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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眼·耳之器

师到茱萸,将拄杖于法堂上由东到西,由西到东。

茱萸云:作甚么?

师云:探水。

萸云:我这里一滴也无,探个甚么?

师靠却拄杖,便去。

——赵州从谂禅师

做一个人性的矿工,

挖一挖,

再挖一挖,

看看下面的下面还有什么。

——冯唐

相机 抓到妇女的性感和诗意

街上像草木一样美好的姑娘,忽然无意识地开放,

你忽然看到了,

忽然想到了些什么,想说点什么。

我认识荒木经惟是在伯克利电报街的Moe's书店四楼。

四楼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卖古籍善本、字画图录,我在那个区域翻到了他的摄影集。封面是一个女人弯在一条船上,眼睛闭着,似乎睡着,但是一点不安详,似乎不清晰地梦着这个尘世间众多无名的苦难。后来知道,她是他死去的妻子,他给她拍了很多照片。她去世前,他握着她的手。他说,她死之后,他只拍天空。看完这个摄影集,发现荒木经惟还喜欢拍猫、拍玩偶、拍儿童、拍各种妇女。我核对了一下日期,不少妇女的照片是妻子死后拍的,还有捆绑等重口味,所以,她死后,他不只拍天空。他只是非常认真地拍了一阵儿天空,还在很多天空的照片上写上“死”这个汉字。

荒木经惟拍的妇女,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标准美人,脸没动过什么刀,长得不像如今人造五官的影星、歌星、广告模特,有些似乎还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丑。但是在我眼里,他的某些照片拍出了这些妇女的伟大性感和诗意,这些性感和诗意让她们和草木一样美丽。

合上他的摄影集,我忽然想到,这些性感和诗意要么超出了文字的表达范围,肿胀地存在于文字之外,要么稍纵即逝。等我找时间沉静下来,拿稳纸笔,文字在心神里等待涌出,它们已经云彩一样、露水一样、冰棍一样,以另外的形状沉没在遥远的时间里。在这一瞬间,我觉得我也该摄影,包里永远揣个相机,走到街道上,走在尘世里。

尘世是个巨大的信息源,走在任何街道上的任何一个瞬间,一个人接收到的信息一定超过他电脑硬盘的总容量。眼耳鼻舌身意,无尽的信息在瞬间被接收到,在瞬间被忽略掉。街上像草木一样美好的姑娘,忽然无意识地开放,你忽然看到了,忽然想到了些什么,想说点什么。在这一瞬间,街上的姑娘、你视网膜上的姑娘、你心里的姑娘、你脑海里的姑娘,都不一样,都是某种性感和诗意的表象。你说出来、写出来的那一瞬间的姑娘,又是另一些表象。别人听了、读了,在他们心里和脑海里的姑娘,又是另一些表象。这一切表象无可奈何地偏差着,试图努力地重合着,都是徒劳。最好的表达,就是在这一切的偏差中精妙地传递出那一瞬间的性感和诗意。抡起相机,往那一瞬间的性感和诗意拍去,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果照片抓到了这些性感和诗意,我就可以臭牛逼地说,我拍得像荒木经惟一样有力。如果照片没抓到这些性感和诗意,但是让我回想起那些瞬间,我就拿起我的笔,争取写出这些性感和诗意。对我来说,照片起到了记录生活、辅助写作的作用。

所以我不会学习任何烦琐的摄影技巧和艰深的摄影理论,掌握最基本的常识和技术之后,我就按我的三观和视角,拍我觉得有趣的瞬间。

街上像草木一样美好的姑娘,我会看荒木经惟和其他一些我觉得三观和视角相近的人的摄影集,这样就能在街上看到更多有趣的瞬间。

忽然无意识地开放,你忽然看到了,

忽然想到了些什么,

想说点什么。

抡起相机,

往那一瞬间的性感和诗意拍去,

得之我幸,

不得我命。

所以我需要一个很好的相机,弥补没技巧、没理论、没培训的不足。经朋友介绍,我到香港最大一家摄影器材店的中环分店,用极差的广东话、北京垂杨柳味儿的英文和国语与店主沟通。

我说:对于相机,我就两个简单要求。第一,最主要的要求,是相机能尽量体现拍摄瞬间的真实,光线、色调、空间尽量和眼睛看到的样子相去不远。拍肉,看了流口水;拍水,看了听到流水;拍美好的女人,看了想再看一眼。第二,次要的要求,是最好能小些、轻些,扫街不用背很大很重的包,出街不用有很大心理负担。

店主龇牙咧嘴了很久,说:你的要求是最苛刻的要求,哪怕钱不是个限制条件,都做不到。我和几个器材行家探讨了几次,也试过几种方案。比如手机的Low-Fi方式,不行,照片离眼睛看到的样子太远;比如理光GRD或者松下的微单或者徕卡X系列,不行,照片还是和眼睛看到的差距挺大,而且快门慢;比如佳能入门单反,不行,照片还是和眼睛看到的差距大,而且,体积有些大。

