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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提前准备,如何经营你的人生

大家都以为和总统一起出行是一件好差事——奢华的服务、大吃大喝、美味佳肴。其实并不是。每一站通常是待一到两天左右——并不是度假,顺便再和几个世界各国领导人进行一些非正式会晤。每个人都在工作,努力协调外交工作,想着接下来要做什么。大家都忙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有时候你甚至一整天都吃不上饭。

我和总统先生同行的最后几次行程之一是2014年的欧洲之行。我们在欧洲待了大约一周,去了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和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在罗马共进午餐前,还快速绕道去了一趟梵蒂冈见了罗马教皇方济各。一张我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沙发上睡着了的照片就充分说明了当时我们的感受——疲倦。

和教皇见面的当天早晨,也是整个旅程最令人激动的一部分,我下楼去酒店的餐厅喝咖啡。我原本没打算吃东西,但在虚弱的一瞬间,我还是吃了点鸡蛋——因为我发现我可能要等到晚餐才能再吃东西了。

很不幸,吃鸡蛋对我来说并不是个明智之举——我有肠易激综合征(IBS)。而且在我焦虑或者有压力的情况下,症状更严重。和总统先生一起出行,我必须要学会在非常重要的情况下要控制好别腹泻拉在裤子上。一般在国外,你总会想吃当地的食物——我病得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Raffles)吃了蓝绶带法式鸡肉卷。我的肠胃不能很好地消化鸡蛋。

我为什么要点鸡蛋呢?我也不知道。那是个冲动的决定。我当时马上要进入当副幕僚长的最后一个月了,于是放松了警惕。在菲瑞尔·高娃斯理(Ferial Govashiri)——我们也叫她“菲”,她是奥巴马的私人助理和我的前室友——帮苏珊·赖斯(Susan Rice)别头纱的时候,我的胃就开始响了。

“艾丽莎,”菲瑞尔问道,“你早餐吃了什么吗?”菲瑞尔很了解我的消化问题。我告诉她我吃了鸡蛋和咖啡。她非常失望地看着我。

我们到达梵蒂冈时,我就开始流汗了。如果你之前从没去过梵蒂冈,当我说感觉就像在电影《达·芬奇密码》中一样,你会觉得我说得很没说服力,但是相对于梵蒂冈的神圣庄严来说,这是我能用上不带宗教意味的最佳比喻了。那里的画、建筑——你都不需要是天主教徒就能发现这简直美得不可思议。可不能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犯消化系统毛病啊。

奥巴马总统被安排和教皇方济各在非公开场合会晤,高层官员安排的是半公开场合。我们走过一些正式接待室,然后在华丽的走廊上列队等候(约翰·克里、苏珊·赖斯、我以及丹·法伊弗(Dan Pfeiffer)——奥巴马的战略和通讯高级顾问,也是我的好朋友)。

这时候我需要盘算一下。对我来说什么更重要?我要不要跟谁说一下我可能要在梵蒂冈腹泻了,从而寻求帮助?还是说我要闭嘴,然后可能默默地拉在自己身上?哪个是相对不那么糟糕的选择?我不知道奥巴马在里面还要待多久,我也不想错过这次进去见教皇的机会——你去教皇的房间迟到可不好。我试着向消化守护神祈祷——实际上确实有几个能减轻胃疼的守护神——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安心。

我还是跟人说了。我在白宫工作了这么久,大部分高层官员都知道我有肠易激综合征;有一次我还甚至让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在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的皇宫内帮我守厕所门,走廊另一边还有两名阿富汗警卫在玩牌、抽烟。这种事真的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当你跟别人说:“是这么一个事,我可能要在这架直升机上方便了。”如果他们在之后不躲你,那你就拥有了一个一生的挚友了。

团队立刻行动起来,但他们在那栋楼里找不到卫生间。我吓坏了:总统先生与教皇的会面马上就要结束了。

最后,一个基层员工给我从医生那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他们有最强效的治腹泻的药。

坏消息是:到处都找不到可以喝的水。

这时候,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种紧迫感在团队里蔓延开,包括我手下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投入到了为我找一杯水的任务中,好让我赶紧吃下这紧急用药,来阻止这场可怕的腹泻。我满脑子都在想不要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拉在自己身上。感觉仿佛过了十二三个小时,有人终于找来了一杯水。

“这水从哪里来的?”我问道。

没人回答。我只知道这是梵蒂冈的一杯水,我也喝了这杯水。

在白宫工作期间,可以见到很多知名人士、重要人士,但第一次真正让我触动的是见到教皇。这次和教皇的见面很简单——你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说“教皇陛下,很荣幸见到您”;然后往前走——我是无宗教信仰的人。但我的一些家人和许多朋友是天主教徒,有这么多人觉得能见到这个人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我也很震撼。因此我觉得很幸运。

结束之后,我得回车里躺下。跟所有我们行程的司机一样,这次的司机也是来自军队的,每当我不得不在他们面前暴露我脆弱的消化系统时,我都会觉得很尴尬(而且我裤子的扣子还没扣)。他问我要不要紧,需不需要他去叫医生,我说不用。

