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湖》2009年第05期
栏目：新锐
那天也不是什么特别日子，只不过是2006年12月27日。
早上七点五十五分。
圣诞节过去两天了，中关村家乐福门口还立着一棵饰物已七零八落的塑料圣诞树，人大出版社门口却早已拉起欢庆元旦的红条幅。在塑料圣诞树和红条幅之间，有一种自相矛盾而虚幻的节日气氛存在；但不管怎样，这一天都仍旧只是12月底一个最寻常不过的星期二，天气是这个季节最常见的晴朗大风兼多云，气温-5℃到6℃，不太暖也不太冷，作为冬天，正合适。
一大早大街上的行人已不算太少。他们用各种织物层层武装起自己，外面再用大衣将身体密不透风地裹实，如一尾尾臃肿的鱼在大风与落叶里顶风前进。如果把这瞬间录下来并放慢几拍，整个场景其实很像一出现代默剧：人人都保持微微前倾又不断前进的姿态，所有大衣不是灰便是黑，行进的快慢速度也相仿佛；失去形状的太阳在灰白云层后静静发出冰冷的微光，如结冰凝住了的一摊鸡蛋黄，又像一团正在融化的冰淇淋，正好可以当做一幅抽象主义的背景画。
早上七点五十五分。
上班的正在上班途中。上学的正在上学路上。中关村此时正堵得厉害，十辆通往四面八方的公共汽车都被堵在了这同一个逼仄的路口，足足过了十分钟才终于一辆接着一辆，鱼贯而过。所有的公交车上都挤满了人，不同的线路承载着不同的人群，或坐或站的人们又各怀着不同的心事和目的地。比如站在黄色运通110路门口位置的，就是个穿黑西装的男人，他在中科院上班，每天早上九点以前必须赶到单位，从海淀上车，到南泥沟河站下车刚好十站。这五六公里路程在北京通常要行驶三十分钟以上，若是周一早上时间还要延长一倍。此时他正在人群中央艰难地掏出新买的MOTO手机，嘟哝道：他妈的，又要迟到。而坐在红色726上靠近车门的座位的，则是一个穿黄色长款羽绒服的年轻女子，她早上起床晚了，出门又出得太急，正利用停车空当从手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补涂唇膏。就在这顷刻之间车子启动起来，新买的兰寇在她左颊拖出一道长长的红色印迹，差点摁作两截。她不禁心里暗骂：天杀的红绿灯。天杀的堵车。天杀的堵车所以每天上班必然地迟到。天杀的奥运会。天杀的因为奥运会永远在修路的中关村。
早上七点五十五分。
那一瞬的情形多么壮观。几乎是在同一刻，次第排开的全部公交车一个接一个启动静默已久的发动机，一齐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再一个接一个地次第开动，看似严守秩序实则骚动不安地：如果车也有生命，那么此刻必然所有的底座和轮胎都在紧张地微微喘息，唯恐起跑后迟了半步，不得不再等下一个漫长无际的红绿灯。车上的乘客也都提心吊胆脖子伸得如鸭鹅般长，确保车一路畅行安全通过，才一个个重新把头缩回来，悬着的心再好好搁回原处。万一车刚好差了一步，自己所在的车刚好被拦截在马路这头，车上众人便再度全体陷入无政府主义的焦虑，骂娘的继续骂娘，看手机的继续看手机，没涂完口红的用湿巾小心摁掉印迹，继续补妆——没关系，反正一个两个三个十分钟迟早会过去；反正总不能在这个路口呆一世：走运的总能赶到，不走运的总会迟到；反正每一天都如此，每一天都熙熙攘攘兵荒马乱锣鼓喧天像到了世界末日但每一天都并不是。不管是热火朝天的，还是艰难度日的。生活永在继续。
早上七点五十五分。
银行职员顾采采此时正好端端地躺在蓝龙大厦B座604房间的床上。昏暗光线中只见床边茶几堆满凌乱不堪的什物：用过的脏纸巾、揉成一小团的废面膜、大半碗年深日久的泡面、奥利奥饼干的空袋子、几根用途不明的白棉签。
如果打开窗，从这张床上就可以听到离此不远的中关村大街的车水马龙声。隐隐约约有喇叭声，不知哪路公交车正唱歌似的报站：“车上人多，请需要下车的乘客换到门口准备下车。”又有莫名其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音乐声，好像有人一大早就在大风里断断续续地放着流行歌。但只要关上那唯一的一扇窗，又拉上窗帘，所有这些远远近近的动静光线便都被隔绝在外，管太阳自顾自地从东边升起，他们自唱他们的歌，自按他们的喇叭，自进他们的站——这一切都与当下的顾采采没有半点相干。
而此时顾采采正在对自己自言自语道：“从上周二开始，那么你已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睡着过一分钟。现在又已经是第八天早上的七点五十五分。”她顿时感觉头痛欲裂，翻了一个身，又感到皮肤底下所有鸽子一样细小脆弱的骨骼也正慢慢四分五裂开来。
她不禁双手交叉紧紧抱住自己的肩。生怕一个不小心，胸口就当真四分五裂，裂开来之后，却又不知里面究竟会滚出来什么：
是疲惫不堪的一周工作日志，是颠沛流离的若干寂寞辰光，是支离破碎的一颗心，又抑或是，无数辆轰隆隆辗过胸膛的，过山车。
到12月26日也就是到昨天为止，整整失眠六天之后，顾采采的生活还一直沿着固定轨道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