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共和党决定夺回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为此，他们开始了一场后来称之为“共和党革命（Republican Revolution）”的运动。“共和党革命”旨在团结共和党，找到一个比尔·克林顿的替代品。革命宣言由众议院少数党党鞭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另外一个叫迪克·阿梅（Dick Armey）的人共同撰写，借鉴了前总统、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85年国情咨文中的部分精华，宣言被称为“与美国人的契约”。这份宣言概述了共和党如果在中期选举中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会有什么作为。他们的作为：将主要为底层阶级、女性、少数群体设置或者维持障碍。（他们的目的表达得非常清楚——“契约”的社会福利改革计划叫作“个人责任法案”[32]。还有一个《家庭巩固法案》[Family Reinforcement Act][33]，再加上打击犯罪。）纽特还为此在全国巡游进行宣传。
当我还是佛蒙特大学的一名18岁的大一新生时，虽然我的家人并不是超级热衷于政治，但我还是感受到了1992年中期选举的热情，甚至还想过要去参加比尔·克林顿的就职演说，不过我还是不太敢大老远跑去华盛顿特区。更重要的是，我特别容易受影响。虽然，从小父母就让我独立思考和行动，但我还是经常会因为朋友都在做某件事而跟着做——真的不是为了装酷，而是因为我好奇，想要尝试。所以就在宣布纽特要来柏林顿（Burlington）推进“与美国人民的契约”运动时，我宿舍的一群人说他们要去抗议，我的反应就是：好极了，我也要去。
佛蒙特大学以自由派著称，虽然佛蒙特州也培养出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总的来说也并不是满大街都是社会主义人士。有一百来人去听了纽特的演讲。我们去了市中心活动会场外，等着开始我们的行动。
活动结束后，纽特回到车里准备离开，我们开始往前挤，挥舞着拳头大喊着口号。随着他的车在人群中缓缓移动，我也被挤了进去，接着我就做了一件感觉很自然的事：我跳到了车的引擎盖上。
虽然我之前内心很矛盾，但现在感觉真是太让人兴奋了。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大一学生，站在卑鄙的纽特·金里奇的配有专车司机的车上，想创造一点政治影响力。我在上面刚站了几秒，就下来了，让别人轮流站上去。我感觉自己就是全世界最酷的人。
遗憾的是，一群自由派大学生，跳上车引擎盖，并没有对“与美国人民的契约”运动产生什么影响。共和党在众议院赢得了54个席位，四十年来第一次成为多数党，并在参议院也赢得了9个席位。第二年，纽特成为众议院议长及《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
不管怎样，我还是对这样的活动上瘾了。这可能也是因为这次行动没给我惹上任何麻烦——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风险很小的抗议——不过也可能是上天照顾。那次活动让我觉得参与政治很容易——也很有趣，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要再去做类似的事了。
* * *
我意识到并没有多少人会为了给一些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跳上某个有争议的政客的车上，但我一直都是想做什么就会去做的人。我很高兴——也很幸运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我可以选择出生的年代，我觉得可能会是60年代初，这样我就能在1978年跟着“感恩而死”乐队巡回演出了。那年夏天，“感恩而死”乐队在丹佛市区外的红石露天剧场（Red Rocks Amphitheater）演出，而且据说（我表示赞同）他们将“红石剧场原有的精神进一步升华了”。我很爱听这些演唱会。
