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穿着一件黑色的旧呢大衣，袖子有些短，露着一双青白而骨节突兀的手腕。我的保姆搬了一把椅子搁到我的轮椅边，差不多正对着暖炉。我再三请他坐下，他才很局促地走过来坐下了。他坐下来后，突兀得夸张的双膝把他的裤子顶上去，使得裤管下露出了一截多毛的小腿，我这才发现他的裤子实际上也是有些短的，就像一个正处于旺盛的发育期的少年，因为个子长得太快，家庭条件又不容许经常买新衣，于是就只好长手长脚地露着。当然，年轻人显然早已过了发育期，无论如何都是个成年人了。起初听我的保姆说他想见我一面，我以为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饶有兴趣地猜测他可能会说些表达敬仰的恭维话，比如读过我的某篇文章、听过我某次讲座，并深受影响之类，就像我曾遇到过的那些打算靠所学的法律知识扬名立万、日进斗金的踌躇满志的青年，我甚至打算带着嘲讽的微笑听他说这些千篇一律的恭维话。可是，等这年轻人坐到我面前后，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坐下来后，只是很腼腆地冲我笑了下，薄瘦的双手在突兀的双膝上蹭来蹭去，一句话也没有。但年轻人的表情里却有一种特别沉静、亲切的味道，这使得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偶然路过而顺便来访的老友。我没有这个年纪的朋友，退休二十多年了，理应也没有这个年纪的学生。不过我想，也许我们从前见过面，也许是他毫不怀疑地就把我当作了他想象中的那类人，因而连客套话都觉得多余。从半掩的书房门可以看见客厅，我的保姆正在准备茶水。电视开着，照例是戏曲节目，我的保姆每天都看戏曲节目，京剧豫剧黄梅戏什么的。这回是昆曲，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拖着悠长而闷闷不乐的腔调唱道：“今宵不宜多饮酒，帘内恐有知音人，我这过了盛年的人，醉后容易感伤哭泣……”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和年轻人都没有说话，就那样安静地坐着。过了一会儿，年轻人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起身用双手把书递给我。我拿起书来翻了翻，不免有些惊讶，这本书差不多收集了我所有的文章，不论长短，都收录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很简短的书评，以及多年前我在某次新生入学仪式，和某次毕业生毕业仪式上发表过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但正如我料想的那样，书中并没有我早期的文章，那些写于五十年代，让后来的我想起来会汗颜的文章。不知是搜寻未果，还是刻意地省略，总之，他们像高明的厨师收拾一尾不新鲜的鱼，掐头去尾，只把我最饱满、最光鲜的一段整饬整饬端了出来。因而这书勾勒出来的我的整个精神世界令人满意，是清晰的、丰沛的，甚至没有常人常有的疑豫。我略微翻了翻就把书放下了。我的保姆给我们端来两杯热茶后带上门离开了，剩下我和年轻人相对而坐。年轻人偶尔端起茶杯小啜一口，偶尔我们的目光相遇，年轻人瘦削的脸上就会浮起一丝略带羞涩的笑，炉火的红光映照在他的脸上，使他看上去像个在尽力压抑自己激动心情的孩子。这是个敏感、多情而又拘谨的年轻人。久违了的美好的年轻人！我相信只要我打开他的话匣，他一定会有许多的话说。在我多年的教师生涯中，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年轻人……我站在讲台上，讲着苏格拉底的审判，或是安提戈涅之怨，我的话语像飞散的小火星，落到那一双双年轻纯净的眼睛里，慢慢地我的眼前就充满了夏夜星空般的光辉。这是一个教师的幸福时刻。而更为幸福的是，你在这闪烁的、悠远的星空里，突然发现了一两簇跳跃不定的火苗，似乎很快它就会燃烧成一片火海，可转眼间，出于羞涩，或是出于谨慎，它又迟疑起来，暗淡下去，眼看就要退隐到那一片星空里。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教师，这时我往往会不失时机地走下讲台，把手放在那绷得紧紧的、甚至有些战栗的年轻的肩上，说：“这个问题，你怎么看？”我的话往往会像根使用得当的拨火棍，那双年轻眼睛里眼看就要消失的火苗会忽一下燃烧起来，年轻人开口说话，就像一条陡然冲出峡谷的激流，一时间浪花四溅，有些浪花鲁莽地撞上了陡峭的崖壁，令人忍俊不禁，而大部分浪花则翻滚着，跌跌撞撞、冒冒失失地向前一路狂奔。而我能做的，就是怀着分外惊喜的心情，把自己想象成一叶轻舟，由着这股激流将我冲卷到前方不可知的某处。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令我难忘，也是最令我怀念的部分。不过现在，我早已过了能享受这种冒险游戏的年龄，而且坐在我面前的年轻人，显然也比当年那些坐在讲台下的孩子们要多一丝老成，他眉宇间那股淡淡的忧愁，已染上了些许人生的烟火气，是有些滞涩，也有些凝重的，不似那仅仅只是因为理想、因为爱情而沾染上的青春的清愁。我想他的生活、学习或是工作一定都不轻松。
于是我只是问他是法学院的博士生还是老师。
他说是老师，也在诉讼法教研室。
退休前我就属于诉讼法教研室。但无论是关于那个教研室的诉讼法研究，还是关于那个教研室，我实在都没什么好说的了。前几年学术界突然兴起了一股海洋热，教研室为了上博士点，突出学科特色，将研究方向改成了“海洋诉讼法研究”。呵呵，想想看，海洋诉讼法！天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我问他工作几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