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睁开眼，疲倦的身体就像一尾不幸落岸的鱼，挣扎着从紧挨着锅炉房的椅子床上弹跳起来。我穿着舒婕小老师姆给我的那件蓝色工作服，起早摸黑没完没了地洗菜，煮饭，洗碗，端盘子，送外卖，冲洗地板，清扫锅灶煤屑，忙得晕头转向。或许是我以前面朝黄土背朝天惯了，这工作服穿在身上感觉腰板挺立起来，我就暂且忘了老家空寂的屋子和荒芜的田地。更何况送我工作服的人是舒婕——一个喜欢说说笑笑的城里女人。也许是我内心太孤单，没有摆脱红霞的影子，还有对瑞儿的深深思念，我哪怕偶尔得到人家一个随意的笑脸，心底也会泛起一阵温暖。
记得上班第一天，舒婕冲我点头微笑，问，新来的？我愣了下，说，是。那你把田鸡杀了吧。舒婕指着地上的一只篓子说着，就递给我一把闪亮的刀子。我接过刀子，伸手从篓子里抓到一只肉乎乎的田鸡时，从小连蛇都不怕的我却浑身竖起鸡皮疙瘩。我脑海里闪过一只被我开膛破肚扒了皮的血肉模糊的田鸡，我的手不停地颤抖起来。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跟即将被宰的田鸡一样，成了一个无辜的弱者。我不由得跟它同病相怜。最后，我眼睁睁看见田鸡从我手中脱逃，在地上挣扎乱跳。
我笨拙胆怯的举动正好被老周看得一清二楚。他冲着高良友高分贝嚷嚷，小高啊，你这个老乡怎么这么没出息啊？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担心他借故开除我。高良友见状，二话不说，从我手中夺过刀子。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我就顺着他的暗示，从地上挑了几样家常菜，靠近舒婕站在水池边慢慢清洗起来。接下来，一会儿周老板叫我淘米，一会儿玉梅大姐叫我把笨重的啤酒箱挪动一下位置。忙得团团转。
食堂每晚营业到九点多钟才打烊，我洗过澡搓完衣服也就十点多了。锅炉房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二十多平方米的空间像个天井，中央竖着一个红砖围砌的锅炉灶。高良友每天下午三点来钟会点燃它，向隔壁的澡堂供应热水。天井上空一半是盖着石棉瓦一半是露天的。我们的床铺就在石棉瓦下面，下雨天雨水顺着石棉瓦缝里滴下来，高良友就用一块塑料布盖在床单上。这张一米来宽的椅子床，承载着两个大男人的体重。澡堂每晚营业到深夜，客人走光了，高良友再清扫场地。他回来睡觉几乎都是十二点过后，我总是迷迷糊糊中感觉他回来了。他骨架大，又疲惫不堪，躺下去的时候像一头牛倒下，铁架子床就会发出一阵破碎的呻吟声。
常常深更半夜，高良友一个折腾或打滚，单薄的床架子会发出痛苦的呻吟。而我因为惦念着老家的伤心事，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睡眠状态非常地糟糕。我质疑自己为什么不敢杀田鸡，其实不是不敢，问题出在刀上，我心里老是想着甘医生致瑞儿于非命的那把手术刀……确切地说，我不敢见血了。一见殷红的鲜血，我就会头晕，就会感到恐惧，仿佛看到生命的尽头……
忘了交待一句，由于正月我刚从老家来鹿城时，在西站去劳务市场的公交车上钱包遭窃，身无分文的我在塘河屿一带流浪了三天两夜……眼下食堂这份洗碗打杂的活我得感谢高良友。之前我和另外几个盲流因找工心切，被人骗到西城路一工地上浇灌水泥地基，结果白干了三天两夜。后来我又在劳务市场遇到了一位自称姓胡的老板，他叫我去他厂里做鞋底拉毛（一种鞋底刨光的活），工资计件。这胡老板一看就是财大气粗的人，脖子上戴着粗粗的黄金链子，手指上套着个跟麻将牌差不多大的金戒指，人笑的时候，还露出一颗金牙呢。只是胡老板的厂房是和其他鞋材厂合租的，场地小，环境脏得简直像牛栏。我戴着口罩，用电动砂轮拉毛，半天下来，除了两只眼睛在转，身上都是灰溜溜的。但我明白自己别无选择。那天当我回到锅炉房打算拿走行李时，高良友说老周承包了机电厂食堂，需要招一名普工，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跳槽。在胡老板厂里拉毛虽然每月能挣一千来块——2001年这个工价也不算低的了，而老周开的月工资只有八百五，但是拉毛的粉尘迟早会要人命的。我觉得没必要为了一个月多挣两三百块钱把身体赔了进去。那会儿对我来说除了拥有健康的身体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