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把杯子放回杯碟里。有好一阵子，她抿起了薄嘴唇，小眼睛眯得更小，盯着对面发呆，这说明她正在想事情。“你说她的个头很矮？好看吗？”
我切下一块咸“高达”[9]放到盘子里，“好看？我说啊，至少七十岁了。”
她抬起下巴，皱了下眉，“好什么？这么说，如果真是她的话，一定超过七十岁了。我还在穿短筒袜的时候，这太太就戴着各式各样的宽边帽了……”
我的眼神突然落到了她的鼻子上，“妈妈，鼻子！”
母亲的鼻子很长。喝咖啡的时候，咖啡杯的边沿使她的鼻尖沾上了个斑点。
她赶紧用手擦擦鼻子，“……脖子上戴着七排的珍珠项链，坐着敞篷车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她自己开车？”我问。
母亲勃然大怒，“现在再也不许打断我的话！不是，她有司机。”
我望向窗台上的花盆。但愿我已经和穆尔塔扎先生交代过要给花盆换土了。我看着花，想起了西蒙尼扬太太的脸庞。“是啊，年轻的时候一定很好看。五官分明的轮廓，又大又黑的眼睛，而且……”我在心里说，“又小又精致的鼻子。”钢琴上我父母的结婚照镶着银相框，照片里的母亲，鼻子一点儿也不长。
母亲掰了一片咸高达送到嘴里，说道：“不错不错。”
我手托着腮，望着她。
每次达沃提扬先生从德黑兰寄书过来的时候，都会顺便捎来几块咸高达。我想起有一天奥尔图什问道：“他怎么知道你喜欢咸高达的？”我还在想该如何回答，母亲就插嘴道：“他不是给克拉丽斯寄的，是给我寄的。有一次过节的时候在德黑兰，我和克拉丽斯去了书店。他很客气，送来了咖啡和高达。我当时忙得团团转，哪是为了读书来的，但是我却喜欢上了咸高达。”她说完这些，大声笑了起来。奥尔图什奇怪地看着母亲，而我则低下了头。我不知道是因为母亲的大笑而不自在，还是因为我无法启齿说出真相——达沃提扬先生一直都招待我喝咖啡，而且长久以来就知道我喜欢咸高达。
母亲舔了下手指，把盘子里剩下的高达碎屑聚拢起来吃完。然后她从克里内克丝牌面巾纸盒中抽出一张纸巾，在桌上折成四折，又几次三番地把咖啡杯反扣在纸上又正过来。杯子的边缘在纸巾上留下了咖啡的晕渍。“就是她！艾米拉·哈洛图尼扬，商人哈洛图尼扬的女儿。她和瓦尔唐·西蒙尼扬结的婚，那人在印度有商行。她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点儿遗产，而且丈夫的财产也有所增加。她在居尔法地区以‘克父母的艾米拉’闻名。”我轻轻一笑。
母亲皱起眉，“你可别不当真。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她出生的时候母亲就难产死了。几年后，她的保姆从窗户跳到花园里自杀了。”
我正要收拾咖啡杯，她把我的手挡了回去，“等一下。我还没算命呢。”她把视线转向窗外，“结婚的那晚，她的父亲中毒了，几天后就死了。据说是因为结婚蛋糕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就只有她父亲一个人死了？所有人都吃了蛋糕，而且……”
我接口道：“而且整个居尔法的亚美尼亚人都乐呵呵的没事。嗯，也许他不是因为蛋糕而死的。说不定是中风，或者……”
母亲把我的咖啡杯反扣在纸巾上，拿起来，又扣上去，又拿起来。“她和丈夫后来去了印度，几年后她带着一个儿子回到了居尔法。她的丈夫在印度被杀死了。有人说是一个印度仆人干的。之后几年她就消失了，据说去了欧洲。她再一次在居尔法露面的时候，儿子已经长大了。这次，是为了儿子娶老婆的事情回来的。在居尔法，谣传她儿子得了一种绝症，否则他怎么不在当地找老婆？最后我听说她儿子同一个大不里士的亚美尼亚女孩儿结婚了，可是大不里士的亚美尼亚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她拿起自己的咖啡杯，仔细盯着咖啡渣的图案，一会儿发出“唔唔唔”的声音，一会儿又唉声叹气起来，然后频频点头，把杯子放回桌上。“我这个命啊，一生会没什么打击，但也没有什么冲劲儿。”她又拿起我的杯子。