最后试出的最适合我要求的方案:徕卡M9全画幅旁轴加50mm定焦饼干镜头。

50mm镜头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生产的,加个简单的转接环,竟然还能用在七十年后的机身上,赞。镜头本来就不大,能缩进机身里面去,连上机身,也就是半本32开的书而已,放包里不占地儿。唯一的问题是光圈只有3.5,但是ISO调到800,晚上一般光线也能应付得了。至于还原眼睛所见,135相机中,我没看到比徕卡M系列强的。

综上所示,荒木经惟是我摄影的入门师傅。我定义了我的摄影哲学,选定了我的常用装备,就上街拍片了。我争取学到他的一些皮毛,抓到一些妇女的性感和诗意。

春宫 纯美而丰腴的黄光

为什么人就不能像看待一只绣花鞋一样看待一只女阴?

为什么人就不能像看待一匹马一样看待一只阴茎?

听博尔赫斯说,他视力逐渐减弱到完全失明的过程中,最后看到的颜色是黄色。我上商学院的时候,暑期工作在新泽西,每个周末都去纽约玩耍,天下再大的雨,夜再黑,远远都能看到纽约黄色的计程车欢快地开过来。所以常住香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适应计程车的红色,远远的看不到,来到近前以为是救火车,吓人一跳。所以一点不奇怪,中文里,给色情定的颜色是黄色,黄书、黄画、黄片、黄教授、黄毒赌。

我成长在红旗下,无电脑、无互联网的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北京。以我住的广渠门外垂杨柳为中心,世界一层一层向周围铺开,仿佛一个巨大的迷雾。教科书可疑,《世界历史》可疑,《中国历史》可疑,《简明社会经济史》可疑,《常识》可疑,《语文》可疑。我听着三皇五帝,觉着像是编的;我听着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觉着像是编的;我听着资本主义社会牛奶生产出来宁可往大海里倒,觉着像是编的;我听着老师说,鲁迅写道“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这反映了鲁迅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无比苦闷的心情,觉着老师病得不轻。

那时候仅有的交通工具是左右腿和自行车。我走到护城河,走到东便门,走到观象台,走到空军大院,走到龙潭湖,走到天坛。我骑到故宫,骑到北海,骑到颐和园,骑到香山。我骑得累死了。我觉得眼睛看到的一切似乎想要告诉我世界是什么但是又不明说到底是什么。我完全无法分辨花草的绽放与衰败和我当时的生长与未来必然的死亡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

那时候劲松西口有个新华书店,王府井有个新华书店,珠市口有个中国书店,东单有个中国书店。我读到《史记》,我读到《十三经注疏》,我读到《世说新语》,我读到《全唐诗》,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些真和很多美。在书店的一些角落,我找到冯梦龙的《挂枝儿》,我找到全本影印的《三言二拍》,我找到《红楼梦》里宝玉和袭人的第一次,我找到《肉蒲团》的英译全本,我找到《秘戏图考》的汉语译本。一道黄光从百会响亮到涌泉,世界似乎明亮了起来,我似乎开始从博尔赫斯形容的完全失明到了有些光感:除了黄光之外的红光、蓝光、紫光,也慢慢变得可以辨识,世界似乎终于有点真实的模样了。

在很久的时间里,黄光单纯地来自文字,图像几乎完全没有。中国文字向来端庄,哪怕是《金瓶梅》里写口交,也不直接写,也要吟上一曲《西江月》为证:“纱帐轻飘兰麝,娥眉惯把箫吹。雪白玉体透房帏,禁不住魂飞魄荡。玉腕款笼金钏,两情如醉如痴。才郎情动嘱奴知,慢慢多咂一会。”哪怕是《素女经》里写性交,也不直接写,写得一会儿像是少林武功,一会儿像是《道德经》《南华经》:“天地之间,动须阴阳。阳得阴而化,阴得阳而通,一阴一阳,相须而行。故男感坚强,女动辟张,二气交精,流液相通。”

然后互联网来了,改革开放了,日本AV和欧美成人片直接从Windows拥来。那股纯美而丰腴的黄光,似乎变得像阳光直射一样刺眼,除了男山女水就是女水男山,完全没有似山非山、似水非水的一环;从少年时代缓缓而隐秘地流来的黄色传统,似乎被生生割断了。