当我瘫在车后座时,感觉腿上有什么硌得慌,是教堂门口发放的赐过福的玫瑰念珠。在总统先生和梵蒂冈国务卿会晤时,我在外面等着,已经拿了五包左右,全都装在我的口袋里。

* * *

我一直喜欢那种做好了准备的感觉。准备是你能为自己打造的保护层;对一些人来说,最难的是在未雨绸缪和杞人忧天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但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准备永远不嫌多。我说的是一切事,包括经常带一包奇怪的胃药——我个人比较喜欢随身备着易蒙停(Imodium)止泻药、Gas-X[23]和几片赞安诺(Xanax,红酒也有效,但打包起来带在身上不太方便)——带点广藿香,气味很好,对我有镇定的效果。我在见一个人之前也会查阅与这个人有关的所有信息,还会经常读报。如果你真的读报(实实在在拿在手里的那种纸质报纸),你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些你在网上根本找不到的信息。如果我把每天当作高考一样填鸭式地过日子,那肯定是很痛苦的体验,但能对生活有所掌控,花点时间去思考接下来——接下来会发生的、要做的事,这一点很关键。你会惊奇地发现五分钟、十五分钟的安排和准备能让你胸有成竹。

在奥巴马还是参议员的时候,他出国的行程与后勤保障是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SFRC)单独负责。除了安排他到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外(这事往往也是他自己亲自做),到白宫工作时,我其实并不知道出国的行程中包括什么。只有之前有过一次有点留下后遗症的经历。

2008年竞选期间,我们曾考虑过安排奥巴马去一趟海外,来展示他在国外有多受欢迎,他如何处理好一切,消除任何对他外交政策能力的质疑。但奥巴马正式成为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花的时间真的太长了(到6月份定的),以至于我觉得这次可能无法出国了。因为我们能规划的空档太短了,我以为竞选团队应该会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凝聚全美人民上——这些人才是最后真正去投票的人。

噢,结果不是这样的。

在6月第二周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和奥巴马进行电话会议。海外之旅提上了日程,我认为这通电话只是为了正式把这项工作纳入日程,不会谈到具体内容。但当我接进电话时(就迟到了几秒钟),讨论已经从原本可能去英国和德国的计划变成了去伊拉克、约旦、以色列、德国、法国和英国。如果那个时候就有“LOLZ”(笑翻的意思)这个短语的话,我当时肯定给在通话中的所有人发这个短信了。结果反倒是普劳夫问我觉得我们在德国柏林能召集到什么样的群体。“我可以跟你说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柏林市的群众的情况,”我答道,“但我不知道我们在德国能做些什么。”

不管怎么说,海外之旅还是定下来了。

会后我就睡了,早上早早地起了床。这种情况需要我们根据轻重缓急进行优先安排。

第二天,我召集日程安排和推进团队,跟他们说了这个消息。有埃米特、戴伊、杰丝、大利兹、阿斯特里、乔乔、弗、查斯、特德、努尔、蒂尔、Q、莱维特、多尼及实习生小凯特。我记得莱赛、利利和塔布曼是在电话中参加的会议。他们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来规划这六国的行程,这工作量可是非常大。

但团队却显得异常亢奋。大家开始大声说出我们应当要考虑的问题。护照、签证、翻译、酒店、志愿者、日出差津贴、行李标签翻译!作为总统候选人出国访问意味着你无法享有所有驻各国美国大使馆的帮助。我们只能单打独斗——基本上是以游客的身份来申请签证、安排行程。现在没有时间顾及高贵的自尊。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职能。首先,高级外交政策顾问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 McDonough)和当时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发言撰稿人本·罗兹(Ben Rhodes)召集了我们各“国家队长”——协助各个国家团队处理好相关事务的外交政策专家。

彼得·纽厄尔(Peter Newell)——努尔,是新闻通稿团队的主任,主要负责奥巴马随行记者的后勤工作,包括他们的食宿、签证。除此之外,他还要负责其他事宜,比如在以色列时,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要在哪里采访奥巴马,确保我们住的酒店能容纳卫星车来直播外景采访。努尔还得保证记者们都能有足够的新闻素材(缺少素材的记者团可是一个坏……消息),同时不管奥巴马去哪里,出现在镜头前的背景也不能出差错。

特德·“推草机”·基奥多(Ted“Tedders”Chiodo)负责交通后勤、确保所有酒店预订和签证办理稳妥。我们让特德从芝加哥出发,带着满满一袋现金和60份需要加急的约旦签证申请表前往华盛顿办理签证。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安检时看都没看一眼这些东西。

我们决定在柏林的室外举行一次大型的演讲,并派我的副手埃米特·贝利沃(Emmett Beliveau)去德国当地考察一下,选定一个地点。

戴伊、杰丝和蕾兹·纳尔逊(Lezzie Nelson)轮流负责行程——因为芝加哥、欧洲和中东存在时差,需要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连轴运作对接地方团队。因为小凯特(凯特·伯纳[Kate Berner])是最年轻的,她负责一些技术活(黑莓手机操作)。每个国家的执行团队都有一个能说当地语言的核心人员。

随着我们从初选过渡到大选,我们已经从租用包机到租用一架专用波音757飞机,同时需要给这架飞机配备更好的座椅,还要为候选人提供私人空间。除了监督执行这次旅行外,这工作也落到了我头上。当我跟普劳夫说我们需要这架飞机时,他正盯着电脑打字,快速抬头瞄了我一眼问道:“要多少钱?”我说,加上在飞机上刷上“做出你相信的改变”口号的费用,用完之后再把飞机还原成原样,我估计总共需要约300万美元。

“好。”

当我告诉他我已经谈好价钱给奥巴马的舱位上安上驾驶员的座椅时,他抬头眼神锐利地看着我,问道:“那这又花了多少钱?”

