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和（注：陈国和，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陈思和先生是当代人文学科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提出许多富有创建的理论话语，如民间文化形态、战争文化形态、潜在写作、先锋与常态、共名与无名、世界性因素等等，有效地拓展了学术研究空间。同时，陈思和先生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又推动了这些话语建设的实践和发展。正因为有了像陈思和先生这样一批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我们学科才有了建构本土话语体系的可能，才有了文化自信的基础。陈思和先生将自己的学术道路分为三个方向：“从巴金、胡风等传记研究进入以鲁迅为核心的新文学传统的研究，着眼于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实践道路的探索；从新文学整体观进入重写文学史、民间理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等一系列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探索，梳理我们的学术传统和学科建设；从当下文学的批评实践出发，尝试去参与和推动创作。”《陈思和文集》就是按照这种分类进行编辑的。前三卷为当代文艺评论，第四卷为现代名著文本细读，第五卷为巴金研究，第六卷为文学史研究，第七卷是散文与回忆录。承蒙陈思和先生的信任，要我协助他编辑文集。在通读他四十年来全部文字的基础上，我想写一点对陈思和先生学术思想的介绍。
一、独立的批评观
文集的前三卷即《告别橙色梦》、《营造精神之塔》和《在场笔记》，是陈思和先生的文艺批评结集，对应的时代分别为1980年代、1990年代和二十一世纪，涉及的门类除了文学创作还有话剧、影视、书法、绘画、戏曲等领域。陈思和先生在从事批评工作之初，就很明确地厘清了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并不是谁依附谁的关系，而是各成体系，彼此感应、共同发展。“批评的存在，作为一种创作的对应物，作为一种创作信息的反馈，对创作起着感应的功能。但从宗旨上说，它无求于创作。它只有在独立的自身体系中才能寻到自己的目标，确立起真正的自信来。”批评不仅仅是为了诠释和阐发作家隐含在作品之中、文学之外的意义，也不仅仅是为唤起或分析读者阅读文本时的个人经验的联想，“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文学家以及文学作品，批评家是借助于文学形象来发议论，阐述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观与审美观的”。（注：陈思和《批评的位置》，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批评是一件严肃而丰富的工作，是以自己的美学追求和理论表达形式，感受着时代的脉搏，烛照着人们的心灵，繁荣着文学的事业。陈思和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思考创作与批评的关系，非常诗性地表达两者之间“就像一条道路两边的树”，两者都有自己的成长环境，各自成为系统，“批评家和作家都是面对了当下的实际生存环境，都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我想应该让批评家与作家站在同等的起点上进行对话，他们同时面对世界，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强调文艺批评的独立地位，在当时显然有拨乱反正的意味。与五四时期的圈子批评形态不同，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前期，文艺批评家一般都是宣传部门、文化机构的领导官员，文艺批评享有权力话语的地位，能够轻易决定创作的命运。这类批评往往遮蔽了生活的丰富性、抑制了创作的活力，仅仅成为一种国家文艺政策的准绳。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文艺批评家的身份发生分化，高校文科师生队伍逐渐成为文艺批评的主力军。但是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包括在文艺批评领域出现的收视率第一、票房决定艺术、娱乐至死、红包批评等现象），使部分文艺批评掉入了资本意识形态的陷阱。面对这种尴尬的处境，我们才发现陈思和先生提出独立文艺批评理论主张的现实意义。
当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的关系置放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陈思和先生又提出“批评与创作同构”的理论主张（注：陈思和《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系：兼谈新世纪文学的危机与挑战》，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认为批评与创作对于时代而言是一种同构关系，鼓励批评家“做同代人的批评家”。（注：金理、陈思和《做同代人的批评家》，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代的审美精神变化了，表达时代生活的方式及其感受方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1980年代寻根文学之所以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源于作家敏锐的思考和艺术的创新，另一方面也源于同代批评家的及时跟进。陈思和先生从1980年代就开始有选择地跟踪阅读，批评研究同代作家，对莫言、王安忆、张炜、阎连科、贾平凹、张承志、赵本夫、余华、严歌苓和林白等进行了长达二三十年的跟踪式评论，充分表现了“研究者对当代作家的爱和知”（陈骏涛语）。这些作家当时大都还处于创作的探索期，风格还不稳定。陈思和先生那时也还是一位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他与这些作家互相观照，同步成长。如今这些作家和满头白发的陈思和先生都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链接环节。文艺批评不仅仅与创作同构，而且与时代同行。优秀的文艺批评家一定是同代人的批评家，或者说，就是这个生活于兹的时代批评者。一方面，作家以他们真挚的写作实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较为稳定的独立见解，以形象的创造深刻地反映当代中国的真实社会画面；另一方面，作为评论家见证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努力用文字记录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心得。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共同建设和维护文学的生态环境。