话虽这么说，但我还是不太想离我实际成长的年代太久远。20世纪70年代，大家都还挺淡定平和的。我不想过于怀旧，更何况当今社会还有那么多好处——妇女权利、谷歌地图，但我觉得“当年的日子要简单朴素一些”的说法在很多方面是对的。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科技和社交媒体如何让我们与现实脱离，说的可能都是对的，但我认为所有这些言论都可以归结于人们没有那么淡定了，一切都以目标为导向。大家都知道自己可以拥有什么或者相信自己理应拥有什么；都清楚哪些事情可能会出问题。这样清晰的目标会让很多事——约会、找工作，约一个你工作中遇到的人，为美国总统规划一次旅行——变得困难得多。
我的父母在26岁时生下了我——1976年——我只记得他们在生活中打拼。当然记忆也不一定准确，但我妈和我爸跟我讲述过他们约会时的故事，现在光是回想起来就觉得很美好。他们那时会叫中餐外卖，一起看喜剧《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和电影《风流军医俏护士》（M*A*S*H），1973年石油危机时还开着爷爷的车去加油。
看到没？生活很简单，很愉快，很有趣。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没有精心设计的菜单可供选择，你也不用去想你吃的蔬菜或者用的卫生棉是不是天然有机无杂质的。我父亲过去常让我帮他做肉丸子——我当时才两岁，也没戴什么防护措施就去碎肉。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父母会让孩子做这种事，但确实很好玩，而且我也没事，成长得很好。我甚至还有一些照片，拍到我偷喝啤酒瓶里最后一滴酒。
我不想给大家做一番“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这类的说教——我也喜欢有机羽衣甘蓝，投资了一家有机卫生棉公司，因为我觉得这些可以改变生活，而且我也经常通过Seamless软件订餐，订自己想吃的，可能已经跟过去“有什么吃什么”截然相反了。今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尽管这些选择给了我在莱茵贝克小镇长大时无法想象到的自由，但这也让我们更容易偏离轨道。
公平地说，我拥有很多。在我妹妹出生前，我一直是父母两边家庭的独孙女，受到很多关注。我记忆中也从未缺衣少食，不记得我有想要别人有而我没有的东西。我记得我每一个感到满足和开心的时刻，而且现在我也感到很满足。我觉得即便在很小的年纪，我就已经感觉到生活就是你创造的样子。这一点就好像你相信果酱甜甜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食物，二者是有某种联系的；如果一个1美元的果酱甜甜圈就能让你真的感到非常快乐，那么你也很容易渡过很多难关。
如果我父母对我的目标是要成功的话——成为医生、律师或者企业CEO——我可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也可以肯定地说，要是我高中有一天早上起床后就说：“妈，我想清楚了。我以后想成为总统的副幕僚长！而且我觉得等我到了35岁就能如愿以偿了。晚饭咱们吃什么？”我的人生道路也不会是这样的。
我不光是第一个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而且是第一个坐上这个办公桌的女性，此前任职过的包括乔治·斯蒂法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卡尔·罗夫（Karl Rove）、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以及戴维·普劳夫（David Plouffe）。这一点你可能觉得有意义，又或者毫无意义。一个6岁孩子在回答“你长大后想干什么？”时会列举出的理想工作中一定没有这个。甚至一个26岁老成的年轻人都不会去追求这样的工作。大部分人听说我的头衔都不是很清楚我到底是干什么的。（虽然他们也会略有耳闻，足以让他们惊叹——特别是当你扬起眉、稍微大点声报出你的头衔，再加上点夸张动作的时候。）这样的工作——类似的工作还有很多：工作本身是好的，但却没人教你如何去想要、追求这样的工作——只有带着开放的心态，心甘情愿做自己的事，才有可能找到。
我最大一个优势就是我从小被培养成一个独立的孩子。（小时候有什么问题不懂随时上网谷歌搜索答案，这对我的独立解决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父亲上大学时靠在酒水仓库摆放货物挣学费。我母亲上的是服装学院，到生我的前一天都还在工作，上班存够了钱，买下了我们的第一套房子。我成长过程中听说过关于我奶奶的一个故事就是在二战前有段时间，她曾帮助犹太人逃离德国，然后自己也逃离了德国——她的家乡，带着当时还是婴儿的迪特尔伯伯，孤身穿过了瑞士和英国。她当时带的为数不多值钱的财产就是一点蓝宝石，藏在伯伯的尿布里。这些人都是我独立的好楷模。