我承认,我特意提到这点可以说全是为了自夸一下。我笑嘻嘻地告诉他我买下的是当年为约翰·克里2004年竞选购买的旧座椅,每个才花了3000美元,真的很便宜。他说:“那就好。”

这架飞机原计划是要在我们飞往中东前三天左右交付到芝加哥。在交付前两天左右,他们拍了一张刚粉刷过的飞机的照片发给我。很漂亮——除了字体错了以外。作为一个体面的商人,有一点很重要:如果你理智、聪明、懂礼貌,你的生意会走得更远。我和这家飞机公司关系很好,在我看到这些歪歪扭扭的字体后,并没有吼他们。我友好地告诉他们需要把整个飞机重新粉刷一遍,使用奥巴马团队风格的Gotham字体——而且得尽快。他们照做了。

埃里克·莱塞(Eric Lesser)负责行李运输。他是2007年哈佛学院民主党团体[24]的成员,曾让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找份工作,做什么都可以。他和奥巴马及所有随行记者团一起乘坐飞机,从来没丢失过一件行李。在整个行程中,他组织各国的行李志愿者,把我们的行李标签翻译成五种语言。(现在他是马萨诸塞州的州参议员。)

在先遣执行团队准备出发前几天,我走进竞选办公室,发现地上有四个大的移动箱子,小凯特站在旁边,瞪大眼睛。凯特是芝加哥大学的大三学生,利用暑假在竞选团队实习,最后就跟我们日程安排团队一起干了。这些箱子里有75个黑莓手机,分成“已设置”“先遣执行团队”“出行团队”等几类。2008年,我们的黑莓手机还没有国际服务,所以我们租了一大堆能在国外用的手机设备,小凯特手动将所有团队的75个号码都录入了每一个手机中。

在我们剩下的人离开的前一天,我让小凯特负责给所有高级官员培训如何使用这些手机。当我听到她在走廊上追着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喊“阿克塞,等等!我要跟你讲讲怎么用这个手机!”时,我是再自豪不过了。(小凯特毕业后,又在白宫工作了几年。)

重新粉刷好的飞机最后及时抵达了,非常漂亮壮观。

* * *

当我们降落在约旦时,我很高兴见到弗。弗出生于伊朗;她的家人在伊朗革命期间,从塞浦路斯逃到德国,再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最终在加州定居了。在加入竞选团队前,她曾担任奥兰治县的青年民主党主席。她是约旦安曼先遣执行团队的成员,而且将手握着我们接下来诸多行程的生命线。

安曼真是热死了。安曼那段行程中,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会议室完成下一站以色列的规划,以色列这一站将成为一大壮举。我们计划从特拉维夫市去耶路撒冷、斯德洛特,再回耶路撒冷,再去拉姆安拉,回耶路撒冷,最后再回到特拉维夫市启程离开。我们在36个小时内,举办了18次会议和活动。其间有一次,就在离我们住的酒店几条街道远的地方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我们一时联系不上地方先遣团队的一名成员。很吓人,不过好在这名成员没事。

我们有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带领着在以色列的先遣执行团队。他也是个说话毫不客气的人。有一次,当时在以色列的行程已经接近后半段了,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从辛贝特[25]借直升机,他直接对我们中的一个人说:“如果你不闭嘴的话,我就要‘用真空吸尘器把你给强暴了’。”我对那段旅程的记忆最深的就是明白了压力会让你牙龈出血。但从其他多方面而言,那次行程还是挺成功的。

下一个大的挑战就是柏林的重大活动,虽然我个人并不是特别担忧——埃米特已经在德国了(后来我发现,他真的已经疲惫不堪了)。虽然说以色列之行是最让人焦虑的一段行程,但柏林才是真正关键的一站,如果柏林之行不成功,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出现在活动现场,如果胜利纪念柱外面的背景看起来不好,我们看上去就会跟傻子一样。

进入柏林之后,我们就听到消息说有10万人在等着奥巴马。我们没有相信,但其实是真的。航拍的人群照片看上去很“疯狂”:人山人海,踮着脚尖、举着相机,大家都想在电视机新闻播报外看一看贝拉克·奥巴马的真容。

奥巴马在台上发表演讲,阐述柏林如何证明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巧妙地传递了他将怎样纠正乔治·布什在任八年产生的问题),我和阿克塞、吉布斯、苏珊·赖斯就站在等候区。我已经听奥巴马做过无数演讲,他一直是一个很优秀的演说家,这次演讲让我感到无比骄傲。我们知道贝拉克·奥巴马很优秀,但是看到其他国家这么多的人认可这一点,这确实很让人动容。活动效果非常好,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甚至剪辑了这个活动的一些片段放进他的题为《名人》的竞选广告[26]中,把奥巴马比作布兰妮·斯皮尔斯和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一样的巨星。

之后,每个人都对“走出去”高谈阔论。我们当时住在勃兰登堡门对面的阿德隆酒店(Adlon Hotel,当年迈克尔·杰克逊就是在这家酒店把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抱到阳台上往窗外摇晃);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了牛排和酒,晚上9点前就昏睡过去了。第二天早上,马尔弗8点钟起床,帮我一起搜寻薄皮苹果卷,我小时候一位德国保姆经常给我做这个。我们找到的这个苹果卷没有她做的好吃,但也是那次旅行中特别棒的时刻。