属于中国黄色传统的春宫画很晚才来到我的世界。2010年,我用喝了两次小酒的情意,才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老编辑手上,买了一套他们社影印的线装《金瓶梅》,两函二十册。第一册全是画,全是黑白的,房子清楚、家具清楚,图里的男女模糊似鬼魂,没学到多少男女,倒是请木匠老哥照着做了一张清通简要的硬木罗汉床。2013年夏天,我逛798,在一个专卖画册的书店里买到一本英文专业书Gardens of Pleasure(《享乐花园》),才看到真正意义的中国古代彩绘春宫画,晚明到晚清的居多,言语无法直接形容,但是我感到,少年时代看到的文字黄光渐渐和这些画对接上了。

也是2013年夏天,我连续两次见到徐累兄,布衣白发,眼神里有古意。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私人酒席上,徐累带来的酒很好喝,他也没少喝。他红着脸说,他也画春宫。阅读徐累的画册,我看到了另外一种春宫,尽管也是水墨,也是中国画画法,他的黄画是蓝色的、灰色的、古铜色的,是一只鞋、一把扇子、一本遮面的书、几匹阴影里的马、一张没有地名的地图上满满的春药的名字。唯一一幅严格意义上的春宫叫《念奴娇》,右上角,一个妇人侧身噙住一个男人的阴茎,但是画面的大部分留给各种帷幔、屏风和围墙,留给一只半中不西的女鞋,留给一个比男人阴茎大无数倍的长长的下垂到女鞋上的马头。

我不懂音乐,不懂画,我只是尝试着通过文字理解世界、表达世界。我想徐累或许是和好的文字工作者一样,要做一个人性的矿工,挖一挖,再挖一挖,看看下面的下面还有什么,那束黄光能照到多远、多深。为什么人就不能像看待一只绣花鞋一样看待一只女阴?为什么人就不能像看待一匹马一样看待一只阴茎?

我期待徐累有天能直接画套《金瓶梅》《肉蒲团》或者《不二》的春宫,二十张,二十个棱面。未来的某一天,一个眼神里有古意的黑瘦的少年,在一个暮春的下午,裸了身子,喝着凉啤酒,翻着这套春宫的画册,阴茎和世界慢慢地真实地挺立起来。

AV 像极初恋,像极女神

你们七〇后男生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总是不主动?

老天似乎给了人类过多的性欲,而且,给男性的性欲远远多过女性,给某些男性的性欲远远多于大多数男性。

其实,在性欲之外,老天造人时,考虑到各种意外的发生概率,在各方面都给人留了些备用的空间,比如多一个肾,多50%以上的肝,多70%的肺,多80%的冠脉,多99.99%的脑子。脑子和性欲一样,都属于被留了过多的备用能力。本来,食蔬、饮水、对一灯、卧一床、有一两个熊孩子就够了,但是脑子和鸡鸡一直不停摆动。所以人类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想得太多,二是性欲太炙。肾、肝、肺、心这些器官类的备用能力,如果不用,最多也就是多些负重,仿佛汽车备胎一样,放在身体里,增加些体重而已;哪怕是脑子,还有天赐的睡眠,黑天黑甜,一夜到明天。性欲太炙,不及时疏导,就会有反作用,轻则攻脑、攻心,重则攻肺、肝、肾。时间是身外的流水,逝者如斯夫,一点不等人。性欲是体内的流水,水浮万物,花开鸡鸡大,花谢鸡鸡塌。

如果没了AV,世界怎么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AV福德多多。作为中国人,我们有恨日本的一切理由;因为AV,我们至少有一个感恩日本的理由。苍井空是日本的,也是中国的、亚洲的、世界的。

最早接触AV是在前互联网时代。我刚上高中,家里买了一台松下录像机,能录能放,当时的超高科技。老爸对我说,你哥哥有盘录像带,藏在被褥底下很久了,他今天不在,咱们一块看吧。那是我第一次看AV。录像带是AV版的《金瓶梅》,因为翻录次数太多,满屏马赛克,想象力差的根本分不清哪处是女人的屁股、哪处是女人的脸。我凭着对《金瓶梅》的文字记忆,给老爸指点,哪些马赛克团块是武大郎,哪些是武松,哪些就是潘金莲了。惊诧于我的辨识能力,老爸建议我,高考填写志愿仔细考虑以下三个专业:临床医学、人类考古学、气象学。

在前互联网时代,如果谁寻到一盘翻录次数不多的无码AV录像带,通常会招呼大家一起看,和在公共浴池洗澡一样。尽管是公共,看的时候,男女还是分开。我只参加过男场,三排,最前排拿本杂志垫着坐地上,中间坐板凳,最后排坐床上。谁都不笑、不说话、不去厕所,甚至身体都很少挪动。很久以后,2013年某月,反复被三个女生问道:你们七〇后男生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总是不主动?我反复想起那些八十年代末期漫长的夏天午后,我们集体观看AV时受到的酷刑。很多美好的七〇后少年,就是在这种集体观看AV的实践中,失去了在现实生活里主动追求女神的能力。