还有一件我童年时的小故事，有点老生常谈，但还是可以用作一个比喻：我两三岁的时候，假期我奶奶、妈妈和我去波基普西（Poughkeepsie）的44 Plaza购物中心。我们刚把车停好，正从停车场向贺曼店（the Hallmark）走去，我奶奶跟我说：“宝贝儿，牵着奶奶的手。”
“不要，奶奶！”我说道，“我要牵着我自己的手！”
她马上拉着我衣服上的帽子，我还是握着我自己的手。
这就像人生，不是吗？我们一开始都是牵着自己的手，其实也知道有人在拉着我们衣服上的帽子。后来在贺曼店因为我牵着自己的那只手老想摸水晶饰品，结果被打了一下——充分证明了有时候独立也会给你惹上麻烦。（之后我再也没在贺曼摸过水晶饰品。）
* * *
时间流逝，一直到我妹妹“小麋鹿”出生了。“小麋鹿”真名叫劳伦，只不过有个周日的早上，我爸正在测试我中学学的法语词汇，他指着桌上的一杯西柚汁问法语怎么说。我正回答说是“pamplemousse”，劳伦正从楼梯上走下来，回答道：“我可不是一头胖麋鹿（plump moose）！”她现在36岁了，还是被我们叫作“麋鹿”。
不过，再回到1980年，我不太记得我妈妈怀孕的事了。我只记得她分娩的那个晚上：我们把东西打包放进车里，我爸妈开车把我先放到恩兹利夫人家。金米·恩兹利（Kimmie Endsley）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的姐姐克里斯滕真的非常酷。我也第一次尝试了一种叫“幸运符”（Lucky Charms）的谷物零食早餐。（在文森特路19号，我们只有“麦圈”[Cheerios]和“卜卜米”[Rice Krispies]两个牌子的谷类包装食品。）这就是即将有一个小妹妹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我妈打电话过来说“麋鹿”出生了，恩兹利夫人问我想不想跟她说说话。我其实并没有想接电话，因为金米和我正玩得开心呢。不过我还是接了电话，知道我有一个妹妹了。
我还听说奶奶和爷爷从新泽西一路开车过来。又一大福利！奶奶给我带了一套茶具作为礼物，祝贺我当姐姐了。我们把茶巾洗了，那是最好的茶具了。
然后“小麋鹿”回家了。虽然我才四岁，但我也知道她很可爱——肥肥的脸颊，肉嘟嘟的腿，圆圆的脑袋。她皮肤是很健康的黑色。这让我很烦恼。她的房间刷成了黄色，这让我更恼火了，因为我的房间就是单调的白色，当时我主观上就觉得很糟。（现在回想起来，她的房间其实是芥末黄，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在意。）我也不想和她出去玩——我喜欢和奶奶在一起，就像你小时候也会黏着某个人一样。我当时非常有占有欲，这问题倒不大，因为我才四岁，虽然我有独立的性格，但我当时还不明白大人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喜好，也需要偶尔见见朋友吃个午饭或者散散步（或喝点小酒）。我是大家最喜欢的孩子，觉得也必须要继续做宠儿才行。“小麋鹿”出生还没几天就已经把大家累得够呛！
她出生后没多久，我觉得我的这种态度就表现得很明显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在小板凳上刷牙（小板凳上写着“坐或站，这个小板凳真赞”），我还扎着个马尾辫。我妈妈走近我，轻轻地拉着我的马尾辫，说：“今天开始别再这个态度了。”之后，我就开始思考——我当时才四岁——当姐姐的好处。也许真的有些好处呢？也许这个孩子就是那个纯粹因血缘驱使、本能地总觉得我是更酷、更聪明的人呢？
嗯，事实并非如此。结果“小麋鹿”长得比我高，比我瘦，而且还是一个很棒的舞者，经常获奖。她还有点好强。她生气的时候，会推着学步车从大厅那儿踉踉跄跄走过来，咬我的床。她小时候还喜欢吃盆栽里的土，拿着一小瓶（没开瓶的）波本威士忌到处走。她名声大噪的那次是在“自由平原”幼儿园（Freedom Plains Nursery School），骑上一辆小三轮脚踏车对着另外一个孩子堆的城堡开了过去。一般人绝对不敢惹她生气——她会跟你冷战到底的。
（现在，“小麋鹿”和我几乎每天都交流。她能从我的短信标点上看出我是不是不开心，然后马上给我推荐一些美甲店或者“奶昔小站”的甜品来让我开心。她结婚的时候，我花了两周的时间，自制了格兰诺拉麦片卷和百里香烤杏仁，作为宾客的伴手礼。）
* * *
所有家里最年长的孩子都可以证明，作为家里最年长的孩子，做什么事往往都是第一个尝试的，很大程度上就像是弟弟妹妹前进道路上的开路人。我上幼儿园的第一天，觉得一切都那么神奇，大开眼界。就是从上幼儿园开始我才发现，除了偶尔奖励的“好孩子”甜点蛋糕外，我平时在家吃得真是太健康了。外面的世界有太多振奋人心的美食。