法国和英国之旅很顺利,没出什么意外,我从伦敦到芝加哥的飞机上睡了一路,中间都没醒过。

那次出国出访非常冒险。让总统候选人在大选前四个月离开国内,在很多方面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2012年,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27]的伦敦、华沙和以色列之行就被《华盛顿邮报》写成是“失态狂欢”;英国的小报《太阳报》称他为“笑柄米特”。我们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在于我们为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做足了准备——大到重大安全问题,小到行李标签。

* * *

2009年3月末,奥巴马总统决定担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次访问将去伊拉克。作为日程安排及执行部门的主任,我带领着一支协调队伍——我们和负责国家安全的工作人员、白宫军事办公室、特工处和白宫的工作人员协作,负责规划这次出访最终要如何具体落实。

当你安排总统或任何一个重要的人物去国外时,绝对不是件小事。你们肯定还记得通常在某天早上突然看到总统、副总统或者国务卿的飞机降落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的新闻。大部分情况下,总统通常都是在晚上坐飞机,这样没有人知道他离开白宫;然后在美国人民早上起来时就抵达目的地了,这样一些潜在的危险分子也没有时间来安排什么危险的活动。

要顺利完成需要付出很多——需要充分相信你的团队能处理好相关的编排,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约40人(员工、特工处人员、记者)送上天。我原以为有了前面一年精心安排竞选行程的经验,这次我们也能搞定。结果实际并非如此。

2009年,我们觉得既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去伊拉克,就应当尽可能地对自己严苛一点。我们在事先规划好的“美国大陆外”之旅中,刚结束土耳其那一站就要立刻前往伊拉克。

为了和总统先生及一小部分员工一起迅速离开土耳其前往伊拉克,我们假装我们的备用飞机(出国的时候,往往会备两架飞机,以防其中一架出故障)坏了,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就没有备用飞机,直接“回华盛顿”了。

这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同事撒谎了——我们让所有没必要一直陪着奥巴马的人在土耳其多待了几个小时,直到我们抵达伊拉克,被骗的还有那些不在白宫记者团里的记者们。我们提前告知过白宫记者团(一个13人左右的团队,轮流跟着奥巴马报道)伊拉克的行程,而且行程计划中也包含了他们(而且告诉他们如果不想进入战争地带,可以回国)。但这些信息是禁止公开的,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对此进行报道或讨论。

我们刚飞往伊拉克不到几个小时,埃米特——当时还是我的副手,在竞选结束后做了白宫日程执行团队的主任,打电话到空军一号上,告诉我们巴格达郊外起沙尘暴了。直升机在沙尘暴中飞行会很艰难。我们原本的计划是飞机降落在巴格达郊外的美国基地“胜利营(Camp Victory)”,然后从飞机上下来,跑过去坐直升机,尽快起飞去“绿区”[28],参加和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Talabani)、总理马利基(al-Maliki)的会晤。现在沙尘暴来了,我们得想想到底该怎么办,而且要快——你可不能带着总统先生在伊拉克拖拖拉拉的。

当我们凑在空军一号的会议桌上时,吉布斯问我口袋里装了什么。“呃……”我假装在口袋里翻着。“什么都没有?”他白了我一眼,但他也没说什么,因为我们当时正和时任伊拉克多国部队主将的奥迪尔诺将军(General Odierno)通电话,讨论备选计划,什么时候降落。

说实话,我之前并没有考虑太多口袋里要带什么,但我的口袋里确实有东西。我之前从没坐过直升机,总觉得我们一飞上天,我肯定就会吐。我是那趟行程中职位最高的女性(在一帮男人中间),我可不想给自己(和所有女性)丢脸,于是我就在出发前去趟了全食超市(Whole Foods),备了一些塑料保鲜袋,塞进我的风衣口袋随身带着(我觉得穿着这件风衣有种“神偷卡门”[29]的感觉),以备不时之需。正常应该是带着一两个袋子就够了,但我当时可能带了五六个袋子,结果把自己给暴露了。我就像是一个企图从餐厅偷麦片的涉世未深的大学生。

沙尘暴非常严峻——不过我根本没见着沙尘暴,因为我们最终在胜利营降落,坐上了一列黑色雪佛兰萨博班车和两三辆白色客车组成的车队。我脱掉外套后,跟吉布斯和阿克塞坦白了,因为撒出的谎肯定会比真相还要奇怪。我解释说我口袋里装着塑料袋,是因为我绝对不想成为一个吐在某个军事将领身上的女人,他们对我的坦诚表示感谢。

我们抵达目的地,向驻守在曾属于萨达姆·侯赛因岳母的宫殿前的军队致意。我一般不太爱描述一个人对于某种情境的感受,但是我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当军队认出吉布斯并为他欢呼的时候,他吓了一跳,感觉受宠若惊。他没想到这些士兵也会经常看他每天的白宫新闻发布会。

罗兹和我坐在非常华丽的长凳上等待。然后我们赶紧跑到将军的处所,伊拉克总统正和其他伊拉克领导在这里开会。我们最后只能和塔拉巴尼总统及马利基总理电话沟通,而不能面对面交谈。

一般去战争区手机关机是很正常的,为的是不让人追踪到你的信号。但一旦会议开始了,媒体也都已经报道了奥巴马在伊拉克,那我就能开机使用我的手机了。于是我给我妹妹打了个电话。她接电话时正在上班。“天哪,姐,”她说道,“你在伊拉克?”