后来,互联网来了。后来,互联网越来越快了。后来,AV多到自摸用不完了。一次拍摄活动中,我认识了一个中学师弟,比我小十届,面白有须,同事都叫他AV小王子,说他一生痴迷AV。我送了小王子一本我的情色诗集,小王子充满校友友谊地给我拷了2T的日本AV。

时间是身外的流水,逝者如斯夫,一点不等人。性欲是体内的流水,水浮万物,花开鸡鸡大,花谢鸡鸡塌。

我当时正在看《马修·斯卡德探案系列》中的《八百万种死法》,我问小王子:“因为这2T的AV,我会有第八百万零一种死法吗?我会自摸至死吗?”小王子笑笑,反问:“我这不是也没死吗?您更忙,方便的时间比我更少,对吧?”

2T的海量数据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有一个AV女优像极了我的初恋,我和初恋手拉手走过北京四九城,但是没上过一次床。有一个AV女优像极了我的某个女神,我和女神单独吃过几次饭,但是手都没拉过。这些和真人异常相似的AV,把那些想发生但是没发生的场景补全——反复看,就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比真实还真切、还温暖、还嚣张,更无害、更美好。到最后,我都不能确定,我和初恋,和女神,真的什么都没发生过吗?

后来,小王子告诉我,海量数据还可能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坏处:如果某个AV女优像极了你某个同事,或者你老板的老婆,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删了像我老板老婆的那个AV女优的所有片子。”

在纸书里,在啤酒里,在阳光里,在暖气里,宅着,屌着,无所事事,随梦所之,

嘴里牙缝里似乎有蟑螂屎。

纸书 几床悍妇几墙书

借着简单文字,魂魄渐渐抽离。周围草木一寸一尺地消失,

时间没有方向感,四处流淌。

对于我们七〇一辈人,纸书是最寻常不过的器物。尽管寻常,每每想起纸书,每每想起一个词:爱恨交加。

因为爱得太深,所以先说说恨。

第一,太沉、太占空间。上医学院的时候住宿舍,睡上下铺,人均不足五平方米。我一直睡上铺,书只能摆在床的一边,我睡另一边。宿舍在东单街口,离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以及王府井的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外文书店都近,总忍不住往回买书。床本来就不大,为了有足够空间堆书,一直不敢胖。我下铺睡眠质量差,他说,总担心我的书落下来砸坏他的下体。从美国上学回来,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把散放在各处的纸书集中到一起,搬家时装了四十个大纸箱,累得搬家公司的兄弟就地罢工,要求加钱,说,以后接活儿,不能只问有几个冰箱,还要问有几十书箱。把书安顿好之后,我瘫在地中央,环顾四周,心想,妈的,空间还是不够,我还是不能胖。后来换工作,再搬家,往深圳和香港各搬了十个箱子,每个箱子只装一半书,另一半装衣服和被子,好了很多。即使搬了不少书去南方,剩下的书还是让我老哥担心楼板的承重能力。老哥话不多,在网上查了很多天资料,自学了好一阵工程力学,给我发短信,说,楼板会塌。

第二,太招蟑螂。东单协和医院又老又热,病人怕冷,医院常年保持二十好几摄氏度,日子久了,到处是蟑螂。医学院和医院物理相连,我上学那几年就生活在蟑螂中间。床垫子和床单之间,床单和书之间,书和书之间,书页之间,大大小小的空间,大的走大蟑螂,小的走小蟑螂,再小的停放蟑螂卵和蟑螂屎。听说,即使人类灭绝,蟑螂还在;即使地球毁灭,蟑螂也还在。不能战胜,就共处,想通这点之后,我没有杀过一只蟑螂。很多年以后,我下铺说,他胖,疑似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尽管当时我的书没砸伤他的下体,但是他睡觉时一定大口呼吸,一定无意识中吃过不少从书里掉下来的蟑螂卵、蟑螂屎、小蟑螂。我说,应该是,你医学院毕业之后,又进哈佛念博士又回北大当教授,顺风顺水,一定和你当时的饮食遭遇有关。协和的蟑螂跟着书去了我第一处房子,没多久,我老妈说,奇怪,楼里不少人都在打听如何消灭蟑螂,咱们左右邻居在楼下晾被子呢,咱们家似乎没见到。我说,这群蟑螂都习惯在书里活动,咱家书多。

第三,太耗草木。过去,写书是有庄严感的事儿,孔子想了想,选择了“述而不作”;现在,写书似乎类似唱卡拉OK,不会汉语的都可以用汉语写作。过去,写书的人多数饱读诗书,决定写了,写的也多数是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写书的人多数没好好看过几本书,以为写出了爱情和侠义的真谛,结果琼瑶和金庸多年前已经写过了,印好的千万册书已经不能再变回花草树木了。