我很喜欢上学，也很爱阅读。我的阅读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同年级的水平，不过我妈妈从来不会审核我看的书。我喜欢朱迪·布鲁姆（Judy Blume），我读《上帝，你在听吗？是我，玛格丽特》（Are You There God It’s Me，Margaret，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那版[34]）时还很小，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在解释说大号卫生棉是有腰带的。过去卫生棉是别在绕在身上的腰带上的，很奇怪的样子，这是我从书中了解到的。结果等我到生理期的时候，我就非常困惑了，腰带都在哪里呢？
大概一年级的时候，我想加入“女童子军”，于是我就先成了一名幼年女童子军。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发现，我人生中某件事会一次次地让我失望，即亦步亦趋：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也想尝试一下。
20世纪80年代早期，从“幼年女童子军”晋升到“女童子军”可不仅仅是你年龄足够就行——你还得能卖出去足够多的饼干。等到卖饼干的时候，我妈明确地跟我说，除了跟我买家里本来就需要买的几种饼干——薄荷饼、萨摩亚饼和塔格隆饼外，她不会动一根手指，也不会帮我去兜售饼干。不像我们的舞蹈老师——姑且先叫她巴布，她会拿着她女儿的订购单摆在门口，让家长填。等饼干做好可以分派了，巴布的舞蹈室就变成了“女童子军好市多超市”——Do-Si-Do饼干满天飞。（当时人们对花生过敏的意识没有现在强[35]。）
但是，我只能靠自己。在我所有的天赋中，销售绝对不是其中之一。即使是现在，我也做不好筹资工作或者求人什么事。饼干又不是我做的，那我为什么要在意到底有没有卖掉呢？
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一个对讲机，把我送到了文森特路，叫卖薄荷饼的广告词在我脑海里不停萦绕着——“薄荷饼放进冰箱里可以保存好几个月！”感觉好像我不是一个五岁的孩子，而是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背负生活重压的妈妈，想要把储存饼干的程序流水化。我卖得不好，可以说很不擅长销售。我们住的附近有很多“女童子军”，竞争变得很激烈，但这真的也不是我的问题。不对，我的方法其实也有问题：我大部分情况是光站在人家门口，没有按下门铃。
我最终还是没能加入“女童子军”。我那一队其他姑娘们都卖得很好，堪称典范，等要向她们祝贺时，我也是收获到了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奖励”。
这次经历虽然让五岁的我也流了一两滴泪，但还是很有收获的：这教会我，失败不会毁掉我的人生，我的人生还会继续。（当然，后来我妈还是买了几盒，也算是帮了一个忙，后来这些饼干我都吃了，当作给自己安慰。）而且我即使失败也是一路依靠自己。我并不觉得巴布的女儿是天才——是她妈妈帮她完成了所有的任务！而且就在这么小的年纪，我就明白了，我不是、也永远都不会做销售员。这就在未来可能性的清单上轻松地画掉了一项。
* * *
多年来，我父母就经常让我依靠自己。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只希望我和我妹妹长大能成为好人——不在意我们有多成功，多优秀或者多富有。比如不管哪个年代，很多女孩都要上舞蹈课，精心（或者说出于父母压力）挑选各种课外学习班。我学了12年的踢踏舞、芭蕾和爵士舞，在天赋条件上缺失的，我都用热情来弥补。在我们每次汇报演出时我都是站在舞台两边跳，但我总给自己找理由说是因为我的身高。我认为只要我付出了汗水，我就是成功的。
但“小麋鹿”就厉害了。她是一个非常棒的舞者。等我长大一些，我意识到（部分是因为我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些人确实非常适合跳舞，不像我），我每周花了无数个小时在我并不擅长的事上，而且我也并没有那么享受整个过程。这其实让我很难过，我也从来没有过独舞的机会。
我16岁的时候终于和我妈说我想放弃跳舞了，虽然说现在许多人接受的教育就是绝不能轻言放弃，但我妈并没有被我气疯。她没有丧失理智或者斥责我在大学申请书上写了那么多课外活动，或者劝说我已经跳了那么多年了，应该继续坚持下去。相反，她说没关系，只要你做的决定是负责任的，放弃一件对你无益的事——不管是所谓的“大家都参加的”舞蹈课还是你根本不感兴趣的、吞噬你灵魂的工作，也许能改变你的人生。