我们其实刚刚上任才两个月,但我感觉非常棒。虽然我最后没有在直升机上呕吐,但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能让我集中注意力关注我工作中“正常”的部分。当我知道即使我吐了,我也能有所准备不至于太丢人时,整件事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简短插入:更多关于提前准备的小建议

女人之间通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问的可能是你的皮肤护理、运动健身、饮食控制,怎么做到下班前把收件箱里所有的邮件都处理完了,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归结到底就是问你“如何经营你的人生?”,很少是因为提问者好管闲事。这么问可能单纯只是因为好奇(这跟爱管闲事又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想确保自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我因为自己睡懒觉而揍了自己一顿,这么做对不对?)又或许是因为想要从别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所借鉴。(我如何做才能让自己不必再因为睡懒觉而揍自己呢?)不管怎么说,即使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很枯燥,但偏偏总会让人好奇。我就来说说我是如何做到随时准备好的。

1.经常列一个清单。我很喜欢好的清单。我把清单分为三部分:近期目标、长期目标和个人清单。近期目标这一类通常包括支付账单、买猫粮、约做头发或去药房取药。长期目标清单中包括弄清楚我的公司要如何在纽约州注册、还清车贷(我还清了!)、规划假期及预订音乐会门票。个人清单基本就是列出一些朋友的名单,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打打电话,约着一起喝两杯或者一起去修甲。像“写这本书”这类事情会列入以上三个分类里,这样列出三次,以确保我能收到提示不会忘记。

下面是我今天(8月15日)列的清单的一个样本:

今天:

完成第六章,劳伦·奥伊勒帮我修订

交第三季度的税(需要找到信封/必须晚饭后去一趟莱茵贝克)

去PetSmart宠物超市(需要给小彼得买猫粮、猫砂)

给邦邦31剪指甲

洗澡

下午4:30和霍普打电话

买这周的火车票

扔垃圾

下午5:15前出发去和老妈、普夫吃晚饭

本周:

参考劳伦·奥伊勒的修订修改第一、三、六章

撰写第四、五章

给苏扎写邮件说照片的事

帮劳伦·奥伊勒锁定九月份的房子

列出日耳曼敦的房子需要修缮的地方

看日耳曼敦的地

想好普夫的生日礼物

预约做头发

洗车

试试缬草根32

帮小彼得约兽医做每年的体检

查看Ace&Jig外套是否已发货

查看No.6 Clogs的鞋是否已发货

给莫利写邮件聊塔吉特百货(Target)的科拉(CORA)牌卫生棉

联系索菲·沃克(Sophie Walker)

长期:

写书

看小说《女孩》(The Girls)

少吃碳水化合物

2.我把每件事都放进我的日历中。如果能随时知道自己可以在哪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能让我生活中的压力减少很多。当我开始设置日历提醒我支付账单后,我的信用评分上升了100个点。我也会设置提前三天的生日提醒,往寿星们的信箱里塞贺卡。(我经常在家里放些生日卡片和用于其他各种场合的多用卡片,还有邮票。一定要记得备着点邮票。)我还设置提醒去药房取药或者提前30天去某个抢手的餐厅预订好座位,预约美发和妇科医生——一切很难安排时间的事都设置了提醒。我会把需要采购的杂货也做一个清单,列入日历中。我经常需要2%的低脂牛奶、麦片、西瓜、咖啡、咖啡伴侣(别评价)和西柚汁,所以我一直带着这个清单,万一哪天我碰巧去了杂货店或超市,这可以提醒我要买什么。

3.睡眠是有益的。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市面上上千本说睡眠重要性的书都持怀疑的态度。等我进入白宫工作时,就开始晚上11点左右上床,早上5点15分起床。因为“上床”并不等同于睡着,所以我每天晚上大概只睡了三到四个小时。虽然我是到了35岁后,睡眠质量才真的开始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请记住:充足的睡眠可以让你吃得少,有年轻的容貌,态度更佳,决策更明智。虽然最后我一直保持严格的睡眠养生(后文会有介绍),但在我离开白宫后,我才终于可以睡好了,睡眠才真正起了作用,改变了我的生活。

4.关于旅行。不管我做什么或者去哪里,我都会给自己安排出尽可能多的时间。(我这么做,部分是因为如果把事情安排得太紧密的话,我可能会胃痉挛或者腹泻。)如果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很重要的话,我会选择提前一天晚上乘飞机、火车或者开车过去,以保证第二天的状态良好。

我还从戴伊那里学会了打包的重要性。在白宫工作,你有可能会在一次旅行中经历三种完全不同的气候,所以打包行李变得至关重要。有一次,我们从沙特阿拉伯出发,去了埃及,然后经停德国,最后抵达法国。多穿几件衣服,别露出肩膀,这样总不会出错。