二、实践的方法论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理论界狂轰滥炸般地引进西方文艺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西方文艺理论几乎主导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倾向。但陈思和先生没有趋之若鹜随大流而呼风唤雨，他在从事文艺批评之初就不断警醒自己：每一种批评理论和方法都存在着两面性。每一种批评理论都不过是批评家手中挥舞的手电筒，是为了照亮黑夜的灯光，但任何灯光都有局限性。“当自己不能成为灯的时候，只能借助于各种人造的灯，不断地更换，也是一种超越”。他嘲讽那些生搬硬套外国理论的现象是“死死握住一盏灯就沾沾自喜，以为获得了太阳”。即使是太阳也有黑点，洞见也许就是某种偏见。作为一位有担当的批评家，最应该做的就是整合自身的文化资源（用陈思和先生的话来说，文艺批评就应该在批评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批评实践永远是文艺批评第一性的资源）。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艺批评理论，来自西方的文艺理论，都是文艺批评第二性的文化资源，是用来服务于批评实践的。文学创作的多元性和越来越个人性的创作现象为批评家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但究竟要怎样建立具有主体性的文艺批评？怎样构建在地感的文艺批评？那是文艺批评工作者所面对的挑战。“我也许只能在许多灯里面挑选一种，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装饰。但我终究希望能获得心中的灯，我想说，我就是灯。”（注：陈思和《灯的故事》，载《青年批评家》1985年第18期。初刊原名为《我与批评》。）
陈思和先生刚从事文艺批评不久就说“我就是灯”，好像有点年少轻狂，但更像是一种宣言，一种自我鞭策。他从来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没有用中国文学创作的例子来证明西方理论的普适性，他始终是在文艺批评与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努力寻找适合中国文学现实的话语方式。文集第四卷为《名著新解》，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和阐发。陈思和先生强调“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细读是一种方法，通过细读，培养不讨巧、不趋时、实事求是、知难而上的治学态度，以及重感受、重艺术、重独立想象的读书技巧。”提倡文本细读，“绝不是轻视理论，相反，它要求能够融会贯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精通并打通中西文学的界限，综合各种经验来阅读文本”。（注：陈思和《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主持人语），初刊《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陈思和先生在分析文学经典作品时，采取文本细读的分析方法，试图以平和的批评态度，客观的批评立场，达到趣味的批评效果。
文本细读从学术渊源上可以追溯到西方的新批评，但是陈思和先生在提倡文本细读的治学方法时，却是针对学术领域弥漫着西方理论的主导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了部分研究生严重忽略阅读文本，照搬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结果出现大量博士生论文中的“双生”现象（理论夹生，作品陌生）。陈思和先生指导博士论文始终反对那种人云亦云、腾云驾雾，以致不知所云的治学态度，强调学术的资料性、准确性和创新性，要求学术论文建筑在大量作品阅读的基础之上。由于他深入地提倡阅读文本和分析文本，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印记的细读方式，即“直面作品”、“解读经典”、“寻找缝隙”和“关注原型”。陈思和先生身体力行，从文学名著出发，对《狂人日记》《雷雨》《边城》《生死场》《子夜》《倾城之恋》等文学史上的经典做了鲜活的分析，以此来证明文本细读方法的普适性。
文本细读在陈思和先生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是一以贯之的。尤其是他对当下文艺作品的解读，如对《坚硬如水》《秦腔》《兄弟》《生死疲劳》等作品的分析，都体现了文本细读的魅力。而且，他在批评中强调文本的重要性但并不轻视理论的探索，没有就文本谈文本，而是在深入解读文本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视角和理论，如民间文化形态、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恶魔性因素等，这些理论都是在细读张炜、贾平凹、余华、莫言、阎连科、关仁山等人的小说文本时发现并加以提升的。这些视角和理论不仅有效地阐释了单个作家或作品，更主要的是，对作品的细读所获取的见解，涵盖了当下文学走向，成为把握、分析当下纷繁文学现象的关键词。陈思和先生的文本细读不同于西方英美新批评的技术性、工具性的僵化模式，而是沐浴着生命的感动和浓郁的人文关怀，以当下的立场发掘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从“细读文本出发，解读文学作品，提升艺术审美性，认识文学史的过程和意义，实现‘细读文本’作为主体心灵审美体验的交融与碰撞，回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上来”（注：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初刊《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现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许多评论家不遗余力地推崇，陈思和先生则开启了这种方法论的先河。
三、整体观的文学史视野
文集第五卷《巴金的魅力》、第六卷《新文学整体观》收录了陈思和先生早期的研究成果：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与李辉合作的《巴金论稿》，紧接着就是独立完成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先生在回顾自己的治学之路时，曾做这样的评价：“《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决定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基本经纬。一是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整体来研究，不断发现文学史上的新问题，并努力通过理论探索给以新的解释；二是关注当下文学的新现象，关注中国新文学传统与现实结合发展的最大可能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我的学术研究的经，当下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是我的学术视野的纬。”（注：陈思和《三十年治学生活回顾》，初刊《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陈思和先生是从研究现代文学开始进入学术界的，以后又转入当下文艺批评，所以他在批评方法上，有一个同代批评家很少具备的更大的学术背景。
