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巴黎（一）
我的巴黎新室友弗勒（Fleur）长长地吸了一口香烟，让烟气逗留在肺部，喃喃问道：“你认识巴黎吗？”
她说话的方式让人觉得巴黎是她的密友或情人。我羞怯地承认，几个星期前我到过巴黎几天，参观了卢浮宫、罗丹博物馆、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然后就赶往法国南部。弗勒缓缓地从口中吐出烟气。她表示难以置信，将手举到嘴上，调皮地发出一种既像同情又像偷笑的声音。从那时起，弗勒认为她的义务就是让我在大三期间能真正地过上法国生活，而不是像游客一样只参观发霉的博物馆。她将毫无保留地给我介绍她的巴黎夜生活（Pareeby Night）。
第一次短途旅行时，弗勒让我坐上她的“电动车”。不幸的是，这辆“自行车加强版”并没有后座。弗勒说：“没关系，如果被警察拦下，我们只管微笑，让他们相信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她喜欢施展女性魅力得到自己的所需，她说：“我也会说你是美国人。”并认为这是有用的。弗勒对生活的态度就是这样，一切都是为了尽情体验，不顾一切风险。我不想成为扫兴的人，于是跳上蓝色的“公路小战士”尾部，凹凸不平的金属架嵌入我的大腿内侧。弗勒大笑起来，叫我下车。她坐在车上用脚推着车子走了一段路，发动了车子，然后回头说：“上车！”车子猛然加速，我抓紧她的外套，畏缩着，心想这个早晨身上肯定会多几处瘀伤。我不让自己过分担心，将注意力放到四周划过的灯光。弗勒左冲右突，占据路上任何空位，好像车道、红绿灯和行人根本不存在。
我们很快冲进凯旋门“星形广场”的八车道圆环。我紧闭双眼，祈祷能够平安无事地走出来。弗勒向我解释了“游戏规则”——我不知道这些规则是她发明的还是写在某个手册中。这并不重要，因为弗勒觉得规则都是用来破坏的，或至少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扭曲。在轰鸣的喇叭声和路人愤怒的叫喊声中，她提高嗓门向我解释：当进入凯旋门圆环时，你要尽快躲到中心地带。“不要看左边迎面而来的车辆，”她高声说，“顺服你是他们的责任！”她告诉我，一旦到达环形中心，你要立刻加速，不要让离心力将你绊倒。然后，瞄准“星星的一角”——环形多个出口之一——快速转向这个方向。一定要迅速，不要思考太多。这样，你穿过迎面而来的汽车，挤出了圆环。“实际上，你应该屈从右边的车辆，”弗勒解释说，“但如果这样做，我们永远不能杀出重围！”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数数有多少车辆随时冲向我们。她只是跟随直觉，优雅、轻盈和熟练地穿过迎面而来的车流。我将很快了解到，不论面对任何生活的阻挠，弗勒都以同样的坚强意志和天生的敏捷面对。“好了！你已经到目的地了！”她说。
再遇巴黎（二）
上大学前，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在国外度过一个学期——当然，那个地方是巴黎。四年前，我发现了那个美丽而自由的文化，我需要再次回到它的怀抱。我和巴黎的恋情还没有进入约会阶段，只是刚刚见过面而已。我们需要相互认识。确实，我需要过巴黎的夜生活！
大多耶鲁大学学生都喜欢选说英语的室友，但和美国人住在一起是我最不乐意的事情。我想成为法国人，不只是学法语这么简单。我做了很多侦探工作，发现了一个名叫弗勒的法国学生（弗勒的法文意思是“花”，我很快意识到她取这个名字是很讽刺的）。我希望一抵达巴黎就去找她，说服她做我的室友。她的名字不在学校安排的室友名单上，但我设法找到了她母亲的电话号码。
“哈罗？”对方咯咯地笑，嗓门很高，听起来像个孩子。
“你好，我是莫琳·波普金（Maureen Popkin），我想和您女儿通话。”我用生硬的法语紧张地说。我们的对话特别困难，因为那时根本不存在“室友”这个词。现在，法国人用“co-loque”表示室友，这是同房者（co-locataire）或同租者（co-renter）的缩写；你一定会因这个词爱上法国人对独立精神的迷恋。除了不能说出“室友”这个词外，我也不能讲清自己想要什么。我只能简单地说“我要和你女儿一起生活”，这种说法非常直截了当，虽然听上去让人生疑。幸运的是，穆·鲁（Mou Roux）没有被冒犯，她说我的法语很好，很高兴与我见面。