因为在白宫工作的人中没有谁有时间在各部门跑来跑去,大喊:“我落下什么东西了没?”戴伊有一个打包清单,很快就在我们中间传颂;大约一年后,我们全部都坚信不疑地用上了这个清单。长途飞行需要压缩袜和长袖毛毯(是的,你没看错);去食物难吃的地方需要带格兰诺拉燕麦棒;汰渍去污笔;去湿度高的国家要带发夹;在其他国家参加国宴时要备好文化上合适的着装和鞋子。有一次我们坐着空军一号去沙特阿拉伯,我不小心带了一双露趾凉鞋,大家都笑我,因此我一直在担心穿着这双鞋去见沙特国王时会引发一起国际意外事件(在沙特阿拉伯是不能露脚趾的)。这虽然不算是世界末日,但也不是什么好事。在有人向我介绍了戴伊的这个打包清单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故也少了很多。

而且,我包里永远都备着2片以上的卫生棉——1片自己备用,1片可以借给朋友。

家中要处理的事 化妆 其他

打扫浴室 遮瑕 埃文

打扫厨房 Urban Decay/打底霜9号色 护照

打扫卧室 Smashbox的Photo Finish妆前乳 执行前的行程安排

打扫客厅 眼线 文化备忘录

给泛美航空发邮件确认航班 睫毛膏 总统先生的安排

- 睫毛夹 Nap牌子的袜子

离开前 眉刷 Nap的颈枕

注射疫苗后更新过的国际疫苗接种或预防证书 眼影 墨镜

信用卡 浅色系眼影 伞

相机充电 粉饼 白宫工作证

购买拉链密封袋 粉刷 白宫徽章

取钱 粉红色芭比波朗腮红 首饰

- NARS古铜色化妆品 -

医药 银色光泽唇蜜和Newtral古铜色化妆品 十二月出行

创可贴 镊子 睡袋

镇痛药/布洛芬止痛药 假睫毛 手表

过敏药 - 大码乐斯菲斯牌户外衣服

杀虫喷雾剂 其他衣物 瘦小的乐斯菲斯牌衣服

防晒油 耐克宽版运动裤 耐克连帽衫

个人卫生物品 黑白运动裤 REI的运动裤

- 2件运动背心 床垫护罩

梳妆用品 灰色长运动裤 行程安排初稿

头绳和发带 1件睡觉背心 -

梳子 1条短裤 -

牙刷(和牙刷盒) 7双袜子 -

牙膏 黑色运动文胸 -

牙线 白色运动文胸 -

洗发水 网球鞋 -

护发素 连帽衫 -

紫外线防护隔离 - -

漱口水 电子设备 -

易卷护发精华 相机 -

头巾 相机充电器 -

熨斗 2个黑莓充电器 -

卷发棒 黑莓充电器转换器 -

浴帽 Ipod -

多芬肥皂 Ipod充电器 -

肥皂盒 电脑 -

剃刀 电脑电源线 -

洗面奶 安全码 -

卸妆液 硬盘PIN码 -

化妆棉 - -

5.关于学习。第一夫人对于国宴安排非常严格。国宴可不只是免费的玉盘珍馐和琼浆玉露;国宴其实也是工作,不能缺席。知道怎么做好准备其中就意味着要有自知之明——能够预测到自己可能会需要准备什么(或者会搞砸什么),据此来做好计划。我知道我绝不是最聪明的人,这没关系。会出问题的是(1)没有自知之明;(2)不能进行有意义的预测并做好准备。

就国宴而言,这就意味着你要事先知道自己旁边坐着谁,提前阅读一些有关材料,准备一些可以和对方聊的话题。当然有时候会遇到尴尬的情况。

即使你觉得自己短期内不会参加与外国显要人物的正式活动——当然你永远不知道这种事会不会发生——但你还是可以在工作面试中借鉴这条建议。我之前在准备工作面试时,会随时关注要面试我的人或者机构相关的新闻动态。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研读面试官的相关资料。当然,也很有可能在网上根本查不到要面试你的人的任何信息,但如果有的话,你必须要知道。最起码,公司的网站上一般会有员工简介。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这个人对于《天堂单身汉》(Bachelor in Paradise)节目的看法,对方也能理解;但如果你能知道她在公司的职务,来公司多长时间,甚至她在哪儿上的大学(有助于闲聊),这就可以充分证明你做足了功课,很认真努力。但千万别深挖对方Instagram(图片分享软件)的内容,如果这做得太过火,开口便说:“我看到你发的照片了,你的狗喜欢吃兔子啊。”或者“你真的很喜欢普拉提呀!”那样的话,你都可以竞选“恐怖镇”镇长了。我面试过一些人,其中一次最差/最暴露一个人缺点的是在我们交流了10~15分钟后,对方突然停下正在说的话,开始惊呼:“等一下!你之前有段时间是不是奥巴马的工作人员?”

我开始从事这类工作从来不是为了要成名。但准备非常重要,部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要和别人进行一场专业对话,是应该带着问题,并且清楚对方是谁才去和他对话的。人人都知道上网搜索有多容易。而我当时面试的那个女人并不是住在没有网络的森林里,不认识我并没有让她看起来思想独立或者是一心专注于她自己的工作,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会让她表现很不好。

* * *

政治团队都有地方先遣执行团队,这是因为面对面沟通往往比通过电话或邮件沟通更容易,也更有效。我在担任日程安排和执行部门主任或者副幕僚长时,有时候也会因为某次行程特别复杂,想比总统先去目的地,因为我觉得这对于整个行程的落实是最好的办法。其中一次就是2012年去伦敦的时候。