第四,不能给作者高于15%的版税。纸书出版环节多:创作、编辑、装帧设计、印刷、宣传、物流、批发、零售等,成本必然高,再大牌的作者也很难拿到15%以上的版税。电子书省略了很多物理环节,基本能给到50%以上;亚马逊的自出版能给作者70%的版税,只是它们还没有推出中文出版服务。

第五,禁书不能出售。不能出售的原因很简单:犯法。成为禁书的原因很复杂,通常给出的是:经上级机关研究决定。

第六,检索困难,不自带字典。因为检索困难,实在找不到的时候,还得打开电脑上网搜。因为不自带字典,遇上生字和生词常常犯懒或者怕破坏阅读快感,囫囵吞枣,连蒙带猜。

至于爱,那是绵绵不绝,尽管电子书已经越来越先进,还是替代不了。挑主要的说:

第一,拥有感。骑了车,到了书店,掏了钱,买了,我的了!借问人生何所有,几床悍妇几墙书。沉沉的,紧紧的,在自己手上,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一瞬间的我执爆棚,真好。放到书架上,不管有生之年会不会真有时间看,我想看的时候就有的看,不离不弃。这种阅读权带来一种奇怪的满足感,类似住处有个游泳池,尽管很少去,内心也清凉。

第二,简单的出离感。打开纸书,不插电,没有任何声光电和视觉设计,借着简单文字,魂魄渐渐抽离。周围草木一寸一尺地消失,时间没有方向感,四处流淌。读者和作者一起坐在屌丝时的夏天夜晚来临之前,怎么吃也不隆起的腹肌,怎么流汗也耗不尽的力气,怎么想念也绝不降临的你。

第三,触觉。双手摸着的不是工业塑料,不是玻璃,不是铝合金,而是纸。摸多了,书页会有滑腻的感觉,从指尖瞬间到心尖,心尖肿胀。我一般看纸书,手上会抓一支笔,随手画线,随手批注;书一般不会叫喊,微笑受着。

第四,礼物感。去一个遥远的书店,挑一本小众的纸书,买了,在扉页上写或不写几个字,下次见到,送给她或者他。这比随手发个电子版到电子邮箱,逼格高很多。

纸书应该最终会让位给电子书,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至少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发生,至少不会在我身上发生。

我总是遥想退休生活,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第一个住处改做个人图书馆,在纸书里,在啤酒里,在阳光里,在暖气里,宅着,屌着,无所事事,随梦所之,嘴里牙缝里似乎有蟑螂屎。

附录一:Kindle:硬硬的,一直在

开始目睹器物被电子取代的过程。

我1971年生于北京。对于这个时间生于这个地方的我来说,老天之外、父母之外,给予我最多的就是纸书了。

早在鸡鸡体会肿胀之前,心已经读到肿胀。早在第一次数百张纸钞之前,手已经翻过千万页纸书。早在第一次喝二锅头烂醉之前,脑子已经烂熟“天子呼来不上船”。早在第一次抱姑娘之前,双手已经捧厚书捧出了腱鞘炎。

1991年夏天,我第一次用电子邮件;1994年,我有了自己第一台电脑——开始目睹器物被电子取代的过程。

打麻将、“争上游”渐渐被“沙丘”“红警”取代,手写情书、小条渐渐被电子骚扰邮件取代。不再用钢笔写长篇小说了,改起来太麻烦;不再意淫女神自慰了,太耗真阳(电脑A片要简单明快得多)。说黑胶唱片多么性感、说精刻CD多么丰富的人,也开始用iPhone听贝多芬了;说胶片多么质感的人,也很快看到了乐凯和柯达的倒闭(Leica和Hasselblad也出数码相机了)。我开始担心我心爱的纸书的死亡。

我渐渐发现,纸书的死亡比其他被电子杀死的器物来得缓慢,特别是在中国。

第一,阅读习惯。阅读的主体似乎还是七〇后、八〇后。这两代人,还是读纸书长大的,喜欢纸书里草木的触感和气息。

第二,付费方式。购买电子书无法货到把人民币付给快递员。

第三,该千刀万剐的盗版现象。电子书盗版满世界都是,谁会努力买正版?

