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亲时，他正被绑在监狱的床上，双手伸展开来，似是被钉在了那里。所有的上诉申请都已经被驳回，他的死刑判决将立即执行。他两只胳膊的静脉里都插入了导管，只需要注射几次就能完成整个工作。旁边的一台心脏监护仪显示他此时的心跳是七十五次每分钟，很放松的状态，好像他对此时的环境一无所知。
参观室里有十几位见证者，包括受害者的父母、监狱的官员，以及穿着笔挺西服的加州州长。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只有我沉默地注视着前方。
父亲往玻璃这边看过来，眼神牢牢地盯着我。那一刻，全世界仿佛只剩下我和他。我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很好奇他此刻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已经跟不少心理变态者打过交道，他们从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后悔。
在过去十二年里，我的父亲谋杀了十五个年轻女性。他绑架她们，并将她们带去俄勒冈的茂密森林里。在那里，他将她们释放，然后像狩猎一样拿着猎枪追捕她们。对他来说，她们不过是一些玩具。
我们对视着，他有一双亮绿色的眼睛、金色的虹膜。而我跟他一模一样，这是生物遗传的一部分。我看着他，就好像穿越了时空隧道，看到了未来的我。我们俩都是五英尺[1]九英寸[2]高，身材健美，喜欢喝咖啡。此外，我们俩的头发都是银白色，这也是遗传。我的头发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变成银白色，父亲比我还要早一些。
这些年来他之所以一直猎杀女孩儿有三个原因：第一，他非常聪明，总是比警察要快一步；第二，他长着一张大众脸，混入人群中极易躲藏；第三，他频繁染发。事实上，不论你长了一张多么大众的脸，如果你有一头醒目的头发的话，最后还是会被人注意到。
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滑过父亲的嘴角，就像电视剧里所有的坏人一样，显得残忍而恶毒。他无声地说了三个字，却让我瞬间如坠冰窟。这三个字轻易地说中了我的心事，那是我内心最隐秘的东西，我那么小心翼翼地藏着，用力地藏着，连自己都不敢轻易面对。他一定发现了我表情的变化，因为他的嘴角再次浮现了一抹微笑，然后他就闭上了眼睛。
监狱长询问他是否有遗言，父亲并没有开口说话。监狱长再次询问，给了他一分钟的思考时间。一分钟过后，父亲还是沉默以对，监狱长宣布行刑正式开始。
医生先注射了苯巴比妥麻醉药，药效很快，父亲几秒钟内就陷入了昏迷。然后，医生开始注射泮库溴铵，用来瘫痪他的呼吸系统，之后则是注射氯化钾来停止他的心脏跳动。六分二十三秒钟之后，验尸官宣布犯人死亡。
在我身后，受害者的母亲开始啜泣，她们的丈夫在安慰着她们，她们眼神呆滞，既欣慰又痛苦。父亲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抹灭的伤害，将伴随他们的余生。其中一个受害者的父亲在我身后抱怨说，这种死亡方式太便宜犯人了。我环顾周围，大部分人都是认可这句话的表情。
我已经看过那些被猎杀的女孩儿的死亡现场照片和验尸报告，我也觉得这位父亲说得对。那十五个女孩儿死得都非常痛苦、非常血腥，她们的死亡方式跟父亲的死亡方式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
我转身离开，回到车里。周围寂静无声，钥匙插在汽车的钥匙孔里左右摇摆着，我努力想摆脱脑海中的迷雾。父亲说的那三个字一直困扰着我，我知道他是错的，但内心深处又隐约有着一丝恐惧，或者他是对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成了什么？每个人的人生都仿佛建立在断层和流沙之上，而我的人生却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被一场堪比里氏九级的地震摧毁殆尽。
我发动汽车，朝机场的方向驶去。我明早六点半钟需要搭乘赶往华盛顿特区的飞机，但我已经不想去了。我开过通往机场的高速，一直往前开着，一路开回了弗吉尼亚。我完全不赶时间，但我一刻也不想再在加利福尼亚停留，只想尽快离开。
我想摆脱那三个字带来的困扰，但实际上无论我把车开得多远、多快，都无法甩脱它。
即使是在十八个月后的今天，那三个字依旧阴魂不散，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好像又听到父亲用他那加利福尼亚独特的口音说出那三个字，他就是用这样的口吻诱惑受害者的。我现在还能听到他的声音，好像他就坐在我的身旁：
我们是一样的（We're the s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