总统当时要去英国,参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庆祝活动的启动仪式,我们的行程有许多不同的环节,比如:在白金汉宫用餐;去美国驻英大使的住所——温菲尔德庄园参加为庆祝女王陛下登基60周年举办的晚宴;去英国议会演讲。我们派出了所有能代表美国的团队——卡罗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后来成为了美国驻日本大使)和她的丈夫;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和丽塔·威尔逊(Rita Wilson);康卡斯特(Comcast)的CEO兼董事长布赖恩·罗伯茨(Brian Roberts)以及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我们需要一群能让女王看到会很开心的、有活力的美国人。当我们听说女王喜欢百老汇音乐剧时,就邀请了克里斯汀·肯诺恩斯(Kristin Chenoweth)去温菲尔德庄园演出。我需要提前去英国现场确保所有细节都没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派出了常规的先遣执行团队,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我还是不想留下任何漏洞。

就在我们准备送代表团出发时,冰岛的活火山格里姆火山(the Grímsv?tn)爆发了,产生了巨大的烟雾,严重干扰了航空运行。飞机必须不计一切代价避开火山烟雾烟(雾温度太高,会导致引擎熔化),这让代表团飞往伦敦的行程变得困难重重。在我们计划离开的一周前,我还和卡罗琳来来回回写了几次邮件,打过电话——不过只是些女孩之间的闲聊。她儿子杰克的高中毕业典礼就在这次行程结束后的周末;她怕赶不回来,冒不起这个风险,决定不去了。

唉,希望代表团里其他人都能去,因为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带去见女王的人太少。总统先生既然信任我们能处理好所有这些细节,那么你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那可怕的质疑的眼神——那种眼神就好像在愤怒地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受了点风寒,就在代表团开始陆陆续续地抵达时,风寒开始发展成浑身不适的流感了。就在温菲尔德庄园的晚宴开始前,我离开酒店去理发店吹了一下头发,因为(1)很显然,这种场合需要整理一下发型;(2)我感冒了,看上去状态不太好,需要做下头发看起来精神一点。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抵达伦敦,访问正式开始。我在自己房间里准备好之后,戴伊和法伊弗过来给我加油打气。这种情况下你往往可以任由他们说:“嗯,多抹了点腮红。”我带了两片英国的维克斯感冒药,下楼上了车,前往温菲尔德庄园。

这里我要坦白一下:我喜欢这个皇室家庭,也真的非常爱戴女王。我们看到一些照片里,女王陛下开着路虎车,载着她的狗,戴着帽子,提着包——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吗?这趟行程前好几周,我一直对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所有人说,我小的时候,我那个德国保姆奶奶常翻出所有的德国小报,这样我们就能读一读关于一些皇室的新闻——当然是德国的皇室,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我只是对照片感兴趣。虽然我欣赏那些敢对小报甚至君主制翻白眼的人,但皇室确实就是有某种魅力。皇室的历史和传统很悠久,而这一切仿佛都来自稍纵即逝的某个年代。而且,我也很喜欢皇冠。

我们抵达温菲尔德庄园时,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棒。平日里,我们经常看到彼此都是穿着同一套无聊的J.Crew的铅笔裙和羊毛衫,所以有这么个机会着装这么正式,挺有意思的。我把自己塞进了一件巴吉利·米诗卡(Badgley Mischka)的粉色裙子里(也可能是因为感冒,体重减轻了才穿得下)。我所有的正装裙都是从乔治敦的一家寄售商店Ella Rue买来的,如果有某个尺码相近(8+号臀围)的女性卖给他们Oscar de la Renta或者华伦天奴的衣服,他们会给我打电话。我经常穿完后又卖回给他们,这样成本就很低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真的可以见到女王本人。当我们抵达温菲尔德庄园,在接待处排队时,我的话开始多了——就当是因为感冒药和一小杯香槟的效果,或者纯粹是因为紧张的缘故吧,我只记得法伊弗(Pfeiffer)说:“不会有事的,伙计。”这是他安慰我的方式。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真是有魔力——穿着梦幻、耀眼的珠饰裙子,戴着皇冠,非常友好。(她亲切地和我们打了招呼。)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站在女王旁边,也非常帅气、端庄,这绝对让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开心。总统先生看着我,好似在说:“你可别把她绊倒了!”我当然没把她绊倒。

后来,瓦莱丽·贾勒特(Valerie Jarrett)为我引见了科林·弗思[30](Colin Firth)和他的夫人——意大利有名的生态时尚活跃人物利维娅(Livia),于是我又喝了一杯香槟。我忽然觉得自己顿时黯然失色、柔软怯懦;利维娅简直就像女神。她身材高挑(反正比我高),穿着宝石绿的礼服。当时电影《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刚上映没多久,大家都簇拥在弗思周围谈论这部电影。我就有点沉默寡言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感冒,而且这种场合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但是,作为外交人员我们的工作是要让接待我们的主人开心,配合他们,当时也没有需要用到我的地方。

可能因为利维娅不仅美丽,而且亲切、包容,她突然转向我,问道:“你最喜欢哪部电影?”因为我当时不在状态,完全陷入了感冒药和香槟的影响中,无法分辨出她究竟是在问“你看过的所有电影中最喜欢哪部?”还是在问“你最喜欢科林·弗思演的哪部电影?”

