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东虽然喝住了小队长,但他知道小队长只不过是丁局长身边的一条狗,所以他没有理会歪在一边的小队长,而是怒视着那个道貌岸然的老者,看他如何表态。
丁局长拍拍软绵绵地趴在他腿上的小姐,让她退到一边,然后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西装。他先是盯着卫东看了一眼,接着又虎着脸对小队长说:
“别闹了,你还嫌不够给我丢人的?走吧,都走了!”
说完这话,丁局长领着头,不屑一顾地走出了包厢,一行人鱼贯而出,连给小姐的小费都没付。
台湾人林先生却并没有随众人起身,他好整以暇地坐在那里,好像刚才发生的事情与他无关。
“丁局长,你们先走吧,我再坐一会儿。”
丁局长略一迟疑,就没再反对,只是叮嘱林先生要注意安全。
城管局的一伙人走出包厢,就遇上了带着贴身小弟赶来的金才。双方互相盯视着、一言不发,在卫东的眼神制止下,才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丁局长他们走了以后,包房里只剩下了林先生和小红两人。卫东还是有点不放心,就让金才专门安排了一个小弟守在门口。
他自己和胜男一起往大厅走回去,一边略有歉意对胜男说:
“这帮人和我们以前就有过节,却让你受惊了!不好意思啊!”
“没事,我不怕他们!”
胜男用一双好看的丹凤眼直直地注视着卫东,仿佛想看出他的眼神中是否还有点别的什么含义。
林先生坐到十一点多钟,也就买单离开了,临走还给了小红一千元的小费。本来,这个坐台的小费只要三百元,林先生也规规矩矩地坐那儿唱歌,啥也没做。
所以,小红有点受宠若惊,对林先生更是刮目相看了。她一直把林先生送下电梯,送到出租车上,并且妩媚地请林先生下次再来。这本来是一句客气话,可林先生郑重其事地说明晚他还会来。
那个台湾人不仅第二天来了,而且一连几天都准时过来了。到了“好运来”,他就只找小红,搞得小红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是一个人来,后来在小红的劝说下,林先生就要了比较小的包房,可每天消费还是不低,这让招娣也是喜上眉梢。
胜男发现小红似乎对姓林的产生了什么不一样的好感,就有点替她担忧,也劝说过她不要动了真情。可是,从第三天晚上开始,小红夜不归宿了,这让胜男更是觉得不安。
“好运来”的小姐分为出台的和不出台的两种,有人跟客人回去过夜本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可小红以前是跳舞的,既不懂得这一行的行规,也没有被招娣调教过,可能会出一些状况。
果然,到了这一周的周末,小红干脆不来歌厅上班了。胜男本来和她合租一套房子,见她不回来住,就打电话给她问情况,可小红也不愿多说,只是告诉胜男台湾人对她很好。
到了第二周的周五下午,小红忽然回来了一趟。她在住处遇到了胜男,跟胜男说她今天要去送林先生回台湾,神情喜悦中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
可是,小红送走林先生之后,并没有回到歌厅来上班,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然后,各种流言开始传播起来。
有的人说,小红是和林先生私奔,偷渡到台湾去了。有的人说,姓林的其实是一个人贩子,把小红带到东南亚去卖了。
还有人说知道那个台湾人的底细,那是一个艾滋病晚期患者,他把艾滋病传染给了小红,然后自己跑了。
更有人信誓旦旦地说,看到过小红回来。台湾人给她留下了一件礼物,里面是一套女式寿衣和一封信,小红读完信当场疯了。有人在垃圾桶里捡到了那件寿衣和包装盒。
一时间,谣言四起,搞得人心惶惶,很多小姐都有点不敢在“好运来”做下去了。
其中,最焦急的人就是胜男,她一直在拨打小红的电话,却一直听到的是对方关机的提示。胜男很担心小红出事,心里有几分相信传言是真的。
因为小红以前没有坐过台,有些规矩她是不懂的,比如招娣曾经严格约束手下小姐,和客人发生关系必须使用安全套,而小红极有可能在林先生的诱惑下不设防的。
最后这事儿连警察都惊动了,镇上派出所那个东北籍的所长姓莫,莫所带着手下一个民警专程过来找王金才了解情况。
因为是老相识,警察倒没有难为金才,而是让他把招娣、胜男几个人叫到一个包房里问了问情况。卫东也进去听了听,初次见到莫所,感觉他为人还是比较实在的。
确认了不是自己辖区里的失踪案件,莫所稍稍松了一口气,他告诫歌厅的人不要乱传谣言之后,就走了。
胜男仍然是愁眉不展,她不知道小红会去哪里,也许是回了贵州老家吧,可就算回去了也可以打个电话回来的呀。
其实,艾滋病也并非是绝对的不治之症,在早期往往是可以控制的,更何况小红是否真的染上了病,也还不一定呢。
卫东看着胜男满脸忧色,也不知道怎么劝她。同时,他对胜男这个女孩子也有了新的认识,觉得她是一个重义气的人。
忽然有一天,胜男接到了一个从云南边境上打来的电话。打电话来的人正是小红,她气若游丝,请求胜男过去和她见最后一面。原来,小红并没有回贵州老家,而是一路流浪,到了云南和缅甸交界的边境地区,本来想从那儿出境,可是到了那里身体已经支持不住,只好央求当地老乡打了一个电话出来。
胜男强忍着眼里的泪花,和金才请了一个假,买好机票就奔云南去了。临走,卫东跟她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给他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