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半年前才从C大法学院毕业，硕士、博士都学刑诉法。他有些忧伤地提到了他不久前去世的导师。当那个名字从年轻人唇间吐露出来的一刻，我不由得缩了下脖子。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年轻人的导师曾是我的学生，“文革”中我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年轻人的导师曾让我坐过“喷气式飞机”……年轻人的导师用一只手叉住我的后脖颈往下摁，他只用一只手，我的头就低到了与肚腹齐平的位置，且一动也不能动了。哈，那时候他真年轻，浑身都是力气，他手掌的虎口简直像把钢叉，最初叉住我脖子的那一刻，我总是浑身一个激灵，不由自主地缩一下脖子，他用力收紧虎口，于是我就像只待宰的鸡一样，温顺地将脖子前伸了……我在被送去劳改农场放羊之前，坐“喷气式飞机”的时间累加起来差不多可以乘坐一架波音747绕地球飞十好几圈，我的双腿也就是在那时候落下了毛病。但我从未怨恨过年轻人的导师，没有他，我还是会双臂后翘、腰背前伸地坐上“喷气式飞机”，我的双腿照样也会落下毛病，等着我晚年的照样只会是一把轮椅。“文革”结束后，我和年轻人的导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到高校的讲台，但我们却从此未曾谋面，我们刻意回避掉了很多有可能见面的场面，我们甚至从未同时出席过全国的刑诉法年会。但是，我们在主要的学术观点上却从未有过大的分歧。一九九六年刑诉法修改之前，学界发起过一个旨在推动“无罪推定”入法的活动，我和年轻人的导师都是发起人之一，我们曾一南一北，互相呼应，历尽艰辛。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后来我们都浑身溅满泥水，几近虚脱，但我们成功了，合力将一辆深陷泥坑的大车勉强重新推回到道路上去。年轻人的导师比我要小十多岁，他的早逝曾让我悲伤不已。我曾读过一首诗，我不记得诗人的名字，也不记得那首诗的名字了，但我还记得其中这样几句：
我来到这里
是为了和一个打着灯笼
能在我身上看到他自己的人
相遇
对我来说，年轻人的导师就是那个打着灯笼的人，我们在青年时代走过的道路非常相似，后来，我们又都寄身于同一个梦境。他让我知道我是有伙伴的。因而我们无需见面，也无需再多说什么。我曾寄希望于他，希望他能在我因老迈而无能为力之时依然精神抖擞地活着，继续为沉默权，为那些仅从正义的角度来看就不可或缺的权利，为彻底改善我们的处境而奉献余热。我有些明白年轻人为何想见一见我了。于是我看着年轻人，点了点头。
“我的老师告诉我，您是可以信赖的，他让我遇到困难不妨找您聊聊。”
“没错。”为了让他轻松起来，我带着玩笑的口吻说道，“你的老师是对的。”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未来。”说完这句话，年轻人忽地站起身来，快步走到窗边，他把双手撑在窗台上，双肩高耸，两个胳肢窝都夹得紧紧的。看得出他在尽力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看着他的背影，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单是安静地等待他的心情平复下来。
“我们看不到什么未来……”他转过身来，脸色苍白地说道。
年轻人绝望的眼神令我心疼。我也曾经历过绝望的时刻，因而深知个中滋味。我调整了下坐姿，看着年轻人的眼睛，用格外平静的语气对年轻人说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这么想过，但是你看——”我摊开双手，道，“未来，总会来。”
年轻人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再次走到暖炉前坐下。年轻人两手捧着茶杯，搁在紧靠在一起的双膝上。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道：“有时候，我劝告自己，何必那么累？像其他人一样活着吧，去那浑水里捞捞……”
“我能理解。”
年轻人抬起头来，看着我问道：“我很羡慕您，还有我的导师，羡慕你们这代人，尽管经历坎坷，但最终你们都算是坚持下来了。我想知道的是，您以前，有没有想到过，放弃？”
“以前？你是说‘文革’吗？那不是我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时候。”我想起了我曾放养过的羊，它们可是这世上最温暖的动物。
年轻人摇了摇头，说：“不，那时候，你们应该都是别无选择的吧，我是说后来……后来。”
我说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