鲁夫人是一位艺术家，住在巴黎第14区，离女儿住处有两个街区的距离。在她的房子里，油画从地板铺到天花板，巴黎午后的橙色阳光照在这些油画上，也照在她红色的头发和布满雀斑的双手上。我们见面后，大多数时间都在讨论印象派的价值。鲁夫人明亮的蓝眼睛闪闪发光，她在公寓里敏捷地走动，对油画指指点点。我用粗略的印象派知识吃力地奉承她（某个夏天，我曾在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工作过）。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陷入沉默，用手托着下巴，研究某种颜料。遐想了一段时间后，她突然回过神来，想起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接着，她说的话让我吃惊：“我很高兴见到你，但是弗勒的叔叔最终决定租她公寓的另一半。”我的心碎了。我还以为，我们生动的交谈以及我对她作品的兴趣能说服她，让她觉得我够资格成为“小烧锅”（cocotte）的室友——小烧锅是她给女儿起的昵称，可爱但并不十分傻气，随后我才知道，弗勒绝对不是那种甜美的女孩。我拖着沉重的步伐，沮丧地回到繁华的街道上，缓缓走到阿雷西亚地铁站街，回到酒店。
即使我不能有一个法国室友，我也可以拼命地学习法语。最后一招是，我在第7区找到一个国际天主教女子宿舍，那里规定所有学生只能说法语。我站在巨大的锻铁门前，门内是简陋的包豪斯式方形石头大楼。失望给我隐隐的阵痛；我曾想象生活在一个雅致的“巴黎老房子中，外面铺满了葡萄藤”，这是我在心爱的儿童读物《马德琳》（Madeline）中读到的。现在的情形是，一位修女在迎接我，她穿着整洁的修道袍，护送我沿着简陋的走廊走到一个房间里，这是个几乎空荡荡的白色房间。途中，几个学生礼貌地抬起一直低着的头，说：“你好，姊妹。”我需要像基督徒一样称呼她们为“姊妹”吗？这次我的选择是否太过了？我担心会做出亵渎犹太信仰的事情，虽然我从来不曾虔诚过。当我们遇到一个年纪较大的修女时，我的疑虑得到了证实。她向我介绍，她是修道院院长，我的圣母。
“我会住在天主教宿舍里。”我打电话告诉远在圣路易斯的父母。妈妈说：“可是，亲爱的，你是犹太人！”我语带讽刺，喃喃说道：“天啊，谢谢你的提醒，我差点忘了。但是这里很自由。”我希望情况确实如此。我接着说：“而且，重要的是，我可以学到法语。”给女修道院长问好时，我努力说出“您好，圣母”的字眼。我还要吃力听懂其他外国人说法语时的口音。第五天，我的“姊妹”通知我有电话找我。鲁夫人亲昵的女高音从话筒中传来。她告诉我，弗勒的叔叔决定不租公寓的另一半，他总是个不可靠的人。她问我还有兴趣吗？那一刻，我兴奋得要尖叫起来。
再遇巴黎（三）
第一次见到弗勒，我就知道她与其他女性不一样。那天，我一个一个地拖着几个行李箱走上六楼，然后在两居的小公寓里整理行李，这时突然听到门用力关上的声音。弗勒说了声“coucou（较随意的‘你好’，通常只对熟人使用）”，从房间角落偷看进来，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进了房间，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两下。她坚持让我立即到厨房里。那是面积很小的前厅，放着冰箱、烤箱和炉灶等简单必需品。在那里，她可以边抽烟边了解我，也可以说她在考问我，看看我是否很酷，能和她玩到一块。弗勒背靠窗台，手中夹着香烟，盘问我关于食物、派对和学校科目的问题。她对所有事情都持有强烈的意见，而且直言不讳。
弗勒让我想起在新浪潮电影中自由叛逆的法国女性。我曾经看过电影《朱尔和吉姆》（Jules and Jim）。它大致讲述一个三角恋的故事，两个男人是最要好的朋友，但同时爱上一个女人。电影的名字颇有欺骗性，它省略了最重要的女主角凯瑟琳。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关于凯瑟琳的（由迷人的珍妮·摩露饰演）。更准确地说，这部电影是关于不能定义的凯瑟琳，关于那些想拥有她的男人，也关于她持续不断地逃离一切标签的渴望。
电影一开始，朱尔向吉姆讲述他所有的罗曼史，到最后，他沮丧地发现无法找到合适的恋人，只能在咖啡桌上描绘理想的女人形象。后来，他们都爱上一个女性石雕（出自男性之手），于是决心追求像雕塑一样完美的女人。看起来，这两个男人最想要的是一个理想的女人，她像石雕一样不能说话，甚至不能移动，只是能够符合他们对完美的看法。难怪他们见到凯瑟琳后神魂颠倒，因为凯瑟琳大胆独立，拒绝任何标签。