可是在Amazon出Kindle Paperwhite之后,在iPad用上Retina屏幕之后,我用二者读了几本电子书。我坚信,电子书会在十年内占据阅读相当的比重。

第一,清晰度已不输纸书。

第二,能放一辈子要读的书。

第三,有中英在线字典,不必总是瞎蒙。

第四,比纸版更能保证全本的原汁原味,特别是在中国。

如今,2013年寒冷异常的春天,我想起书架上五千册纸书,还是心满意足,觉得富过王侯,富有四海。我拎包杀向机场,继续平均每周三座城市的悲催生活,西装内侧口袋里有一片Kindle Paperwhite,硬硬的,一直在。

附录二:2013年的十本书

所有春天的所有早上,第一件幸福的事儿,是一朵野花告诉我它的名字。

聂鲁达之《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写诗的是大家,译诗的也是好手,但是读了一遍,摄人心魄的不多,印象最深的一句被出版社印到了封面上,“你的肌肤是我用吻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或许最根本的诗意,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我无法和你完美解释的、一个顶级诗人也不能在规定时间保证呈现的,或许最根本的诗意,就如同第一千零一种风的味道。

藤木TDC之《日本AV影像史》:解释清楚了一些长期困扰我的疑问,比如,为什么日本AV有的有马赛克、有的没有马赛克,有的马赛克粗大、有的马赛克细小?没有解释清楚另外一些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比如,那些眉目姣好的日本AV女优都是因为什么投身于这个事业的?日本社会是否真的保持了初唐的混沌民风,看待性事如一箪食、一瓢饮?

在“文革”中,曾国藩被当成刽子手被误读;

改革后,被当成成功学典范被误读。

其实,曾国藩是中国社会里“书生成事”的样本。

冯先铭之《冯先铭谈宋元陶瓷》:宋元高古瓷和商周以前高古玉,是中国古器物审美无可争议的制高点,可以朴拙地优雅,可以不着一字占尽风流。冯先铭是这个领域的大家,尽管没凸显宋元陶瓷的雅拙之气,但是基本的知识要点不偏不失。

曾国藩之《曾国藩言录》:在众多的“曾国藩书籍”中,海南出版社九十年代的这个版本还是我最喜欢的。以《曾文正公嘉言钞》为底子,搜集、整理、归类了很多曾氏家书、奏折、日记中的精华。在“文革”中,曾国藩被当成刽子手被误读;改革后,被当成成功学典范被误读。其实,曾国藩是中国社会里“书生成事”的样本。建议有雄心做些大实事的书生猛读、精读、反复读,比读《论语》受益大很多。

刘立千之《印藏佛教史》:从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到小乘、大乘、密宗、藏传佛教,很少有人能用这么短的篇幅说明白。

这本书也没说明白到底不同流派有哪些差异、同一流派的各种仪轨都是什么作用,但是至少说明白了,这些差异的产生无外乎两个原因:

第一,时代的需要。经典式微,外教跋扈,不得不另立新说。第二,众生根器有别。随机设教,权巧立说,根器差的用事续、行续,根器好的用瑜伽续,根器奇佳的用无上瑜伽续。

张枣之《张枣的诗》:今年是第二次翻。好的还是那几首,最好的还是那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好到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觉得好。做个诗人是种生活态度。

作为一个诗人,如果有一句传世,也就够了,比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比如冯唐的“春风十里不如你”,从这个意义上,张枣也够了。

司马光之《资治通鉴》:今年是复读,再次手工点赞。如果只能选择读一种古书,读《资治通鉴》好了。尽管史观和史识偶尔有傻逼之处,但是总体史实扎实,繁简得当,摇曳多姿。掩卷太息,狗改不了吃屎,这么多年来,中国人人性的独特之处其实丝毫没有改变。

博尔赫斯之《阿莱夫》:博尔赫斯的短篇都是长篇小说的梗概。我能想象,在他未来众多的来世中,他会慢慢一个个扩写这些梗概,成就众多长篇。尽管我读不到了,我未来众多的来世可以读到。

凯鲁亚克之《在路上》:一点故事都没有,场景经常重复,一点都不色情,但是读起来一点都不想停,看了一遍还想看第二遍。有极个别的小说家,就是能像一流摇滚乐手,在字里行间产生现场感,产生大麻味儿,白纸黑字地让你失魂落魄。

汪劲武之《常见野花》:汪劲武是我最怀念的北大教授。北大学的六门化学基本忘了,协和学的两门解剖基本忘了,课余为了泡湖南、湖北女生痛背的《离骚》基本忘了,但是还记得汪劲武指给我看的北大校园里的明开夜合、碧桃、玉簪。所有春天的所有早上,第一件幸福的事儿,是一朵野花告诉我它的名字。

旧书店 笃定的核

每个伟大的街区都要有家旧书店。

Moe Moskowitz先生的Moe's书店1959年开业,我1971年出生。他1997年去世,我1998年医学院毕业,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美国,第一次到伯克利电报大街2476号的Moe's书店,第一次买了一本原版英文旧书。一个月后,我看完了这本劳伦斯的《虹》,第一次意识到人性能有多苦。我猜,这个作家能挖出这么多苦,自己很可能活不长。看了看他的小传,他四十四岁的时候死了。我想,如果我不怕早死,我也能用文字做人性的矿工,看看能挖多深。

2014年7月底,我飞旧金山,在伯克利附近租了个小房子落脚。和伯克利大学东亚中心教书的好友兰芝吃午饭,兰芝说拐角就是Moe's,一定要去,我笑说去过多次,那是我最喜欢的旧书店,没有之一。这次,买了几乎拎不动的书,感到幸福,恍惚中觉得和周围几公里陌生的天地草木有了亲密联系,心里踏实了。这批书里有一套《劳伦斯全集》,二百美金,二十册,精装,放满一个小纸箱,挺沉,魂魄不散的样子。如果和劳伦斯死前的体重相比,我不知道,哪个更重。

什么样的文字

能穿越时间的流水

不停地转世?

