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诗人、专家和学者，一个月前，首届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的组织者、湖北诗词学会会长罗辉先生，邀请我在今天的学术交流会上做一个简短的发言。我本想推辞，但罗会长坚持要给我一个机会，于是我就站在这里了。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旧体诗词与当代生活》。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话题，是因为可以借此避免谈高深的理论，那实在不是我的强项，我只是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谈一点实际的感受。
我从事文学创作已经四十多年，早年写诗，后来又写散文、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20世纪90年代以前，文化圈内的人都把我称作诗人。早在1980年，我即获得中国作家协会评定的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随后，又连续出了四本新诗集。所以说，朋友们称我为诗人也未尝不可。但有一个秘密大家都不知道，我学习写诗的最初，不是写新诗而是写旧体诗词。
我的祖父与外祖父都是读书人，但我的父亲母亲因为在少年青年时代遭逢乱世而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正因为如此，父母对我读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的继外祖父也是一位读书人出身的老中医，他不但医术好，书法与旧体诗词的写作也在当地颇有名气。我四岁就跟着继外祖父背诵诗词，五岁时就开始跟着他对对子，从一个字开始，后来对到五十个字，他说“绿”，我对“红”，他说“绿叶”，我对“红花”。如此数年，终于培养出我对中国文字的敏感以及初步的应用技巧。大约十岁之后，我就尝试写对联、绝句。十三岁时，外祖父出城去问诊，我跟着他，对着芳菲三月，外祖父给了《春景》这个题目，让我写五言绝句，我脱口说出“花如初嫁女，树似有情郎”这样的句子，外祖父大加赞赏。但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确实不知道“初嫁女”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之所以能这样写，应该是数年进行诗词语言训练的结果。
几年之后，我成了一名下乡知识青年，由于受到的家教，遇事我还是用旧体诗词来表达，但村子里让我办黑板报，我的诗词写作立刻受到了限制。我无法在规定的句式、格律、对仗中完成对生活对象的描写，比如说“阶级斗争”“农业学大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样一些语言，的确没有办法进入格律诗。由此我认识到，旧体诗词写作的年代，适合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我比较熟悉明朝，在其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中，文风与用词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从《明史》中留存的第一位皇帝朱元璋的《登极诏书》到最后一位崇祯皇帝的御批，我们从文字上看不到有什么变化。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语言环境的单纯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单调。终明一代，农耕文明的社会环境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所以，诗词创作的环境上承唐宋，也没有发生什么动摇根基的转变。但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传统诗词不再可能成为表现生活的主流文体。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文学样式越来越散文化、自由化，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为什么从《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到小说是一个逐步散文化的过程。到现在的电影、电视、网络文学的出现，从中可以看出，主流文学的走向越来越复杂，离传统的诗词越来越远。
我喜欢旧体诗词，但十八岁时在农村办黑板报，遭逢了第一次障碍。从此，这障碍便如影随形，跟随我四十多年。
传统的格律诗词是建立在以单音节词为主体的语言环境中。在它成形的唐宋朝代，当时的诗人描写身边的生活，并不会感到这种严格的形式对他有任何的约束。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中，有百分之九十的生活是可以用诗词来表现的。但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十之八九是旧体诗词无法表现的，像“GDP”“国际贸易顺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哥本哈根协定”这样的词语，与旧体诗词的创作要求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旧体诗词在描写现代生活时毫无优势可言，但在抒发感情、描写心灵的领域里却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支撑现代社会生活的，是政治、科学和经济。在这三大领域中，表现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词语诞生，当然，也会有很多词语死亡。对于一个习惯于过传统的生活，愿意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人，这种现代生活很无奈。大约在十五年前，我在一篇散文里就说过：“对于喜欢心灵生活的人来说，科技是一场瘟疫！”因此，我每天都在面对一些事物，也在抗拒一些事物，在面对与抗拒中，旧体诗词的写作给了我心灵很多慰藉、很多帮助。今天，我们再也不能驾一叶孤舟到江湖中去，也不能坐一辆牛车优游在乡村泥泞的路上。但是，我们面对一朵花的开放、一片秋叶的凋零，同李白、杜牧、王维、苏东坡等唐宋时代的伟大诗人所看到的春花秋叶，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没有坐过飞机、高速列车，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在物质的世界里，我们无法传统；但在精神生活中，我们完全可以排斥现代。描摹心灵生活，旧体诗词不但不会让我们捉襟见肘，反而让我们的感情变得典雅起来，古朴起来。
自从20世纪初新诗问世以来，一百年来，新诗与旧体诗词两者之间优劣与取舍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毛主席曾说过，给他一百块大洋，他也不读新诗。我没有他这么绝对，我既读新诗，也写新诗；既读旧诗，也写旧诗。新诗与旧诗，虽然都是诗，但两者的创作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选取的题材都大相径庭。从二十岁开始，到三十五岁，我基本上是以新诗写作为主；三十五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新诗旧诗都写；五十五岁之后，我几乎只写旧体诗词了，每年写作的新诗，不会超过十首。原因很简单，当我不再想在生活中扮演强者，我便愿意过恬静的心灵生活，在这种生活中，读古人的诗，然后又像古人一样写诗，便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
2014年10月6日
在首届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暨聂绀弩诗词奖颁奖大会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