在电影一个著名的场景中，凯瑟琳和两个男性追求者打赌。她伪装成男人，脸上贴着胡子，头发向上盘到报童帽中，身穿宽松的裤子和一件纽扣衬衫。她大摇大摆走在巴黎街道上，引来一个男人问她借火。当这个男人说“你好，先生”时，她向朱尔和吉姆露出得意的笑容，她赢了。在那个时刻，谁不想成为凯瑟琳呢？因为，她突破了经典的女性形象，能以任何形象出现。她美丽、性感，让人渴望、喜爱、崇拜，但却总是遥不可及。可以说，没有任何标签可以限定她。
弗勒是凯瑟琳的现实版本，而且，在许多方面，她是我的另一面。她金发碧眼、活泼时髦、稍显狂野，但同时也非常务实和坦率；而我长着黑发、小心谨慎、冷静异常，是一个内向的梦想家。一个深夜，我们从派对中走出来，我抱怨厕所根本用不了，弗勒一挥手，满不在乎地说：“这不是问题，你只需学我这样。”她叼着烟，松开牛仔裤，毫不客气地脱下裤子，蹲在人行道上两辆汽车之间。方便完后，她留意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不禁晃了晃头，笑起来：“看，这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好像觉得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很多个夜晚，我看到她放松地躺在浴缸中，旁边的马桶盖上坐着一个男性朋友，他们闲聊着。我对她的淡定自若感到惊讶——为什么她不安排别的时间聊天？她肯定无法明白，为什么我不会一边洗澡，一边让同学观看。有时候，她做爱后身上只披了件床单，让我与她的男朋友见面。我觉得，所有这些古怪的事情并非茶余饭后的有趣谈资；更重要的是，弗勒无意间教会我如何保持从容和自信，特别是对性和身体坦然自若。她从不是个暴露狂，但是，她自然地面对了自己的本性和风格。
弗勒对性和身体的态度改变了我对女性身份的思考。遇到她之前，我一向尊重、遵守作为女性的潜在规则。不是说在圣路易斯我没有找到什么榜样。我确实有一个榜样：高中老师莫瑟里（Moceri）女士，她的出现就像一枚炸弹。她身体瘦小、金发碧眼，总是穿着最短的裙子，搭配最具挑衅性的鲜艳低胸衬衫。当她以风骚的步态笔直地进入教室时，下巴稍微向上抬起，流露出一种来自内里的力量，一种自信而强大的女性能量。这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作为女人，你可以保持完整的女性气质，同时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当她审问学生，或批改期末作文时，她不用提高嗓门就让学生感到紧张害怕。在我看来，当她与任何男性站在一起，她不需要挺起胸膛，或用别的常见策略，就能建立“强势”的领导地位。
同时，美国中西部的保守文化教导我，在表达性欲时要极其谨慎（实际上，它们要求我应该完全压制性欲——只有男人才允许感受“那东西”），而且不要随便暴露身体。第一次到法国南部改变了我对裸体的看法，但我仍然强烈觉得，女人不应以男人的方式表达性欲。我们可以被男性勾引，但不是勾引男性。如果男女彼此相爱，那么女人与男性睡觉是允许的。今天，我们可以更自由开放地表达女性气质和欲望，但与弗勒见面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遵守的规则是歧视女性的！（现在，我们仍旧能读到无数大学校园和工作场所性骚扰、性歧视的报道，说明我们还任重道远。）这些性别歧视的规则已经流淌在我的血液中，成为我的一部分，甚至当我一旦偏离了这些规则，我就感到内疚和自责。根据法律，性骚扰只有成为就业、晋升、教育的要挟手段，或出现在大学等环境中才算是犯罪。但女性着装暴露通常被认为是性骚扰，可见性别偏见无所不在地融入到社会生活中，让人难以察觉。这些不成文的社会规范实际上极大地削弱了女性的自信，但我们还不能承认这点。
弗勒的锐气是富有感染力的。过去做出选择时，我自然而然地采取他人强加的标准：“你必须/应该/一定要这样做”，现在，我开始想象自己也能脱离限制。弗勒有意忽略他人的期望，让我明白我可以找到更真实的自己。她甚少出于叛逆而打破规矩。她打破限制是为了做更重要的、更实际的事情。她懂得如何了解自己真实的愿望和需求，这让她能超越各种障碍和规则，看到更宽广的世界。她俯下身子穿过地铁站的十字转门，因为她找不到付款的理由。她在沙滩裸露上身晒太阳并非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而是因为她没有必要晒出晒痕。
