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用胶水封着，还没干透，拿在手里，凉凉软软的。吕彤看着上面“银珍启”三个字，想马上拆开看看。他觉得里面一定装着个他从不知晓的秘密。林小姐在电话里讲，白先生身体不大好，加上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后，对北京的气候一直不适应，睡眠很差，所以会面时间不宜过长。听她的意思，白先生此前应该生活在美国，要不干吗事事儿地用“祖国大陆”这个词呢？那么，一个美国人和母亲能有什么瓜葛？从记事起，除了父亲和吕彤自己，母亲常挂在嘴边的男人，就只有外公了。
他实在等不及征求母亲的意见，折了一根细细的竹枝，将信封小心地挑开，以便需要重新粘上时看不出破绽。托着信封，他继续走了一会儿，在竹林深处的一条长椅上坐下，抽出了信纸。
银珍：
这些年，你还好吧？
我一直在找你，想当面向你表达我的歉疚。希望你无论如何能答应见我一面。等候你的回音。
胜堂
2014.4.9
居然这么短！他写了那么久？这几行字，只有“歉疚”一词引人遐想。还有，就是这名字，胜堂，白胜堂？他和外公有什么关系吗？师徒？父子？这两样都从没听外公和母亲提起过。
只有母亲能解开这些疑团。他把信放回去，舔了舔信封上已经变干的胶水，重新封好。
两点钟以后，他估摸着母亲已经睡好了午觉，拨通了她的手机。
铃声响了很久，才传来母亲的声音。背景很嘈杂，京胡声、鼓声响成一团，应该是在汪家峪村的家里。
妈，你没睡午觉啊？
哪有时间睡啊？正排练呢。儿子，你是不是下火车了？
这边出了点岔头，暂时回不去。
行头有问题？不是我们家那件吧？我就说嘛，哪能那么巧！这都十多年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吕彤想进一步跟她解释，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宋导，过来看一下。”宋银珍“哎”了一声，对儿子说，我排练完再说吧。挂了电话。
宋银珍对京剧执拗的迷恋一度让吕彤嫉妒。少年时代，他曾因了这份嫉妒，答应母亲去戏校学戏。然而那段过程并不美好。戏校虽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新成立的，师资却非常强悍。宋银珍把吕彤交给一位在沈阳市京剧团退休的师叔辈的老武生，一副任打任骂死了也不用对方负责的态度，吕彤的恐怖学员生活就此开始了。老武生十分严厉，每次授课必提及白玉堂，然后就重点修理吕彤，一边修理一边告诫他，必须要学出个样子给其他学员看，不能丢了外公的脸。吕彤每天备感压力，度日如年。然后他发现，即便学了戏，也依然无法把母亲对京剧的爱全部夺回来，反而令她对自己更加挑剔，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外公就是母亲心里的标尺，反复拿出来衡量他，怎么努力都得不到母亲的一丝夸奖。叛逆于是在他心里悄然滋生。他开始逃学。母子之间的矛盾就这样爆发了。
吕世贵原本是不管的，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对宋银珍说，他外公毕竟练的是童子功，小彤这拨孩子，自小就散漫惯了，连书都没正经念几天，你逼他有什么用呢？就因为这样，才更得下苦功夫练，要不将来怎么办？可以学点别的手艺嘛，不一定非得唱戏。宋银珍马上恼了，你别跟着瞎搀和，白家的孩子，不唱戏干什么？吕世贵把手里的锤子往地上一扔，他正在修理一条凳子腿。宋银珍我告诉你，我是他爹！然后他转向吕彤，不愿意学就不学，干什么不能吃碗饭？吕彤从没见父亲对母亲这么强硬过。从小到大，一家人都是围着宋银珍转。父亲就像个没长嘴巴的人，总是用行动默默附和着宋银珍的所有意愿。在吕彤的意识里，父亲就像母亲的影子，令他可以完全忽略，他全部的行为都只需要取悦或者防备母亲。但这一次，父亲出乎意料地站到了他的一边。最终，他放弃了戏校的学业，在社会上闲逛了四五年。一直到十七岁那年的春天，看着迎春从枝条上鼓出花苞，他终于厌倦了没有人生目标的日子，决定和一个哥们一起去广州学习美发。吕世贵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攒下的一千块钱，背着宋银珍把他送上了火车。他在卧铺车厢里迟迟不肯下车，殷切地叮嘱儿子，这回长点志气，学成一门手艺，好自食其力。这几年，他承受着宋银珍的埋怨，心急如焚。
吕彤没能学成戏，一直是宋银珍的人生遗憾。她以另一种方式弥补着对家学的延续，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
