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就毕业了，并且留校当了助教。
我的毕业创作，没随大流去画少数民族题材，我总觉得云南画家不一定非画少数民族不可，大家都去画的东西，反而没意思了。在一群白羊里再画一只白羊，没创意，要在白羊群里画上一只黑羊，那才叫创作。所以我画了阳光下的海埂，一个刚从水里归来的红衣少女，她的肌肤上还闪烁着晶亮的水珠，背景是湛蓝的滇池，没那么多转弯抹角的构思和寓意，但却获得了全班两个优等中的一个。老师在总结毕业创作时说我的画，没有题材的优势，也没有出奇的构思，但却能感动人，画面上的红衣女孩，在灿烂的阳光下，被刻画得妩媚动人，很有法国十九世纪末后期印象派绘画的外光效果。
创作这幅画的整个过程，我都沉浸在记忆的情感深处，倾注了我所有的激情，寄托着我不为人知的思恋。真情能不打动人吗？同学问我画的是张瑜吧，我说不知道。我不能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们。
我原以为我是靠毕业创作最高分留校的，后来我才察觉到事情并非完全如此，留校后老师对我很好，我理解成是他爱才，一年多以后，我才恍然大悟。
那天老师叫我去他家吃晚饭，他女儿芳菲也在。芳菲刚大学毕业，分在一所中学教书，她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但还算漂亮。不过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那段时间，我漫无边际地想象着那个红衣女孩，可以说那是我对异性思恋的全部。
没想到的是，吃完饭后还有内容，老师说有两张电影票，他没兴趣，叫我和芳菲一同去看。看就看吧，我和芳菲来到西站电影院，西站电影院和艺术学院很近，学院的包场电影都选在西站影院。那晚虽然艺术学院没包场，但看电影的同学很多，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和电脑，看电影是唯一的文娱活动。
那晚放映的是《庐山恋》，爱情多好，爱情拥有那么美的好山好水，拥有那么漂亮的男女主角。而对于我来说，我看到的主演不是张瑜，而是红衣女孩，或者说，影片里的男女主人公就是我和红衣女孩，那首委婉动听的主题曲，把美丽的爱情延续到我生活中。
电影看了，有关我和芳菲的事也在学校传开了。
我很苦恼，一方面我不能接受这种传言，一方面又要敬重老师，还不能伤害芳菲，老师这样做，自然和芳菲沟通过，也就是说芳菲也可能有这种意思，但我心存他恋，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那段时间，我发疯似地找电影看，几乎每天都花三分钱，买份《春城晚报》，从报缝中寻找电影消息，只要是张瑜演的都看，把《庐山恋》、《知音》、《小街》看了一遍又一遍。在我的脑海里，张瑜直接成了红衣女孩，两年前见过一面的那个红衣女孩，完全被张瑜取代了，红衣女孩就是张瑜，张瑜就是红衣女孩，以至于在我看那些电影时，老是在张瑜眉宇间寻找那颗黑痣。
越看电影我心里越失落，失落了就跑到海埂镇的米线店坐上一阵。一般进了店子，老板就会说，或者只会说，来了？我也只会说，来了！
有一次，老板见我看着窗外的滇池发呆，就过来和我聊天，他给我讲起了海埂镇的故事。海埂镇原来是个小渔村，静谧祥和，西边全是水域，背靠昆明城，周围都是水，水质很好，清澈见底，水里鱼种丰富，村民大多以打渔为生。后来在文革期间的一个早晨，城里突然开来很多汽车、拖拉机和推土机，那些城里人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到处红旗飘扬，人山人海，海埂村一时间喧闹起来，海埂村沸腾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来围海造田。当初我们接受不了填海的事，还和那些人发生争执，海被填了，我们靠什么为生？我挡在一辆拖拉机面前，不准他们开过去，一个军代表模样的人带着人过来要绑我，被激怒的村民围上来，我才免遭一难。
这就是昆明著名的“围海造田”。
据说此举是省革委会的决定。两年过去，海埂镇西面的一大片水域变成了土地，自那以后水里鱼类少了，天空飞鸟少了，那本该属于鱼类的广大水域，种上了稻谷和豆子，渔民们也改行，种了庄稼。
海埂镇的故事并不浪漫，也不美丽，在今天看来，围海造田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或者说是一个破坏生态的人间悲剧，那些决策者和军代表们应该忏悔。
店老板说起这些往事时，表情并不沉重，本来嘛，事情都过去了，难道要把当年的义愤填膺保留到今天？时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唯有情感不能改变。关于这个话题，我和朋友们争论过，朋友说爱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可以改变的，就像一张彩色照片，当初色彩艳丽，时间长了就会褪色。而我固执地认为爱情是永不褪色的。
五年过去了，我身边不缺美女，为何对那个只见过一面的红衣女子情有独钟，这就是爱情的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