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端庄、当校长的母亲，忽然一天号啕大哭，把我们四个儿女吓得脸青。
隔了很久，等她情绪安定下来后问：“妈，这是何苦呢？”
听了又不禁下泪，妈说道：“你大舅死了。”
“是不是在金山小学当校长的那位？”
母亲抹干了眼泪，点头。
“生病？”
“不是，是被人枪毙。”
这种在电影中才有的事，居然现实生活中也发生，到底为了什么？事后才知道，大舅的学校里有一个顽劣的学生，又偷东西又欺负同学，结果给大舅开除了，这个野兽后来当了干部，回来复仇，弄个莫须有的罪名，把大舅就地正法。
“唉”的一声，又问：“还有多少个兄弟？”
“还有你二舅。”妈妈说，“他很年轻时就很爱国。”
“二舅干什么的？”
“学美术，是乡里唯一一个考进杭州艺大的，毕业后回来，整村的人都到火车站迎接，哪知道看到的是一个背着一大堆木头和刻刀的，都摇头叹气说做木匠吗，为什么还要老远地去读书？”
说到这里，我笑了出来，但想到大舅的事，又沉重了，问道：“大舅给枪毙了，二舅不恨吗？”
母亲摇头：“他满腔热血，说要为国家做事。在国立艺专时思想已经左倾，参加过进步组织火花读书会，给国民党抓去。唉，当年的年轻人，谁不被那为国为民的理念吸引呢？”
“那么应该大大表扬他才对呀。”
母亲苦笑：“‘文革’来了，冤枉了多少艺术家！二舅不能幸免，在叫‘牛棚’的所谓干校里，种田养猪过日子，每天还要受到批判，就那么关了八年。”
我记得那段日子，家里人不断地往大陆寄东西，一大罐一大罐的猪油等等。旧衣服，不能寄新的，新的收到了又会惹麻烦。有时，还会寄打火石。想起了丰子恺先生收到广洽法师从新加坡寄去的打火石，笑说这是“香火缘”，这群受迫害的艺术工作者，心中没有怨恨，只有自娱。
在八十年代，我的寻根念头愈来愈强，向父母说我们不如去潮州看看吧。家父担心看到的一切令他伤心，只有游说妈妈去见见二舅。
终于成行。
第一次见到二舅，已是一位老人了，已有点发福，不像他的木刻自画像作品中那副年轻人拥有的又饥饿又清瘦的形象。中国人不流行西洋的礼节，但我在心中紧紧地拥抱着二舅，看过他寄给爸爸的木刻拓本，我非常喜欢又尊敬这位艺术工作者。
请二舅一家到餐厅吃饭。这时的府城，经济虽然不算发达，但是鱼虾蟹还是吃得到的，我们这些在海外生活的人，饮食习惯已经不同。
点了炒菜心，请二舅多吃一点蔬菜，二舅微笑：“你们吃吧，我那八年，天天吃。”
一句普通的话，是多么令人心酸！
吃完饭二舅带我们到湘子桥观光，站在桥上，看到急流，二舅不动声色地说：“这个念头不断出现过，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从桥上跳下去！”
听了忍住眼泪，好在回到二舅家，见他整群儿女，有的还抱着二舅的孙子，我又觉得欣慰。表弟表妹们都长得英俊美丽，潮州人叫漂亮女孩子为雅姿娘，我的表妹们的确称得上这句潮州话。
看舅父在金山中学附近的老家，与母亲的描述对照，已面目全非。潮州古城昔日街道上摆满牌坊，建筑比京都还要优雅。老家木梁的雕刻，本来是镂空挖出，一个个的历史人物，像舞台上一出出的剧，但为了怕人来抄家，用水泥填满，后来想恢复原状，怎么挖也挖不了。
为了令气氛轻松，我把在海外听到的黄色段子一篇篇讲给二舅一家听，儿女们当然乐了，连不苟言笑的二舅妈，也笑得流出眼泪来。
平反后，二舅当了广东省舞台美术学会顾问，汕头画院、潮汕画院顾问，潮州话剧团的美术都由他指导。他谦虚地说：“什么顾问？不过是个布景师。”
在香港，我时常买木刻刀寄给二舅。受了他的影响，我对木刻大感兴趣，在清迈买了一块地，收集大量木头，想告老后在那里刻佛像。
“你寄来的刻刀都是凿立体的，我用的是版画木刻刀，不同的。”他在信中说。
我才感到惭愧和无知，信中问二舅：“那你对我想刻佛像，有什么意见？”
回信上说：“刻的别像佛，要像人。”
这句话，没有忘记过，现在不管摄影、写文章或写生，都要像人。
二舅去世多年，他儿子洪钟要为他出一本书，叫我题字，书名为《未了集》，我刻佛像的心愿也未了，只有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二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