在我结束舞蹈学习后，我并没有无所事事，吃着太妃糖、开着车在莱茵贝克的高速公路或者小马路上晃荡。我在学校乐队吹笛子，上了法语课，每周六晚上还给街上一个家庭当临时保姆照看孩子，还在他们家的海葵花谷仓里劳作过。每周日我会用湿的纸巾和报纸将花包好，这样游客可以带着这些花长途旅行回到市区。这可不是那些为了办小演唱会造的那种谷仓房——而是实实在在的谷仓，有电动工具和还有一个谷仓用的小取暖器。我的好朋友卡拉每周末都会来谷仓看我，给我带汤、甜甜圈或者百吉饼。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我还在位于我们小镇中心的基尔默IGA超市里当过收银员。任何在凯马特超市、沃尔玛或者当地杂货店工作过的人可能都不相信，但我确实很喜欢在那里工作。毫无疑问，有时候比起在超市收银，你会更想和朋友出去逛；但因为我很擅长打包商品，所以我挣的钱够我买费西合唱团、神街酒乐队和感恩而死乐队的票。我也买得起水晶饰品（当时有这些饰品也是很神气的）和Winter Sun的连衣裙。
我还从那里了解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买些什么，哪些人用优惠券，哪些人不用，谁会帮着你一起装袋，哪些人就只是站着等你装好，哪些人会盯着你扫描每一件货品，质问价格。
我们超市是当地仅有的几家接受粮票的商店，这让我在成长过程有更多的视角。你会看到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或者老人过来看看粮票能兑换哪些食物。拿着粮票排队时或者把拿错不能兑换的食物放回货架上时，要承受的难堪，这从此就让我明白了我们该如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尊重的态度给予人道主义关怀。可能这对你来说是理所当然，但遗憾的是还有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
多年后，我们在白宫讨论了粮票的问题。我的工作重点并非制定政策，只是安排、协调和规划日程，与时间、日期和人打交道而已。但我也经常会旁听政策讨论会，这样能明白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我的团队每天有上百个选择要做，在他们做决定时，我能根据我对政策的理解和判断做出决策，从而更充分地安排好总统的时间。这次的讨论是延续之前奥巴马和另外一个人的谈话，他经常会在和某一个人的会谈之后召集高层官员再讨论相关问题。
由于经济衰退，奥巴马上任初期，还有很多人仍依靠粮票生活。在他任期内，靠粮票过日子的人数有所下降，但我们开会并不只是讨论眼前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只关注解决眼下正发生的问题，那你就无法为未来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关于粮票的会议是在罗斯福厅召开，但这次我没坐在会议桌旁，而是挨着墙根坐着。白宫西翼办公楼的座位出乎意料地有限——椅子都很大，而且能在会议桌周围摆下的也不多，很多椅子都是有历史或其他意义的，因此会议邀请的人往往也有限，一定是要有足够的身份才能进入这个会议室开会。
从我进入政界开始，我就有一个对自我的准则：在自己的范围内活动，不过多评论自己非专业领域的东西。但是这次，我没办法接受这群从常春藤毕业的人高高在上的决断；他们在讨论粮票可用于哪些东西、不能用于哪些东西，我能判断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识那些需要粮票的人。于是我举手了（我觉得我应该是当时唯一一个发言前还举手的人），告诉他们我的经历：看着人们羞愧地排着队购买普通麦片、罐装汤、牛奶；看着他们发现哪些食品是他们手里的粮票无法兑换时的表情；看着他们发现粮票居然覆盖运动饮料，而不覆盖像“阳光心情（Sunny Delight）”这类饮料（事实上，这种软饮料比橙汁要便宜得多，而且还含有维生素，但他们又没有办法只能接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可以感觉到发言时自己的脸滚烫。我一直觉得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尤其是在白宫这样的地方，理论上发言内容应该是基于事实、数据和其他证据，如果你外在表现得过于激动，很用力地在阐述，那你就要输了。如果你的脸涨得通红，难道不是情绪过于外露的表现吗？