谢天谢地奥尔图什不在家，没有听到母亲关于“大不里士的亚美尼亚人”的那番话。我告诉母亲我想和奥尔图什结婚的那天，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哪里的亚美尼亚人？”我说了以后她尖叫道：“什么？傲慢的大不里士人？”最后，如果不是父亲说合，声称他对于女婿是居尔法、大不里士还是马利赫的亚美尼亚人都无所谓，我们的婚礼是不会那么顺顺利利举行的。
母亲骨瘦如柴的手握着我的杯子。杯子是白色的，上面印着粉红小碎花。母亲的双手皮肤很皱，暴露着一根根青筋。我开口问道：“嗯，怎么样？”
她抬起头，“我听说他的新娘几年后就疯了，在纳玛盖尔德地区出现过，后来也死在了那儿。听着！你的杯子里显出了柏树。”我想起了纳玛盖尔德，心里很难过。
母亲把杯子放回桌上，站起身来，“松柏象征着变化和变动。也许工程师最终会决定领石油公司的情，接受公司分给他的在巴林姆那儿的房子。现在，连你的那个阿拉伯女人也都成了巴林姆居民，你们却还住在这个低级的地方，真是越待就越赖着不走！”
我开始收拾咖啡杯，“我的阿拉伯女人？”
她抖掉黑裙子上沾着的高达碎屑，“就是那个一身黑的。穆尔塔扎先生一修剪草坪和黄杨，她就好像头发着了火似的跑过来，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了袋拿走的。”
“你是说尤玛？”母亲说的这个现在居住在巴林姆的尤玛，其实一直住在阿拉伯社区，我被她的形容逗得笑了起来。
“是啊，尤玛。这是什么名字！我都说了一百遍了不要请她到家里来。你自己也说孩子们害怕。他们也知道。你看那些歪歪扭扭的牙齿。她比我还糟，一直都穿黑的。”
母亲说得对。尤玛总是穿黑色衣服，因为她经常为人服丧。我把杯碟放到水池里，“孩子们都不害怕。只是有一次他们吓坏了，因为阿尔明说他亲眼看见尤玛把刚打下的一只麻雀给吃了。”
母亲提起她的黑色提包，背在了肩上，“也不是不可能。”
这个包已经背了多少年了呀？多少次包带断了又被母亲缝上了？多少次啊？我问道：“又没时间买新包？”母亲一如既往地答道：“如果我像其他那些懒女人一样经常买包和鞋，你就不会读完本科，爱丽丝也不会。”我已经给母亲解释过很多次了，我从石油公司获得的英语文凭不是本科，而爱丽丝从英国获得的手术室护理本科学位的花费，实际上是由石油公司承担的。
走廊上，母亲的手指划过电话桌的桌面，“你没抹灰？”
我看着她的黑提包，答道：“怎么没有。前天八遍，昨天十六遍，今天三十二遍。”我抬起目光，对着她做了个鬼脸。“别装嗲了。”母亲把手搭在门把上，“在这个落后的城里，你一天抹十遍灰也不够！我要去艾斯图尔商店。对了，我还带了新鲜的巧克力。”她一定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惊讶，因此很快补充道：“我知道。你就说我傻吧。但是……”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松开门把手，开始整理起纱帘上的皱褶，“爱丽丝最近不太高兴，你知道的……”她突然放下手中的纱帘，转过身来，“我以你父亲的名义向你发誓，千万别提这件事，否则又要吵起来了。你想要我给你从艾斯图尔商店带什么东西吗？”我说没什么需要的，同时请求道：“拜托下次不要给孩子们买巧克力了。”
房门开了，灼热的空气和三叶草的花香扑面而来。母亲说：“别出来了，外面比地狱还热。”她打开纱门走了出去。
我手扶着纱门，靠着门框望着她。她在小径中停下，弯腰从花圃中摘起一朵花，然后艰难地直起身子，嗅了嗅花香，方才上路。她关上铁门，转身走向公共汽车站。我想起了我们一起去纳玛盖尔德的那个夏天，那时的母亲行走起来是多么的矫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