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他来找我的原因，他正在联系一个小造纸厂，这个厂最初在县城边，因污染环境，被赶来赶去没地方愿接收。秦开礼顾不上了，他说，我要引进这个厂，求你在镇上帮我疏通一下，千万要批准。
我答应他。我说造纸厂的污染又不是不能治理，你和纸厂谈判时可以顺便商量一下合作治理的办法。
秦开礼穿着假名牌毛背心匆匆走了，一走就没了消息，直到穿上棉衣才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如今，再穷的村都通了电话，真还不能简单说农村荒凉。
秦开礼在电话里说，我不想当村主任了。
秦开礼说，当村主任每个月250元津贴，养不活一家人。要给老娘医病，还要娶婆娘、生娃娃……秦开礼说他想外出去打工。
我脑子被他弄得有些乱，突然想起引进小造纸厂的事，问他进展如何。他回答的语气充满自嘲，人家不愿意来，嫌我们村位置太偏远，会增高很多运输成本，还嫌村里电不足，重新搭火，线路太远……
秦开礼当真辞职了。我和他很长时间失去联系，后来听他们村支书说，他结了婚，母亲去世了，他独自去了沿海城市，在一个什么厂打工，很少回家。他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长得很像他，村里人都说他和他的儿子是“一个巴掌拍下来的”。秦开礼回来见了，高兴得见人就递烟。
我和秦开礼断了联系，几年无音信，几乎将他忘了，没想到他会主动和我联系，而且是以一种那么不正常的方式，弄得我心里好半天都在难受。
前一天陪上面来镇上检查工作的客人喝酒，喝多了，第二天醒来始终想不起昨天陪的是谁。规定对等接待，常来的大多是副职，我的“陪务”也就异常繁忙。检查、评估、调研……一拨接一拨地来，有时我只好倒过来记：哪天没有陪。反而清楚一些。
躺在床上睡不着，就胡思乱想，到镇上几年，记忆中特别深刻的竟是各种接待各类纠纷，仿佛就是这些内容推着日子走。
意识到自己情绪不对，就按镇上的思维方式掂量：心情这么差，是酒精反应，还是预示着什么不好的事？
又一想，除了吃喝多一点，从没乱干乱要，再说，难道我愿意把自己喝得这么难受？索性又睡。
迷糊中被床头电话吵醒。电话里传出一个久违的声音，说了一句我是秦开礼，就放声哭起来。我一下清醒许多，问秦开礼出了什么意外，他只哭不说话，又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了事，他仍然只哭不说话。我以为他在家里，说我下午来你们村。他含含糊糊说不，报了一个县名，是我从没听到过的，再问，他却哭得一塌糊涂。我心里一阵阵发紧。
他终于说出一句，我受伤了。问他是不是在医院里，他说已经出院了。话音未落又哭。
估计事情不会简单，就劝他别急别伤心，慢慢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他哭着说，请彭部长给你讲。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电话里已经换了一个人。
彭部长的方言极重，好一阵才弄明白他说的是东南沿海一带的普通话。我几乎全部精力都耗在破译他的语言上，还靠了秦开礼不时接过话筒解释，我才弄明白了一个大概。放下电话，已经头昏脑胀。
彭部长是当地市总工会派去援助秦开礼的。秦开礼受工伤近两年，公司一直推卸责任。是彭部长要秦开礼往家乡打电话，彭部长的意思是希望得到秦开礼家乡的支持。
这些年外出打工的人很多，镇上已遇到多起劳资纠纷，相当棘手，有镇上干部比喻这项工作像关系恶劣的夫妻——躲不开，离不掉，必须硬着头皮面对。
走出卧室兼办公室，酒精还没从体内挥发完，总觉得每间办公室门牌上的字不断成双影。镇上同事说不会陪酒不称职，会陪酒提前以身殉职。我信。
就这么烂着脸色去向镇长汇报，镇长还以为我是被秦开礼的事情急的，当即向县上报告。我们是劳务输出大县，对农民工的事重视，县领导立即要镇上安排一个人去，还说再请市上派一记者一同前往。镇长说你把支付记者的费用拨给我们镇，我派一个识字的人去，把该做的活全做完。镇长是说刻薄话，如今随便伸手在镇干部中抓一把，少说也要抓到大学本科毕业生，还不是买来的文凭。
是我担任了那个识字的人。可能镇长以为我和秦开礼熟。事实上，自从秦开礼辞去村主任，我已有几年时间没见过他，也没和他有过联系，只偶尔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印象特别深的是他一再发誓，要兑现给每个组打一口新井的诺言，他陆续捐款好几次，先后给村里打了八口井，竹林坝村共有九个组，还差一个组，也就是说只差一口井了。
我去看过他捐资打的井，第八口井在一大片竹林旁边，站在井边可以望见井里竹梢的倒影。是夏天，上午，井台上凉风拂面，几个村民在井边洗菜洗衣。我问这井有多深，有个挑水老汉回答大约10多米。我说，够多少人用？老汉说百十人用不完，还可以挑水去浇菜地。
见我有些惊奇，老汉指了指远处河边卵石滩，竹林坝村靠河边，地下水和井水连通的，遇到河里涨大水，井里的水离井口还不到两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