陈思和先生最初的学术训练是在贾植芳先生指导下研究巴金，在研究过程中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无政府主义文献、俄罗斯民粹派文献以及俄国文学和西欧文学，这些必要的阅读和搜集资料，再加上他在进大学前接受的学习马列和国际共运史、西方哲学史的教育，构成了陈思和先生最初的知识背景。因此在巴金研究的论文里，他与李辉一开始就不是封闭式地研究巴金作品，而是从思想外围（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民主主义等）以及文学的参照（俄国文学和西欧文学）入手来解读巴金，分析巴金，当时得到了不同凡响的效应。《陈思和文集》没有收录陈思和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在巴金研究的论文和文学史研究的论文里可以看到，他对于我国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当然，陈思和先生更大的学术贡献在于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他是“重写文学史”的发起者之一，早在1988年就提出“要写个人的文学史”（注：陈思和《要有个人写的文学史》，初刊《文艺报》1988年9月24日。）。他认为研究者不仅是研究文学史，同时也是在创造文学史。这里的“创造”不是指无中生有地编造文学史，而是“将现代文学史从人为的三十年有限时间限度中解放出来，延伸至当下和未来，使现代文学成为一门开放性的学科”。（注：陈思和《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封信》，初刊《文艺争鸣》1997年第3期。）现代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主要在于开放性和世界性。“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岗位意识”“民间文化形态”“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共名与无名”“世界性因素”“文本的隐形结构”“先锋与常态”“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双重变奏”等概念，都是陈思和先生研究文学史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些概念相继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来探讨复杂鲜活的文学史现象。通过这些“命名”，陈思和先生建立起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架构，并逐步形成了一个自主的文学史话语体系。举凡这些理论或概念的提出，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艺批评不能绕开的话题，而现代文学（特别是当下文学）也就有了自己学科的新概念与新范式。
陈思和先生这样解释“个人的文学史”：“文学史是研究者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梳理和整合，它包括对文学现象的诠释、褒贬和取舍，这完全离不开研究者个人的艺术感受和主观把握。文学史只有成为个人的研究工作，表达个人对时代、历史和文学的真知灼见，以及展示研究者个人的人格魅力，才有可能使这门学科体现出真正的自由精神，文学史才会有一个蓬勃的前景。”（注：陈思和《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封信》，初刊《文艺争鸣》1997年第3期。）每一位研究者对文学史的描述都是一次“重写”，其中蕴含着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自我和理想的诉求。但是，唯有研究者的精神丰富性才能决定学术研究的个人性的真正含义，做到个人性的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思和先生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一整套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史理论话语创新之中，以此建构起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独特阐述。
陈思和先生这样解释“整体观”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框架中来考察、辨析；另一方面，则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向中国现代文学转变、过渡和发展的过程加以考量。“整体观”的研究方法有着宏观的世界文学视野，紧贴中国古今的流变，扫描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在纷纭繁杂的文学史现象、文学潮流以及作家作品中梳理文学脉络，聚焦古今演变。这种研究方法“与其说是力图沟通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界限，还不如说是试图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新文学史上的某些既定的偏见；站在今天的高度来重新认识、评价以往的文学现象，并在历史的观照下，推进当代文学以及文化的进步”。（注：陈思和《方法·激情·材料——与友人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初刊《书林》1988年第7期。）整体观研究在纵向上突破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人为分期的限制，在横向上则将少数民族文学、港澳台地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以及各种文艺门类和文艺形式，都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拓展了文学史的整体空间。
四、新文化传统的坚守
当然，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史，而是包含了现代知识分子追求与探索的精神史。
陈思和认为，所谓的新文化传统：“一是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的确立，二是坚持由鲁迅、胡风延续下来的独立批判立场。”（注：王晓明、陈思和《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立场》，初刊《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3期。）新文化传统并不是僵死的概念和教条，而是指在知识分子学术实践与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比较固定的思想观念。陈思和先生以学术研究、出版传播、教书育人等文化方式参与社会实践，试图将学术、出版、教育、思想探索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彼此贯通，将自我塑造为一位具有社会担当、人文情怀和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这种人生的追求源于鲁迅、胡风、巴金和贾植芳等现代知识分子的一脉传承。