这种自由与实用的结合让我着迷，它教我不要这么严格地对自己。我曾经一直将努力学习摆在首位，以最高的期望要求自己，以获得成功为目标。与弗勒相处的日子教会我，生命中同样重要的是尽情享受生活，享受新的文化和新的环境。我不必迎合他人，或随大流。
这种超越约束、回归真我、追求实用的能力成了我的生活根基，特别在职业生涯中。我在任何工作中都瞄准要实现的目标，而非一开始就找出失败的理由。我注意到，如果人们深陷在各种理由中（为什么某个愿望无法实现，为什么某个目标无法完成，等等），他们就会成全失败。这有点像滑雪。如果你一直盯着岩石、缝隙和障碍物，你一定会撞到它们上。但是，如果你专注在终点上，那么，滑雪板会毫不费力地将你带到那里。弗勒穿越凯旋门环路等事情鼓励我寻找自己的方向，用我的方式绕过别人设置的规则和强加的标签。
在国外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那个灿烂的夏天，我真的像巴黎人一样生活，不再踏足旅游景点，还掌握了无数的法国俚语。我和弗勒还有她的朋友整天待在一起，参加各式聚会，在夜总会中流连，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巴黎夜生活。毫不奇怪，弗勒还带我们绕过保安，进入只有贵宾和会员才能入场的夜总会，如传说中的切斯卡斯特（Chez Castel），这是我最伟大的一次“壮举”。
我刚刚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却要再次暂缓与巴黎的恋情。我立下决心，一定要转变规则，重返巴黎。
职业选择的困惑
大学最后一年快结束时，我不知道能从事什么职业。我对解构主义理论兴趣浓厚，但不知道如何运用。大多数朋友在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已经规划好职业道路。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是可靠而实在的工作，可我没有学过经济学或数学。还有一些朋友投身法律和医学等赚钱行业，出色地完成了本科课程要求和标准化考试，准备走一条漫长而有价值的道路。但这不是我。我毫无头绪。
说真的，我只想回巴黎。我需要回去，但想不到办法。而且，学年结束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选。我只能决定随大流先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再申读法学院。上法学院的念头并没有那么强烈，我难以想象自己投身法律行业的样子。我的父亲是极为顶尖的律师。一年前，他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辩论时，我还坐在观众席上。这是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第一年。我记得她听着父亲辩论时表情严肃，好像听到一些难听的言论一样。父亲赢了官司。他告诉我，法官不仅做出对他有利的裁判，还“喜欢”他，说了很多赞美的言辞。这与我看到的情景不符。可我相信父亲比我更懂得聆听。你看，我并没有认真旁听这个案子；我只是观看法官的举动：他们如何定位自己？使用什么词语？当他们举起手臂时，他们如何掀开黑色袍子上的优雅袖子？整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美丽动人，就像剧院一样。但是，我能想象一辈子在这样的场景中表演吗？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没有为考试的大日子认真准备，这不是我的作风。我没有买什么大部头的备考资料，只是交了考试费，来到考场。整个过程都是被动应付，就像法国人所说的“向后走”（y allant en reculant）。考试时间是早上，我疲惫地站在队列中，在笔记板上签了名，还没开始就感到被击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家伙递给我表格，用机械的声音说明考试注意事项。他可能是负债累累、急需外快的法律专业大一新生。