宋银珍年轻时没有工作，对于一个她这个年纪还念过初中的女人，无疑很可惜。宋银珍解释说，她年轻时的愿望就是相夫教子，像她的母亲一样过一辈子。但事实与她所说的正相反。吕彤上了幼儿园后，她就到人民剧场当了临时工，扫地、卖票、检票，什么都干。但据吕彤观察，最让她享受的是免费看戏。开始只是看，后来就发展到对戏评头论足，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有一次在演出之前，她跑到后台，拉住一个武生演员，告诉他穿错了行头。京剧行里有“宁穿破，不穿错”之说，弄得对方很尴尬。但正是这一次，宋银珍引起了市京剧团冯导演的注意。两个人一聊，冯导演才知道，原来这个剧场清洁工竟然是武生名角白玉堂的女儿。他是沈阳人，父亲是京剧票友，从小就带着他看白玉堂的戏。白玉堂的女儿沦落到如此境遇令他感慨不已，顿生怜悯。于是就邀请宋银珍业余时间到剧团帮他做指导，以便名正言顺地在经济上贴补一下她。其实那一个月几块钱，都是从冯导演自己的工资里出的。这样一来二去，宋银珍最后得以到了京剧团工作。“文革”结束以后，在冯导演的奔走下，宋银珍总算有了工作编制，成了一名京剧导演。在导戏的过程中，她渐渐展现出自己的偏好，尤其喜欢和擅长导武生戏。在京剧团工作了二十多年，相继有三个武生演员因为主演了她导的戏而获奖，并且评上了一级演员。进入上世纪90年代，京剧团的境况开始惨淡，看戏的人越来越少，最后终于经营不下去，在1997年正式解散。宋银珍失业了，当时的词叫下岗。
但是闲了没几年，宋银珍就被一群京剧票友自发成立的一个民间剧社请去当了艺术指导。她高兴地接受了这份义务工作，并且投入了巨大热情，一干就是十多年。当然，她最上心的，还是武生戏。这几年，剧社得到了一位做钢材生意的老板的资助，越做越红火，还受邀去台湾参加了一个艺术节的演出。宋银珍的生活也因此丰富忙碌起来，吕彤几次三番要接她和父亲去北京生活，都被她拒绝了。去年，吕世贵因心梗突然离世后，剧社的活动更是成了宋银珍全部的精神寄托。吕彤没办法，就在千山脚下的汪家峪村给母亲买了一座农家小院，以尽孝心，希望这里新鲜的空气能有益于她的健康。而这里马上就成了剧社的主要活动场所。
令吕彤困惑的是，宋银珍自己并没有学过戏。既然那么喜欢，外公为什么不教她？女武生也不是没有。宋银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总是含糊其辞，有时候说是外婆不愿意她学，有时候又说，传男不传女。但在吕彤的记忆里，又从没听说外公有徒弟。等等，现在，一个叫白胜堂的人出现了……直觉告诉吕彤，他与母亲和外公一定关系非同一般。吕彤还确定不了白胜堂的出现能给出多少答案，但肯定有助于他更多地了解母亲。虽然他对母亲的性格早就习惯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相信，他所了解的母亲，只是母亲想让他了解的那一部分，是浮在海面上的那部分冰山。就像他的女儿所了解到的吕彤一样，是个虽然不爱回家却充满责任感的父亲。而他的另一部分面貌，则展现在他前赴后继出现的众多情人面前。
晚上八点多，宋银珍打来电话。
当白胜堂的名字从吕彤嘴里说出后，他听到电话那边一阵沉默。他等待着，并且想通过母亲呼吸的变化捕捉到些什么，但是，母亲像消失了一样，一声不吭。妈，他终于忍不住，你要是同意……我就回去接你。
这个人……我不认识。听筒里终于传来宋银珍的声音。这声音异常清晰，被一种刻意的平静笼罩着。东西是我们家的，必须拿回来。
这就是宋银珍对这封信的全部反应。吕彤放下电话，感到既吃惊又失望，事情可能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了解母亲。从性格上讲，宋银珍是个开朗大方的人，与父亲截然相反。吕彤一直觉得，他们的性别调过来才合适。但他仍然能感觉到，母亲并不是一个透明的人，她的心中似乎装着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在他出生之前就存在，因而年轻时代的母亲，在美丽之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吕彤直到成年之后才琢磨出，这味道里包含着成熟、隐忍，还有一点点掩饰不住的凄凉。上小学那会儿，父亲工作很忙，总是值夜班，晚上温习功课，母亲在旁边陪伴吕彤，常常就陷入自己的思绪里，吕彤一叫她，她就慌乱地转过头来，展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那种笑容，吕彤永远都忘不了，像一个慈爱的面具，因为戴得过于仓促，根本来不及遮挡住痛楚的内心。
他觉得，有必要去白先生那里再了解一些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