样的牺牲，差不多是众叛亲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