我不知道，不过我的观点都表达了出来。虽然我并不指望这次对话能立马解决问题或改变状况，但奥巴马总统还是明确表达了支持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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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中时做过的那些工作——尽管当时我也有过宁愿在家看《新飞越比弗利》的时候，但我从所有这些经历中都获得了满足感，回忆起来也很愉快——其中最好的就是这些经历教会我，当我的事业似乎一片灰暗或者感觉人生完全偏离了轨道时，我该如何积极地看待：如果说我擅长的事不多的话，我知道我至少擅长这件事。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压抑，但这么多年来，这样的想法也给了我很多安慰。没有什么比能养活自己、自己给自己想要的东西更能给你独立的感觉，因为你清楚如果哪天你真的很讨厌某份工作——可能在你人生中不同时期你都会一直讨厌工作，你也可以离开，没关系的。
等到了申请大学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这样一些时刻，需要提醒自己记得，不管怎么说，至少我是很擅长打包商品的。如果我没能进入哈佛大学（甚至没有选择申请哈佛），那我最后也肯定会进入我命中注定的大学。
那段时间是1992-1994年；没有邮件，没有网络。我们开车去了Barnes&Noble书店，买了一本美国综合性大学排名指导书。卡拉和我花了很长时间做标记，讨论我们想去哪所大学。我画出那些想去的大学的地址，在我高三前的那个暑假，就直接给他们写信问申请的事。
我们一家人挑了几所大学去看了看——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伯克利、斯坦福、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C Santa Cruz）。最后这些学校我并没有全部申请，但我申请的大学——佛蒙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乔治敦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和费尔菲尔德大学，都是我自己完成申请的。我自己完成了小论文，也没人帮我审校，我准备了SAT[36]考试，成绩还不错（特别是阅读单项部分）。我妈妈帮我填了几张申请费的支票和免责条款：是我妈妈的支票。
如果你没看过《七个毕业生》（St.Elmo’s Fire），你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我当时的想法，但我真的很想去乔治敦大学。那部电影讲述的是几个朋友从乔治敦大学毕业后一年里的故事，他们想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出于某种理由，尽管我当时并没有真的考虑要进入政界，但我真的想成为影片中的亚历克，他是一个22岁的傲慢的年轻人，在一个国会竞选团队工作，背叛了和他同居的女朋友艾丽·史蒂（Ally Sheedy），他真的配不上他的女朋友。这些角色说是楷模也很奇怪：酗酒，有几个人还吸食可卡因，挥霍金钱。但这些人物又很有魅力、有趣，最后也都成功了。我把这些都归功于他们上过乔治敦大学。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进入乔治敦大学，我也能获得这样一群“当红小生”的能量了。
我在班里排名前20%（总共76名学生，我排第11位），不乏自信，哪所大学会不想录取我呢？
结果，我在四月的同一天收到了所有的拒绝信。在此之前我们第二次去了乔治敦，我还在买了一张贴在车上的乔治敦大学标志，因为我确信我会被录取。回来之后，我到家了才发现收银员忘了把那个标志放进我的袋子里了。后来，等我拆开我爸拿回来的乔治敦大学的回信时（同时还有其他学校的），我们就意识到那可能是个预兆。（往往像这样的预兆只有事后回想起来才会发现是这样的。）
最后，我只能在佛蒙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中选择。我来自一个小镇，担心自己在麦迪逊这样的大城市不能如鱼得水，所以我很愉快、很自豪地成为1994级的一只新加入的“大山猫”[37]。等我递交了宿舍、用餐等所有事项的申请表格后，这一切让我感觉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而之前我从来都没来过这个校园。