补充:我强烈建议列出一些或多或少真的喜欢但又适合简短对话的电影、电视节目、书籍和音乐,以备像这样重要但又不太严肃的聚会聊天使用——如果一次客套寒暄就能让你显得像个没看过电影的傻子,这就说不过去了。我列的单子上有:《七个毕业生》(St.Elmo’s Fire),像《九月刊》(The September Issue)、《奇迹》(Miracle)这一类体育影片;Showtime频道播出的电视剧《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外遇》(The Affair)以及《生命的事实》(The Facts of Life);电影《完美风暴》(The Perfect Storm),因为我喜欢里面对气候模式的描述;感恩而死乐队、歌手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莉莉丝音乐节上演出的那一类乐队,比如蓝色少女合唱团。这样就行了。

我就假定她指的是科林·弗思的电影。于是我开始再现《真爱至上》(Love Actually)里我最喜欢的一幕,我用我能说出的最像的(但其实根本不是标准的)英式口音喊着台词:“我们爱杰米叔叔!我们讨厌杰米叔叔!”这可不仅是当着主演和他的夫人的面在表演,而且周围还有奈洁拉·劳森(Nigella Lawson)、汤姆·汉克斯(Tom Hanks),最重要的是还有我第二天早上还要面对的同事。我从眼角余光中瞄到了大卫·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在大笑。他肯定觉得我要么是搞笑,要么就是喝醉了。我后来跟大家说,我敢肯定贝克汉姆当时想和我一起演。抱歉了,“时髦辣妹”[31]。

我们回到酒店后,在酒吧又喝了一杯鸡尾酒,我又(艰难地)继续跟法伊弗、法夫斯(即奥巴马的首席撰稿人乔恩·法夫罗[Jon Favreau])以及普劳夫说着贝克汉姆其实想和我一起演的故事。最后我终于倦了,加上美酒和英国药物的作用,我的头开始晕了。我上了楼,把衣服扔进行李箱,然后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总统的贴身助理雷吉·洛夫(Reggie Love)来敲我的门。“老板让你今天到海军一号上去。”

换言之,奥巴马总统是要求我不和其他工作人员直接坐车去斯坦斯特德机场,而是和总统及第一夫人去白金汉宫和女王告别,然后和他们一起搭乘送总统和第一夫人去机场的直升机“海军一号”。

这就是个问题了。

通常和总统一起出行,如果早上要坐空军一号离开的话,前一天晚上就需要把行李放在门外,这样才能在离开前及时将行李运上飞机。鉴于我原本计划搭乘员工车比总统先生和第一夫人先去机场,而总统夫妇要先去一趟白金汉宫再和我们去机场汇合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加上我身体还是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只为第二天留出了一件棕色的花呢夹克(感谢上帝还留了件夹克)、一件毛衣和牛仔裤。如果没有人(注意了:这里说的是媒体团或者外交人员)会看到你,通常牛仔裤和便装是可以接受的。总统先生和第一夫人一般也不会在意你在空军一号上穿的是不是牛仔裤。

但贝拉克·奥巴马真是太狡猾了。他明知道我很渴望去看看白金汉宫,成功地给了我惊喜,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他也知道我没有参加第一晚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晚宴,如果能亲眼看看白金汉宫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把某个人“赶”下了海军一号,这样我就有理由去白金汉宫了。

所以:我就这么穿着牛仔裤、毛衣和平底鞋(起码我没戴伯尔克斯首饰)站着,惊恐地看着雷吉,眼神里还略微看得出宿醉和感冒的状态。总统的提议本来很好,但这下倒是给了我压力。“我现在没有正装,”我说道,“这个样子去不了白金汉宫。”

他简短地答道:“你觉得我要这么跟总统先生说吗?”

我抓起我的大皮包(这包也是我背痛的原因),上了车,吞了两片易蒙停止泻药提前预防我紧张的胃犯病,赶紧去了白金汉宫。我们走进宫内,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正与女王告别,我径直走向会客厅沙发背后的一片安全区。我坐立不安,假装在看杂志,祈祷工作人员不要注意到此时像个乡巴佬的我。

最后,大家开始准备离开时,我基本不敢动,因为真是吓坏了。我巴结了一下帮总统拿包的一名贴身男仆,求他让我拿一个包。没得逞。所以我只能紧紧地挨着一个小行李箱,在大草坪上挪动着走向在等候我们的海军一号。

我激动地回头看了一眼,多壮观啊。菲利普亲王和女王在送别,白金汉宫所有工作人员在草坪上列队向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挥手告别。

等我们都登上海军一号,开始起飞,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着装!

然后总统转向我,低头看了一眼,说:“牛仔裤?”

“对不起!”我答道,“我之前并不知道!”

他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那是什么?”

是我不小心从白金汉宫顺走的《闲谈者》(Tatler)杂志,我当时太专注于想着要赶紧去直升机,忘了把杂志放回去了。

* * *

我那天吸取到了几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如果你离女王十几千米以内,随身带一条西装裤。第二:除非你是去参加艾奥瓦州集市会之类的活动,否则永远都要准备好随时进入更职业一点的状态。

我没有在白金汉宫的自拍——我当时太紧张了,根本就没想到这件事,不过我也不知道白金汉宫允不允许拍照。(另一条关于提前准备的准则是:永远都要提前知道有关规定,哪怕你是打算要打破规定。)但至少我拿到了一个纪念品。那一期《闲谈者》现在被我放在曼哈顿迷你自存仓的一个盒子里。我记得很清楚那期的封面是莉莉·科林斯(Lily 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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