文集第七卷破例收录了一组怀人纪事的散文，以及陈思和先生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生活的《土中蛹》第一部《1966-1970：暗淡岁月》。在这些怀人纪事的散文里，陈思和先生一一写出了在人生道路上给以他深刻影响的人物：“巴金先生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位导师。我常常想，贾植芳先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精神父亲，如果没有贾先生的榜样，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成为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而巴金先生却似我人生道路上的北斗星座，他也许没有与我说过许多教诲的话，但是他就那么默默地坐着，给了我无限的想象力。他曾经的信仰，他晚年的著述，他沉默的心灵，不断地提升我的思想和境界。我多次阅读《随想录》，不断揣摩他在沉默中的深意，精神上的领悟无法用语言来表述。还有，因为研究巴金，我又有缘分结识了毕修勺和吴朗西两位先生，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又是实践者，用他们朴素的生活行为践行自己的理想，教会了我如何安心于平凡的人生，而又努力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人生啊，也许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伟大良心做精神指导，一生都会幸福，何况我在青年时代能够遇到这么一群智慧老人的厚爱，命运女神对我是何其眷顾！”（注：载《陈思和文集》第5卷自序。）除此以外，陈思和先生还满怀深情地写出了他对郑超麟、匡互生、梁披云等一批当年的理想主义者的由衷敬仰，写出了他对人生道路上的益师良友——章培恒、曾华鹏、钱谷融、潘旭澜、李子云、周介人、褚钰泉等等知识分子的缅怀。其实，有了这个知识分子群像的塑造，陈思和先生的学术人生道路才被落到了实处。
陈思和先生在“生命开花”的时光与巴金相遇，然后伴随一生。陈思和先生以巴金的生活史和创作史为基点，从“人格的发展”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他一直思考巴金作为一名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作家，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为什么能走在思想和创作的前列，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晚年巴金是当代文化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巨大存在。他有所坚持有所沉默，保持了良知的力量。“巴金与鲁迅基本属于两代人，鲁迅对新文学的贡献整个是原创的，他的创作活动构成了新文学发展的先锋精神和原动力；而巴金则是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先锋精神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以鲁迅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推进中，他发挥了别的作家不能取代的独特的作用。”（注：陈思和《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传统在先锋与大众之间——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一）》，初刊《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传统通过巴金为中介，传承到陈思和这一代学人的身上。
鲁迅通过胡风为中介，其精神传统又在“七月派”作家、学者贾植芳身上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贾植芳先生“坦坦荡荡的一生”，给陈思和先生更为深刻和直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贾植芳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代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现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抗争的历程。巴金的“人格力量”，贾植芳的“德行”，都是新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思和先生正是站在这样的精神传统之下，寻求自己在当代社会中的批判立场和表达方式，反思新文化传统，同时也重新阐释新文化传统。
1980年代是知识分子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活跃于“广场”，迷信于现代性的神话，忽视了自身的“岗位”建设。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兴起，大众文化推波助澜，人文知识分子精神状态普遍低迷，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和安身立命之所，而原来设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文社会学科发生了相应的分化。有些人文学科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左支右绌、进退失据。人文学科的内在价值受到怀疑，很多学者在资本的幻象中随波逐流，放弃自身的责任和使命，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萎靡不振。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大家不得不思考“我往何处去？”陈思和先生从不回避当下面临的困境，直面知识分子颓靡的精神状态和迷茫的价值取向，直面“血淋淋的现实”，他从新文化传统中吸取现实战斗精神，学术研究和实践成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所。
陈思和先生所强调的中国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是“鲁迅—胡风”传统的一脉，这是一种为呼唤现代文明，为改变落后现状而紧张地批判社会现实，热忱地干预当代生活的战斗激情。这种战斗激情为鲁迅等先行者所开创，为胡风等后继者所延续。鲁迅、胡风基本上属于两代人，但是他们都是广场型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和文学批评履行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成为广场上叱咤风云的猛士。“鲁迅—胡风”传统是新文化传统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风，他们对社会黑暗势力的斗争，都是严格地坚持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进行的。社会责任感的价值体系与学术专业化的价值体系相结合，才是新文化传统的核心之所在。（注：陈思和《我往何处去——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初刊《文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陈思和先生的导师贾植芳先生是这一传统的模范传承人。但是陈思和先生对五四文化传统局限性的分析也是入木三分。“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在扬弃否定中国封建文化的过程中，始终没找到民族文化的根本力量”，“没有复活古代文化的积极的生命内核”，五四新文化就会在“文化源流上无根可依，于中国于西方都没有抓住并弘扬其精神”，在思维方式上“造成两种定势：一是政治为本，二是主义为大”。（注：陈思和《五四与当代——对一种学术萎缩现象的断想》，初刊《复旦学报》1989年第3期。）前者导致“政治为本”的权力崇拜，后者则“强调主义的整体性而忽视问题的具体性”，这使得学术价值在当下社会日益萎缩。