我已写的那些文字以及

要写的那些文字和这些文字比,

如何?

每次去Moe's,都忍不住想,这真是一家很棒的旧书店。

第一,营业时间长。早上十点开到晚上十点,每天,全年无休,买书人不必担心节假日溜达过去吃闭门羹。

第二,书多。常年保持二十万种新旧书,堆满四层小楼。

第三,常新。买书人常买,常有新货。

第四,价钱公道。Moe's也卖也买,坚持收旧书的时候比市场其他人多给一点,卖旧书的时候比市场其他人少要一点。Moe's一直坚持Moskowitz先生定下的独立旧书店买卖原则:每天,我们买几本书,也可以买整个图书馆,每次买卖,我们都比别人少贪一点。

第五,地点方便。Moe's就在伯克利大学南门往南四条街之外,一路破破烂烂的吃的喝的,从来就是伯克利嬉皮士王国的中心。六十年代言论自由运动的圣地人民公园就在一步之遥,嬉皮士们在阳光下草坪上抽烟、睡眠、饮酒、读书、思考人生,偶尔当街撒尿。

第六,摆放精当。在某些巨大的连锁书店,我常常逛两个小时什么都没买。哪怕只有二十分钟,我也能在Moe's买到书。我想买的书似乎总在书架或书台某个显眼的位置冲我招手,不知道Moe's是如何做到的。

我怀疑Moskowitz先生总结过一些秘而不宣的规律,然后仔细训练相关人员。如果时间充裕,眼睛自然扫到的陌生书籍,我会拿起来翻翻,看看作者是谁,读读一两页;如果好玩,就买回去细读;读完还觉得好玩,就再到Moe's买齐这个作者的其他书。

我常常想,Moskowitz先生为什么把这些作者的这些书摆在显眼的位置?什么样的文字能穿越时间的流水不停地转世?我已写的那些文字以及要写的那些文字和这些文字比,如何?如今的人的确读书少了,一方面是时间被太多迷人的APP碎片化;另一方面是书太多了,懂得什么是好书的明眼人越来越少,这些越来越少的明眼人里面愿意说实话的更是越来越少。很有可能,Moskowitz先生才是书评大师,用Moe's书籍摆位表明自己的态度。很遗憾,我生得晚了几年,没机会和他坐下来细聊评价书籍的那条金线是什么。

第七,店员好玩。最近几次去,一楼收银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唇上翘着达利标志性的小胡子。第一次交款,他对我说,你眼镜好看。我说,谢谢,金的。他问,日本的吧?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日本人用金才能不俗气。第二次交款,我问他,为什么四楼的古董书要在四楼单独交款?他说,那个古董部门的负责人觉得在他部门交款形成销售业绩才能让他有特别的荣誉感。我没问四楼的人他说得对不对。我在四楼买过些很冷门的宋瓷书,不便宜,但是很难想象在其他地方能买到。结账的时候,四楼老店员递给我一本李济的英文演讲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我翻了翻,买了。我问,这本书和宋瓷什么关系?他说,龙山有黑陶,商有白陶,李济对白陶下了不少功夫,文化期的陶和宋瓷或许有关系,你或许会感兴趣。

去Moe's的次数多了,我好奇,去Moe's的网站翻了翻Moskowitz先生的简历。他是个好玩的人:年轻时在纽约卖冰激凌,学艺术,总能在世界里找出坚决反对的东西;参加过共产党青年团,但是因为意见太多、嘴太碎被开除;反对“二战”,多次抗议,多次入狱;1960年卖黄书被抓过,他说他一点没觉得黄;长期争取吸烟者的权利,一直努力把Moe's变成一个法规允许随便吸烟的绿洲,一直没得逞。