有时我确实也不计后果，未思先行，有时候结果还不错，有时就……也许结果还是可以更好一点的。
如果说高中我还有点自我认知的话，那大学我就丧失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钱很重要，而如何花钱更重要。因为我家人很重视对车的充分利用——我当时觉得福特金牛旅行车是最好的，因为这车很耐用，以至于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身份。在我成长的小镇，你不知道谁家有钱谁家没钱。最有钱的人可能是马医家，他们开的都是破旧的雪佛兰萨博班（Suburban）和吉普瓦格尼（Wagoneer）。我也不太记得看见谁化过妆，更别说为遮青春痘化的淡妆了。我穿的衣服都是Gap或者马歇尔（Marshalls）品牌折扣店的；发型从蘑菇型锅盖头到艾迪·维达（Eddie Vedder）的蓬蓬头。（想一想：如果他的头发再短点，发型层次就会跟《老友记》瑞秋第一季的发型有点像了。）
情况还不算太坏。我和我的室友艾米成了好朋友，而且我们那一层还经常一起组织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和蓝色少女乐队的听歌会，一起讨论“烦心的事”。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说的“烦心的事”可以用来表示很多情况：遇到奇怪的人，抽大烟，第一次失眠，想不明白为什么《心理学入门》课上一个男孩没有坐在你旁边。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真的很有趣。
我上的课程也帮助我拓展了一些新的领域。我主修法语，一时兴起又修了日语，结果日语也很好。有一个学期我还选了农村社会学，课上探讨了佛蒙特州“东北王国”[38]的贫困问题，后来我在等奥巴马在艾奥瓦州的活动开始前和奥普拉[39]闲聊时就用到了这个课上学到的东西。
大二开学后不久，我开始意识到法语专业可能无法让我走向我想要的方向。佛蒙特州是一个政治氛围很浓烈的州——人们也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他们会表达自己不一样的观点，却不会招人厌，会和平地进行讨论，不会引发吵架斗殴。州政府和地方官员也经常来校园；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州长曾来我们学校鼓励我们注册投票；我还跳上过一个令人唾骂的共和党议员的车。我发现自己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总不断地受到政治的吸引。那年冬天，我决定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议员团队申请一个暑假实习工作。
春假快到时，我发现法语系的预算在减少，可能都没法再作为一个专业来设置课程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预兆，于是我又重新申请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想大三的时候转学过去，申请通过了。几周后，我也拿到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团队的实习offer，从5月份到8月份在他柏林顿国会办公室上班。
这份实习没有薪酬，不过好在我能和在柏林顿的几个朋友一起住，她们住在南大街一家酒类专卖店后面的一个公寓里。我睡在一张日式沙发床上，早上起来不止一次发现我晚上睡觉时压死的蜘蛛。
但这都没关系：之前我从来没有比这更刺激的经历。那一年是选举年，所以伯尼也经常出现在办公室，而且经常见选民，比我认识的所有政客都要频繁。我每天的工作很忙，但我很喜欢。接电话，记下选民们留下的信息，传真新闻剪报、存档；晚上给佛蒙特州各地的人打电话号召募捐。我并不是超级成功，但有一点还是做得很不错，就是提醒大家去注册投票并告知他们伯尼在佛蒙特州各地的活动。
有时，我也会给伯尼开车。他现在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头发凌乱，不修边幅，领带打得有点松，说话总是简单粗暴但也还算公正。他在车上经常看报，即使我们经常会把车窗放下（因为车里从来不开空调），他也只一心看报纸。有时他会问问我家人的情况，我从哪里来，跟我分析分析时事。我曾尝试用我和朋友跳上纽特·金里奇的车的故事给他留下个深刻印象，结果伯尼不为所动，他的态度就像是说：“好吧，你还做过什么？”
