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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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行驶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向着北京。
不是在写诗，我的心里却有着诗一般的感受，回家了，终于！
受回归意念的驱使，我在自己的周围寻找着快乐与美好。火车全程软卧，一站到达，晚发朝至，不用听那絮叨的报站，不必担心晚点；车厢里人不多，井然有序，列车员到每一个包间里介绍自己，着装标准，语言规范，真诚得让人感动。每人床尾都有壁挂电视，电视里播放着录像，录像画面清晰，可调控的频道有六七个之多；天气仍旧是热，桑拿天，一动一身汗，不光是中国，整个世界的气候都有些混乱。车顶部空调里冒出的凉气，将外面的热浪红尘与里面隔绝成两个世界，车厢里才真正是秋高气爽，白桌布的小桌上立着杂志，铜版纸上的美女汽车，厚重而养眼，是铁路的专用杂志，花瓶里玫瑰花带着晶莹的露珠在绽放，嵌有金丝的靠垫洁净柔软，给人一种华贵高雅之感。车厢内厚重的米黄地毯，抹消了一切声音，静悄悄的过道里只有门上的灯在闪烁，那上面滚动着列车终点北京的天气，报告着车速和到达的时间。
我的铺位对面是一对小夫妻，进来没打招呼，立刻沉浸在两人的世界中，看来是对安静的旅伴。
一切都挺好，无可挑剔。
我沉浸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好心情里，双手抱着脑袋斜靠在铺位上看电视，眼睛看的是电视，心里想的却是别的，如青年们所言，爷看的不是电视，爷看的是心情。四十多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是坐火车走的，四十多年后自然还是要坐火车回来，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圆，一个带有人为安排的宿命式的回归节目。坐火车回家，尽管这火车和那火车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坐”法也有了根本改变，但“坐车”的本质没变。
列车员敲门进来，告诉大家已经进入夜间行车，并且细心地将窗帘拉上。我让他不要拉，他不解地看着我，我说我还要往外看，他说外面很黑，什么也看不见。我说我看得见，我要一站一站地捌回去，不放却每一寸土地。列车员大概在车上工作，什么样的乘客都见过，他很理解地将窗帘拉上了一多半，将我这一边留了出来。我说了谢谢。列车员说不客气，临走回身拉门时看了我一眼，笑了。
看着小伙子的笔挺制服，看着那张丰满却不失英俊的脸和那微笑的模样，我不知怎的竟想起了样板戏《红灯记》里“谢谢妈……”的李玉和，于是为电视中正在为世界拳王争霸的帕维尔特和米拉达配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能应酬……”
倒也很贴切。
一九六八年，嘈杂混乱，满是煤烟味儿的车厢里，反复播唱的正是这个段落，“时令不好，风雨来得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那时候文艺节目单调，播音室只有这张唱片，所以李玉和便不知疲倦一遍遍地唱，唱得慷慨激昂，豪情无限。我的情绪却低到了谷底，将脑袋趴在小桌上，装作睡觉，其实是任着眼泪在流淌。李玉和临行还能喝妈一碗酒，我呢？母亲在我走之前与父亲双双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走之前是为自己准备了酒的，我傻乎乎地还跟着喝，全不知那是“风雨来得骤”的上路之物……现在，不是“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是“我”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了。这段戏，唱得真不是时候！
是上山下乡知青专列，一火车的人都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陕北去，激情比李玉和还要李玉和。夜半了，有人睡不着觉，做好事，一遍遍地拖地，一遍遍地给大家送热水，于是就一遍遍地将朦胧欲睡的人弄醒。当那把面目不清的拖把拖过我的脚下时，拖把上发出的污浊气味让我一阵阵恶心，湿漉漉的地板立刻散出相同的味道，从头到尾弥漫到整个车厢。我不能忘却那地板的模样，土红斑驳的漆，质地不明的板，简陋肮脏。绿人造革的坐椅，黄木的短桌子，偌大窗户无遮无挡，里面一片光明，外头一片漆黑。