走在伯克利电报大街上,我想,每个像Moskowitz先生一样牛逼的人,都要有个笃定的核,这样在宇宙间才不易被风吹散,仿佛每个伟大的街区都要有家旧书店。

人籁 耳朵听了会怀孕

和其他领域一样,诗歌似乎也有个若隐若现的江湖,

二三十个名字总在那里低空飞行,嗡嗡作响,

他们完全忽略我的诗歌已经开始被时间写在楼盘上、大地上、人民心海的水波上。

我最初知道杨晨是因为他朗读我写的诗歌,放到微博和微信上流转。有朋友@我,说有个美好的声音经常读你的诗歌。我原来知道的那个杨晨是踢足球的帅小伙儿,后来不知道干吗去了。我听了他读的诗歌,声音真好听啊,形容不出来,就是好听,而且似乎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央视腔、央广腔,没有发啥声音都不走心的电子感和金属感。朋友补充说,杨晨的声音在妇女中很受欢迎,多听之后,耳朵会怀孕。我想起少年时代读到的《圣经》故事,传说圣母玛利亚生下耶稣的时候还是处女,她就是通过耳朵怀上的。在协和学大体解剖的时候,讲到耳朵的结构,我学得特别仔细,脑子里全是圣母玛利亚的传说。学到最后,还是觉得传说缺乏科学性,在人体结构上实在解释不通,自己安慰自己,宇宙间大多数现象超越人类的知识范围,不可解释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人骨骼为啥是206块骨头,比如我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

整个剧场里就杨晨一个人,

他的人声读我的诗。

不理庙堂,不理江湖。

其实,我还惊诧于杨晨为什么会喜欢我的诗歌。作为超简诗派创始人,自从出版《冯唐诗百首》以来,我一直不被诗歌的庙堂认可。我喜欢的诗人顾城、海子、张枣,都在一个叫《蓝星诗库》的丛书里出版了选集,选集的责任编辑叫王晓,长得像孙悟空,人可好了。有一次饭桌上我问王晓,我为什么不能在《蓝星诗库》里出诗歌选集。王晓憋了半天也没直抒胸臆,没说我的诗歌和他的审美相左,他红着脸说,冯唐,你再写写。我也不被诗歌的江湖认可。和其他领域一样,诗歌似乎也有个若隐若现的江湖,二三十个名字总在那里低空飞行,嗡嗡作响,他们完全忽略我的诗歌已经开始被时间写在楼盘上、大地上、人民心海的水波上。

我没和杨晨探讨他为什么喜欢朗读我的诗歌。被不被认可这件事,更多应该留给更大尺度的时间和更多的人心。等人类文字史长到几万年,长到《诗经》《唐诗三百首》《朦胧诗选》都被归为上古诗歌,那时候再看,不迟。

后来,我听了他更多声音,读诗的、读散文的,我想起更多其他的简单的、刻骨的、不可言说的声音。

初夏。院子里海棠花早就落尽,海棠树叶也基本是一个色调的绿,天刚刚亮,三四种不同的鸟开始在枝叶间鸣叫。人被梦魇压着,分不清鸟叫声的公母、老幼、喜乐。似乎知道人被梦魇压着,鸟起落、摇摆,让枝叶发出比鸣叫更大的声音,帮人赶走梦魇。人醒了,又是一天,又赚了,但是四周无声,鸟都哪里去了?

盛夏。中午喝了一点点酒,看了点旧书,背了几首晚唐诗,睡着前,听见蝉在几乎所有的空间里用一个腔调鸣叫,时间流逝,毫无变化,一刻不停,“为了那些细小的需要,从没说要,从不明了,总想忘掉”。过了一些时候,人被蝉声吵醒,还是那个腔调,一刻不停,不听就似乎没有,一听就烦躁得不行。

晚秋。地铁口,一个卖唱的小伙子刚刚弹完一支曲子,进出地铁的人流脚步把落在地面上的音符一个个踩爆,彩蛋一样,很快就一个不剩了。

隆冬。两个人在湖面上走,一句话不说,手也是紧缩进自己的口袋里保暖。冰面发出巨大的声音,不知道是因为分开还是因为聚合还是冰面下有个无名的史前巨兽挣扎着要出来。

暮春。放假或者逃课的下午,坐在马路牙子上,太阳将落,一本小说在眼前从银白变到金黄。风把杨树一半的叶子翻过来,毛茸茸的,金白耀眼,沙沙作响。风把街上早早穿起裙子的姑娘变成一面面旌旗,身子是旗杆,裙子是旗,猎猎作响。

那次我俩第一次见面,杨晨说,能不能一起合作搞点新鲜的玩意儿?我又想起了那些简单的、刻骨的、不可言说的声音。他的人声也是这些声音的一种。只要至纯至净,人籁也是天籁的一部分。我建议做个从来没有过的演出,就叫《人籁》。整个剧场里就杨晨一个人,他的人声读我的诗。不理庙堂,不理江湖,回到诗歌交流的本来面目,简单的声音吟诵简单的诗歌,简单地给愿意听的人听。其他什么都没有,就像在春秋战国,战乱间歇的田头;就像在晚唐,野渡无人的船头。我还建议,就着这个《人籁》再出一张CD,就叫《吟诗》,放在车载CD机里。夜里开车回住处,上楼之前,一个人没头没尾地听十来分钟,再上楼。

在秋天吟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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