我在遇到伯尼前，一直觉得政治就是戏剧，就是表演，不会有什么真正的作为，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伯尼关注的并不是许多人期待政客推行的大规模改革，相反，他让我看到了他是如何看待那些他能马上解决或者能影响到的一些问题。他手下的人看上去也都非常用心地帮助他的选民们，这在其他议员那里不一定都是这样；其他政客手下的人都是想在职场往上爬的人，从一个议员的团队跳槽到另一个议员的团队，不断往上爬，最终的目标是要成为立法主任或幕僚长。（当然，有些政客的幕僚还想自己竞选，但多数情况下，在白宫的野心无非就是有权势，不进入国会你同样也可以很有权势。）伯尼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了，对自己关心的问题和佛蒙特州太尽心尽力了，这样看来政治也没那么丑恶了。在我准备转学去麦迪逊前，我把专业换成了政治学。
在我实习期快结束的一天，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我看到一个区号为608（麦迪逊的区号）打来的电话找伯尼。伯尼那天要晚点才能接电话，所以我跟打来电话的人埃德·加维（Ed Garvey）说他可能得等几分钟。
同时，我也问了一些问题。我经常会尽量了解来办公室来访者的情况，特别是那些来见伯尼或者给伯尼打电话的人；我想知道这些人凭什么能让伯尼拿出重要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待他们。我会搜集出所有我能搜集到的信息。
所以当我接到埃德的电话，而他又不得不在电话那头等待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的机会。我知道埃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劳工律师，他曾组建了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协会（NFL Players Association）工会，是麦迪逊的一名进步领袖。我跟他说我一个月后要转学去麦迪逊，他回答说等我到了学校一定要去见他。后来我在麦迪逊待的那两年里真的去他那里工作了。
* * *
那天另一件重要的事是伯尼的团队邀请我在下一年暑假去他们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实习。我不知道办公室里是否有人能理解这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神奇女侠”。我都准备好大干一场了。我先打包好行李回了趟莱茵贝克镇，待了一两周，然后开车去了麦迪逊。
我那一年挣的钱全存了起来——包括给埃德·加维工作，每周给麦迪逊郊区一个家庭照看几次小孩和我21岁生日收到的，全都是为我在华盛顿的实习做准备。我和莱茵贝克镇的一个朋友香侬一起住在特雷镇区（Tenleytown），她当时要去美利坚大学的法学院上学。我开车去地铁站，把车停好，然后坐地铁到国会大厦南站。我正好每周有五套衣服换洗，每天做番茄美乃滋三明治，然后打包一些椒盐脆饼干当零食。
我走进伯尼的办公室，准备好进入拥挤忙碌的状态，但这里的氛围却大不一样。这里的实习生竞争有点激烈，而我是那种宁愿在一个鼓队里敲一天的鼓，也不愿意竞争的人。我经历了一次小小的自信危机。但我又想起我比这些人要更了解佛蒙特州一百倍，就又感觉好了一点。
我每天都很忙，在国会各大厅间穿梭，也表现得很职业：法案或修订案找人签字，为某件事跑去其他办公室，协助撰写给选民的信，等等。如果当时就有《律政俏佳人》这部电影，我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艾丽·伍兹（Elle Woods）遇上了组建了工会的诺玛·蕾（Norma Rae）。这次实习结束时，我基本上花光了所有的钱。我坚信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会再回来，从这里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成为一名谦逊而认真的政府工作人员。我和伯尼的互动并不多，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为他工作已经让我很清楚地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未来我想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