我心里默默地细数我的七个兄长，老大，大我三十八岁，国民党中统，我根本没见过，解放时去了台湾，他是“文革”我们家的一颗炸弹，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老二，两年前用一根皮带将生命结束在后院的树上，不管不顾地走了；老三，被发配到广西走“五七”道路，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块，他自己留十五，给北京寄十五，他的妻子儿女挤在北京三里河的一间小屋里，艰难度日，老五解放前冻死在鼓楼后门桥桥底下，葬在北京西山，他的墓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去祭奠过；老六，早夭；老四、老七，各自进了“牛棚”，至今生死不明。至于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境况并不比哥哥们好，老大，酷爱唱戏，解放前被丈夫抛弃，在阜城门的小院里凄惨死去；老二，自己作主嫁了个大资本家，被叶家赶出家门，与之永不来往，老三，一个为理想献身的英勇革命者，属于革命先烈序列，老四，早早地与这个家庭划清了界限，随着丈夫躲在山西的乡下，明哲保身，老五，与她的部长丈夫被打得面目皆非，送进医院抢救，部长折了四根肋骨，她自己脾脏出血；老六，在医院被作为反动技术权威责令清扫厕所；老七，就是我……
我到陕西插队。
许久，车停了，是临时停车。向外望，站台上没有人，出口处有昏黄的灯光，屎黄的墙上隐隐看出“罗敷”两个字。罗敷，汉乐府《陌上桑》有歌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这么说已经到陕西了，到了秦氏女罗敷的老家，我过了河北，过了河南，离家越来越远了
窗外这片陌生的黄土地，在微明的晨曦中显露出沟壑纵横的贫瘠，在这里，连家有高楼的贵家女子罗敷也要采桑南塬，劳作在田野，我们在这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真的值得我将生命与之维系在一起，今生今世永不分离吗？
我再一次将头埋入臂弯里，满眼是脏污的、土红色的地板。
满眼是米黄色的地毯，电视里，帕维尔特和米拉达还在打。两个具有重创杀伤力的选手你来我往，在千仇万恨地玩真格的。我想象着，将眼前的地毯和这场拳击挪到一九六八年的列车上会发生怎样的震动，我也不能想象一九六八年的土红地板搁在今天的包厢里会是怎样一种效果。我这个人，常常爱做这种时空错换的梦，比如，动不动就把自己拉到唐朝的大明宫，拉到清朝的菜市口，拉到小时候某一天的饭桌上，总之，思维处在一种混乱跳跃、不安定的状态。有时甚至恍惚得不知自己为谁。
我希望回家的路越长越好，四十年的期待，四十年的痴梦，不就是现在吗。东城四合院的家当然没了，火热的房地产事业将它变成了大楼，那年年初回家还在老屋里与老七聚首，喝着从东直门打来的豆汁，吃着羊油炒的麻豆腐，闻着家的熟悉气味，想的是手足将来能在这狭小的静谧中地老天荒地厮守下去。可是八月再回来，老宅子便荡然无存了，变作了一片瓦砾场，变作了一片拾掇不起来的苍凉。“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叶家的十四个孩子曾经在这里进出盘桓，哭笑玩闹，争吵打斗，演绎出了多少故事，生化出了多少情感，说不清了。百年的庭院，容纳了太多的欢乐和辛酸，太多的浮躁和沉重。我在夏日的骄阳下，狗一样地在废墟上寻嗅，寻找家的气息，寻找那沉落于砖头瓦块中记忆的丝丝缕缕。
拆迁还在继续，东面二环路上车来车往，现代气息的声浪阵阵逼人。原本这里是条僻静的深巷，房拆了，遮挡没有了，就显得空旷而直接，就有了抬头见汽车的突兀，有了光天化日的惶恐。让人感到历史进程的脚步迅猛、粗犷，甚至有些无情。
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别无选择。
废墟中一棵枣树张开残缺的枝在怯怯地召唤我，我走过去，抚摸着它粗糙的满是尘埃的干，心里如见到亲人般的激动。“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枣树的枝头已经结出了青青的小枣。我知道它们，即便到熟，它们也是那种既长不大也不甜的青枣，这种没有经过调教的枣树，北京城的老院子里家家都有。枣树的年龄比我大，日本占领北平前夕，我父亲领着他的儿子们在后院挖防空洞，在洞口旁边发现了一棵小苗，本可以一锹铲了它，老三却生出恻隐之心，跟父亲商量将它留下，于是就留下了，并且一天天长大，要报答谁似的，急着结出许多丑陋的小枣，年复一年，从不间歇。而替它求情的老三，“文革”后期带着肺癌的病痛，冒死偷偷回到北京，回到他那一间小屋的家，没有多久便故去了。狐死守丘，老三千里万里地回来，他是如愿了。
枣树东面的一根枝被锯掉了，当年那个巨大的疤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锯掉的是一根横出的主干，儿时我在上面打过秋千，蹬着它摘过枣。是老二把我抱上去的，中秋节，老二那天带着新嫂子回家，一家人在前院笑语欢声分食月饼，老二和刘妈到后院找我说，父亲在前头喊我呢，让我快去！
