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乡那年，我妈刚从东海回来，带着我很窝火地住在舅舅家。有一次，我妈抱着我，坐在溪边望着几蓬摇摇摆摆的水草出神，杨青春过来了，他很不礼貌地盯着她，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妈瞪了他一眼，起身走了。
没几天，村里就讲起了一个笑话：杨青春说柳小兰像圣母，圣母是什么？是不是哪里的菩萨？
有人说，什么这母那母的，就是光棍想媳妇了。不知是谁最先想起来的：杨青春怎么能算是光棍呢？他是结过婚的呀。他这一说，大家也都想起来了，他的确是有过媳妇的，那时他还在城里上班，有一年回家过年，他带回了一个媳妇，后来再也没有在观音桥露过面了，恐怕早就散了。
没过多久，杨青春居然找人来提亲了，我妈一听是他，脸都气红了：他？你们以为我离了婚就是降价的大白菜吧？我就是嫁给这院子里的石磙，也不会嫁给他的。这时候，已经有人悄悄向我妈提过那个木匠了，她还在犹豫，担心继母难做，也担心继父和我的关系。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妈写信，一天一封，写好了插到舅舅家大门边的墙缝里，我妈草草看过，就递给我，教我叠飞机，叠纸船。
我妈结婚那天，杨青春像个傻子似的跟在送亲的队伍后面走，怎么撵都不回头，还边走边流泪，快到木匠家了才被人架了回来。这回他们全都笑得眼泪直流：光棍想媳妇想得哭了，光棍想媳妇想疯了。
没有一个人把他的眼泪和难过当回事，大家都想，反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要是做出一点得体的事来，反倒有点不正常了。
有几次，我爬上木匠家院子里那棵香樟树，看见杨青春站在对面的土岗上，一动不动地望着这个院子。
我去告诉我妈，我妈不承认，说我看错了。我努力地指给她，她却掉头就走。可有一天，我发现我妈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原来是杨青春站在那个土岗上。
从木匠家回来的路上，我就看见杨青春了。他站在河边钓鱼，看见我们，手里的钓竿突然掉了下去。这一次，我没有告诉我妈，因为她正在哭，她一路上都在哭着。
第二天，杨青春来到了舅舅家，他说上天可怜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也许是听了舅舅的话，我妈闷闷地坐了好一会，望着很远的地方对杨青春说，你要想清楚，我可是离过两次婚的人。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就算离了十次婚，离了一百次婚，柳小兰还是柳小兰，不会因为离婚就变成张小兰王小兰。
我妈抬了抬下巴，又说，我还有个宝贝儿子，他是受不得半点委屈的。杨青春说我会对他好的，知道视同已出这个词吗？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不再要自己的孩子，这样你总可以该放心了吧？
我妈从远处收回了耳光，盯着他，然后就摇头：杨青春，你何至于这样？
我也不知道，我还想问你呢，你为什么让我变成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杨青春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次，我们的语文老师病了，一个细高个男人被请来代课，他就是杨青春。他很瘦，却很精神，一双眼睛在深陷的眼眶里灼灼发亮。有人小声说，我昨天还看见他在耕田呢，今天却跑来当我们的老师。我们都很生气，我们已经三年级了，难道随便哪个刚刚丢掉犁尾巴的人，在池塘里洗洗脚，就可以走上讲台来给我们上课吗？他站在讲台上，一边大声朗读一边讲解课文。“朱德同志睡的是硬床板。”我们毫不客气地在下面纠正他：硬（en，第四声）床板！他看了我们一眼，说：应该是硬（ying）床板。我们固执地反对他：硬（en，第四声）床板！我们老师就是这么读的。他放下书本，看了我们一眼，摇摇头，不对这个字再作追究。我们胜利了，相视一笑，从此越发瞧不起他。下课了，他走下讲台和我们套近乎，他说，现在这教材编得越来越差了，里面的文章，有些还不如我写的。我们一起羞他：你能写文章？吹牛不打草稿！第二天，有人带来了新的消息，说这个代课老师确实写过文章，邮递员还给他送过几次汇款单呢，就是稿费。还说他看过很多书，他家厕所那面墙的墙缝里，插满了各种书报，拉屎的时候，随手抽下一本来看，拉完了又插回去。
杨青春似乎有点话痨，整整一个上午，他不停地念叨着给我转学的事情，我说你别白忙了，我不想读书了。他的眼睛瞪得有鸡蛋那么大；你不想读书？这么早失学，你将来不就是文盲吗？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当然有我的道理，一是没钱，每学期都会被老师一次又一次点名，一次又一次从课堂上赶回来，找家里人催要学费，真丢人。二是读书没前途，村里一个人好不容易读到大专毕业，也没在外面找到什么好工作，最后在县里一家私营企业找了个差事，没多久，那个小老板犯了事，屁股一拍丢下几十号人跑了，他又失业了，直到现在还没事做。
杨青春不由分说，开始给我联系离这里最近的一所中学。再过几天，我就得去上学了。能把我这个不想读书的人弄进学校，他似乎挺得意，觉得自己很有功劳，大太阳底下，人家都在田里干活，连我妈都下地干活去了，他却拉着我在院子里讲闲话。他对我妈说，我得和儿子培养培养感情！我妈轻蔑地瞥了他一眼。尽管他们结了婚，尽管他准备把我当成他的亲生儿子，她还是不大喜欢他，很少跟他讲话，即使讲话，也是先白他一眼才开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