陈思和先生在浮躁的时代情绪中，不仅反思了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不足，而且坚持用“庙堂”“广场”和“民间”三大文化空间理论来梳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价值取向演变脉络，重新描述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他将这一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概括为三种意识：“失落的古典庙堂意识，虚拟的现代广场意识和正在形成中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注：陈思和《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初刊《上海文化》1993年创刊号。）陈思和先生理性分析了庙堂意识的失落命运，揭穿广场意识的虚妄性，凸显了民间岗位意识的重要性。这种解读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人文精神失落时代的自我定位，更像是一种文化价值上的自我拯救。这里的岗位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知识分子的谋生职业，即可以寄托知识分子理想的工作”；第二层意义是“知识分子如何维系文化传统的精血”。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象征，代表了人类社会中最高的文化层次。（注：陈思和《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初刊《上海文化》1993年创刊号。）这也是源于陈思和先生对周作人等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创造性继承。“鲁迅、胡风、巴金一路的知识分子对我有吸引力，周作人、沈从文、老舍一路风格也让我喜欢。”（注：陈思和《三十年治学生活回顾》，初刊《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陈思和先生多次表现出对周作人的偏爱，对周作人说的与其像野和尚“登高虚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深表赞赏。（注：陈思和《现代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确立：〈知堂文集〉》，初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民间岗位理论的提出，为精神日益萎缩、行为进退失据的知识分子重新定义安身立命的价值规范提供了可能，为当下左冲右突，积极寻找精神出路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依据。
陈思和先生从巴金研究进入现代文学研究（1978-1981年），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研究进而倡导“重写文学史”（1982-1989年），从现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研究进而开拓话语空间、主编丛书杂志（1990-2000年）等社会实践，从关注当下文学现场参与新世纪的文学、文化建设（2001-），吸引陈思和先生的永远是那些与当代生活、当代文学发生着密切关联的文化现象。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撑。”（注：陈思和《方法·激情·材料——与友人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初刊《书林》1988年第7期。）
陈思和先生不是一位躲进书斋、皓首穷经的学者，他倡导的知识分子民间岗位意识不是要放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而是重新寻找对社会履行责任的方式。陈思和先生推崇的贾植芳、巴金、毕修勺、吴朗西等知识分子晚年都坚守在民间岗位上，他们“安心于平凡的人生，而又努力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寂寞、坚韧而又脚踏实地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社会良知的作用，这显然有对抗资本意识形态的当下意义。陈思和先生将“人文精神”贯穿于文学史研究，明显具有对社会现实批判的诉求，具有抗衡文化颓靡的目的。陈思和先生通过对文学史深入的认识，坚守一个文学史家身在民间岗位而又自觉承担当代知识分子“守先待后，薪尽火传”的社会责任。当我真正走近陈思和先生，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他对文学史材料的熟悉，也不仅仅是他理论创新的勇气，更是他面对当下知识分子遭遇的各种现实困境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责任，这是他对人文精神的守护和开拓。因此说，这部七卷本的文集要把陈思和先生的学术精神与实践行为都囊括进来，是很困难的。
另外，由于篇幅的原因，陈思和先生还有许多理论成果没有收入文集，如有关比较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的读书笔记、古体诗词、序跋杂文，陈思和先生在出版和教育领域的实践经验也没有涉及。同时，以我的才气和资质无法完全把握陈思和先生的学术精髓，无力精准地阐释陈思和先生的知识体系，在先生多次鼓励之下，我忐忑不安勉力为之。这固然有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同时也有些私心：在搜集、阅读、选择陈思和先生文章的过程中，我可以回忆先生平时对我的教导，思考我们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于是就有了如上的一些体会。需要说明的是，在编辑《陈思和文集》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宏芹副研究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复旦大学金理副教授亦有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2017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