我一听赶紧顺着树干往下溜，枣树粗砾的树皮将我的前胸、肚子划得稀烂，刘妈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老二偷偷到胡同口药铺，买了瓶紫药水回来，大概他觉得这事与他有关，他应该对我这惨不忍睹的肚子负责吧。其实。抹过药的肚子比划破的肚子更惨不忍睹，我挺着那个莫名其妙的紫肚子，觉着陌生、残酷，不能容忍。
“文革”刚一开始，老二因为国民党残渣余孽问题被抓出来了，挨了打，到家里来看父亲，是架着拐来的，一只眼睛也什么都看不见了。那天老二没回他的家，他其实已经没家了，嫂子运动一开始便离他而去，把孩子也带走了。那晚老二提出住在后院的小屋里，母亲有些犹豫，父亲答应了。晚饭后我给老二送去了紫药水，我们家当时只有这瓶紫药水，我看见老二顺着裤腿在流血，手指头肿胀得小萝卜一样，胳膊是一道道的青紫。老二坐着，一句话不说，我没话找话地让他看树上的小枣，谈论我当年的紫肚子，他的眼神却伸得很远很远，他的心已经走了。
我料定今夜老二有事，便一趟一趟地到后院看他。小屋的灯一直开着，紫药水在窗台上放着，他连动也没动。一碗粥搁在桌子上，早已凉透，我的二哥哥，他心里重得连碗也端不起来了。我每半个钟头看他一次，心情很是复杂，母亲哭着拦住我说，你让他走了吧，别让他再受了！
我坚定地说不。其实父母的心里什么都明白，打老二一进家门，他们就知道他是干吗来了。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守护者，黎明的时候，老二用腰带把自己吊在了枣树的横枝上。我的哥哥，就这样去了，在我的眼皮底下，一个有家有业，善良胆小的人，就这么轻而易举，简简单单地殁了。死了便死了，到现在也没有人为他争论，更没有人记得他了。
那不祥的横枝，被我锯断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家的废墟让人黯然神伤，我去探望老宅的最后留守者老七，他住在简易过渡房里，说政府在望京地区给分了房，自己还要添些钱，才能住进去。七嫂不满，说从白菜心挪到白菜帮子还要搭钱，院落偌大的面积全不算数，这账怎的净往他们那边划拉啊！老七劝她不必计较，说望京楼房有暖气，有天然气和厕所，比大庙似的四合院方便多了。什么都得往好处想。
老七说的是实话，我每年探亲多是在冬季，为的是能在家过个春节。冬季恰是北京最严酷的时候，老旧的四合院没有任何现代设施，风顺着窗户缝往里灌。早晨，躺在床上，因为冷而不想起来。窗户上泛出一抹淡红，衬着摇曳的树枝，伴着呜呜的风，浓缩成家的一个细节。缩在被窝里想起昨晚放在屋外窗台上的柿子，一夜工夫，该是冻瓷实了。夜里火大概又灭了，玻璃上冻出了一棵棵“大白菜”，张扬出一片亮丽的“后现代”。二十一世纪北方各大城市全部进入现代供暖的今天，家里取暖依旧靠的是蜂窝煤和带弯头的白铁皮烟筒，一天的很大精力要放在煤的接续和维护上。铁壶在炉子上冒着白气，哗哗地响着，就这似乎也并没有给房内增添多少热力。上厕所得穿上棉大衣跑出院落，进入公众的“官茅房”，在冷风中蹲坑，数人一排，没有遮栏，更没有秘密。院中纵然有抱厦游廊，有鱼缸海棠，也抵御不住那侵入人心底的冷。老七带着一身病，抄着手在炉前闷坐，偶尔说一句“这茶是春芽白毫”……探亲的大多时间，我都在街上走动，拾捡着散落在各处的记忆碎片，总是有些隔膜。虽然步入了文坛，入得也是相当游离，北京把我看作陕西作家，陕西把我看作北京作家……只有家还认可着我，想着在北京生活的作家朋友，自己愈发感到落魄和沮丧。不是物质的，是一种心理的差距，这种差距正是我文学的灵魂和命脉。“看君已作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那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别一番滋味。
最后的留守者老七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连话也不会大声说的人，他对什么都满意，对什么都是无所谓的态度，老二的死，本来他应该到老二单位上去论理论理的，可他不，他说，人死了就不能活了。
望着瘦得一阵风都能刮倒的老哥哥，我想象着他最后离开老屋的情景。步履蹒跚的他，一定是拄着拐杖在大门前伫立了许久才转身离开的，这个家族也只有他有缘分和这座老宅告别。
如今，老七住在望京二十六层的高楼上已经几年没有下过楼，有暖气有天然气有厕所的屋子禁锢了他，让他的腿借助拐杖也迈不动步了。他给我来电话说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看国庆的焰火是个绝佳的角度，这在四合院里是永远看不到的。
我必须在北京建立自已的家，以弥补我多年的心理缺失。未雨绸缪，没退休就在北京买了房子，并且开始装修。
时代不同了，我赶上了好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