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初期，洪武帝朱元璋拟定的全国纳税田亩数为八百万亩，田赋为两千七百万担，将此作为纳税的标准确定下来。嘉靖以来，工商业勃兴，商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开始上升，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从业人口都向商业转移。
当时海外贸易的利润率大约是150％～300％，盐业的利润更为300％～700％。有不少商人的资本已经史无前例地突破百万大关。
伴随着财富的剧增，社会变迁的一个重大表现是士与商的界限变得模糊。在晋商、徽商和江浙商帮云集的地区，流行一种“弃儒就贾”的趋势。官僚地主崇尚财货，与富商巨贾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到了万历年间，几乎达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商人子弟占到了进士、举人的四分之三，遍布官场。
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礼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张四维，在政治上，依靠舅舅王崇古（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在经济上，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诲、二弟张四教、四弟张四象都是大商人。王崇古呢？父亲王瑶、哥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盐商。张家、王家在联姻的同时，还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自强也是大商人。三家联合，几乎垄断了当时的盐业市场。
盐是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存亡，自汉代开始，就属于专卖商品。专卖制度形成了盐的暴利，盐税比农业税更为重要，占了国家整个税收的一半以上。万历年间的户部尚书李汝华统计：国家税收四百万两，其中盐税达二百四十多万两。
官僚商人垄断商业、控制朝政，造成大量税收流失。嘉靖名臣庞尚鹏就是因为得罪了盐商而被罢官。
社会财富的分配彻底向三个方向倾斜：官权、特权和土地。
民间的商业经济欣欣向荣，明王朝制定的收税额度是商品售价的三十分之一。就连这样低得可怜的税率都收不上来。奸商偷逃税款已成天性，外贸内贸的巨额利润，尽数落在官商的手中。
仅靠田赋、盐税、人头税的国家财政越来越紧张，朱翊钧更是面临捉襟见肘的钱荒。
万历年间，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宁夏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西南杨应龙叛乱，朱翊钧被迫同时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
三征历时十余年，丧师数十万，耗银一千三百万两，终获全胜。而每年的国库收入只有四百万两银子，早就寅吃卯粮，还要修复火灾后的两宫三殿。在这种情况下，朱翊钧只好另辟财源，向蓬蓬勃勃的商税伸手。因为管理外库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他想绕过户部，派宦官去各地开矿榷税，将收取的工商税直接纳入宫中的内承运库，这样既解决了宫中的开支，余者还可以补贴国库。他在跟首辅沈一贯商议此事的时候说：“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
沈一贯及其他内阁成员均未反对。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朱翊钧派出了第一拨采矿的太监，御马监的鲁坤带着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杨金吾前往河南开矿，又派承运库太监王亮同锦衣卫官员张懋中前往北直隶的真定、保定、蓟州、永平开矿。
随之，大批矿监税使（即经济钦差）星夜促行，接踵赴任，所到之处，即自行创设衙门。
宦官泛称为内使或中使，中使可有随从百人，又可委任分遣官十人，分遣官也各有随从百人。一名宦官随带近千人驱使。这正是《红楼梦》所形容的“奴才还有奴才”的现象。
这些中使指挥不了地方官，大都是召集当地的市井无赖、亡命贱流以及罪吏，四处掠夺，以拓私囊。
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弊政“矿税使之祸”从此开始，也是百姓噩梦的开始，从而形成了对全国各地的一场“群虎百出，逢人咆哮，寸寸张罗，层层设阱”式的大肆掠夺。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真是矿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税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矿。这场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灭顶之灾的大浩劫，覆盖了十几个省。
朱翊钧将所有的财政大权，包括事关国家命脉的钱粮赋税，都交由宦官负责监控。事实上，无异于羊入虎口。
因为宦官没有家眷后裔，没有其他指望，对钱财和权势的追求和痴迷超过了普通人。他们在取得一个发财致富的好机会时，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宦官奉旨出京，一路上笙歌聒耳、鼓乐震天，所经的地方官吏迎送，略有不如意，不论是知县府尹还是司道巡抚，任性谩骂。强索路金多到十余万，少也要几千。地方官吏不胜供给，只好盘剥小民。人民叫苦连天，怨声载道。
全国各行各业各阶层，无不受矿监税使及其爪牙掠夺之害。而这帮阉宦，不择手段地攫得大量财富后，最大限度地挥霍浪费，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因为宦官只是奴才，不是主子，只管享受，不管收入，崽卖爷田不心疼。穷奢极侈，往往比皇帝更无忌惮。
仅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矿监税使进奉内库有黄金十二万两，白银五百六十九万多两，此外还有金刚钻、珍珠、水晶、宝石、红青、人参、琥珀、貂皮，不计其数。税使为了多刮钱财，关卡林立，名目繁多，凡舟车、庐舍、米、麦、菽、粟、鸡、豚、牛、马、羊、骡、驴……没有一样不纳税的，而官吏、农工也都成了纳税的对象。当时派出的税使，遍及一百六十多个州县，一年所得的银钱数以千万计，搞得民间百用乏绝，十室九空。
从远古夏商周起，就有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明人言路嚣张，谁都敢骂，而明朝的传统即不因言获罪。朝中大臣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山西巡按赵文炳痛骂矿监税使的爪牙：“竞攫，如肉入饿虎之吻，民输十倍，无一、二入官者。”
大学士沈鲤指出，矿监税使造成的后果是：“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商农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
李三才就任漕运总督，掌控国家经济大动脉，特别关注国计民生。在万历朝的高级官员中，他最早意识到滥收矿税将会带来的恶果。国家本来就有一套收税系统，皇帝派出矿税使，无非借矿税之名，行掠夺之实。李三才上奏疏指责皇帝：“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上下相争，唯利是闻。”
不久，李三才再次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
朱翊钧仍无动于衷。李三才急了，奏章里的火药味更浓：“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但李三才这一番慷慨陈词，朱翊钧却置若罔闻，不加理睬。
朱元璋以乞丐之身登上金銮殿，虽然成了富有四海的洪武皇帝，但世世代代遗传的贫民基因早就深入骨髓。为了缩减政府开支，文官很少，俸禄也极低。有限的人手要负责所有的地方行政事务，包括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等。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廷臣的奏章送到宫中，必须由“宸躬独断”。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授权于别人，内阁的运转就会停顿。
万历中后期，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官荒。
朱翊钧深居后宫，不问国事，不补缺官。南北两京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政监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不仅衙署皆空，而且大臣纷纷封印，拜疏自去，国家机构陷于瘫痪。地方上的行政管理，只好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这个二货皇帝，居然认为少一个官，就少一分开销，天下的财富就多一份归他所有。因此，负责政府运转的职能部门无人负责，他故意不派官员接替，使整个明帝国处于典型的无政府状态。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他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于没有能源的机器，毫无作用。朱翊钧的断头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国行政遂陷于长期的停顿。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宰相们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同样没有反应。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三次辞呈，都得不到回应，最后他不辞而去，朱诩钧也不追问……
明政府已成了一具断头的僵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