这个新生给出一个信号，我们开始答题。带着临阵退缩的心情，我打开小册子，开始回答第一道题。读了题目，再看下面的多项选择，似乎没有一个答案能选。我眯起眼睛，重读了问题，试图集中注意力。最后，我毫无把握地选了一个答案，移到第二题。十分钟后，我还没有完成三个题目。测试手册上的词语开始变得模糊。大约二十分钟后，我回答第六题。现在，我很清楚我不想做律师。我在这里毫无意义，赶快逃跑吧！这个决心让我浑身轻松。我站起来，手中握着试卷，凳子发出吱一声尖叫。后面几名学生抬起头，然后又低下去。我觉察到监考人脸上掠过一丝惊慌，他示意我坐回座位，我径直走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我不考了，请将我的成绩从档案中删除。”这个法律专业的学生挺起头，歪向一侧，抬起疲惫的眉毛，似乎在漫不经心地说：“好的。但你要知道，你犯了一个大错。”他告诉我我可以离开了。我自信地朝门口大步走去，无视考场中所有否定的目光。
我自认为没有营销技能，只好到校园就业指导中心看看什么工作适合我。职业辅导员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对面，问了一大堆问题，听上去像《十七岁》杂志那些“爱情配对测试”。“告诉我，你喜欢做什么？”“你参加过什么俱乐部吗？”“你的课外活动有哪些？”“你喜欢一个人工作还是喜欢和别人一起工作？”我认真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期待她能帮我逃离困境。从这些周到细致的问题中，我们总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喜欢“与人合作”。在辅导员看来，这个“独特”的品质符合不少“有趣的工作招聘”。这些小册子放在墙壁倾斜的金属架上，她鼓励我翻阅一下，尤其找出喜欢协作精神的公司。接下来的半个钟头，我都在翻阅这些皱巴巴的材料。离开那里时，我比之前更困惑。
不过，我知道自己想在历史中留下印记。我记得幼年时，妈妈让我在巴黎的石膏地板上留下一个小脚印。我现在只是不知道什么领域能发挥我的特长。当我打算从事公共关系（PR）的工作时（因为我“喜欢与人合作”），弗勒在关键时刻救了我。她将我介绍给她叔叔，欧莱雅的主管人员。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实习工作，地点在巴黎！
结语
人们常说“跟着你的激情走”，但是，如果你的激情不能立即给你满意的工作，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找到忠于激情的事业，那么你如何跟着激情走？我没有答案。但我知道我属于巴黎，我愿意冒一切风险到那里去。有时候，你需要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迈出第一步，跟随直觉，顺从时势，就像在凯旋门环路中投入到迎面而来的车流中一样。
我们选择导师时会遇到一种奇怪的情况。我们通常将导师设想为教师或上级。我们崇拜他们，将他们神化，以为他们知道一切。但是，寻找导师并不一定意味着接近你认识的最高层、最成功的人物。而且，导师指导你的时刻也不一定在办公室或会议室。你可以选择挑战常规的（甚至颠覆性的）人做导师，他们能激发你，挑战你，在你需要时提供无穷生存智慧。对于我，形形色色的人都可以成为导师，例如，弗勒。这些导师可以单纯以本色个性指导你、启发你，鼓励你做回自己。
今天，我们可以使用大量的网络平台（如LinkedIn）和评估工具（如Glassdoor）来找工作。你不用和我一样走进可怕的就业指导办公室寻求帮助。也许，我们更容易弄清的问题是自己想做什么，较为困难的是获得梦寐以求的工作。在求职路上，你一定体验过我的挣扎，在家中或空荡荡的办公室中茫然地对着电脑屏幕。我曾看到自己的女儿在求职时经历过同样的挣扎。她们试图弄清楚自己是谁，在乎什么，如何让自己喜欢的事物变成职业。除非你选择追求一些道路明确的职业——如法律、医学或学术——否则，这条道路是非常艰辛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我的方法是，首先要弄清楚我不想要什么，以此选出我最想要的东西（这些东西超出了工作类型，因为，我想要的是生活在法国）。然后，我对渴望的事物迈开大步，虽然这是危险的一步。最后，弗勒的简单建议可能是最诚实、最有效的：当你有疑问时，只管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