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老师如是说
毓老师全名“爱新觉罗·毓鋆”，大清开国功臣礼烈亲王代善第十一世孙，父亲命名“金成”，“毓鋆”为宣统皇帝溥仪御赐嘉名。
毓老师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夏历丙午年（公元1906年），与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同年生，六岁进入毓庆宫成为溥仪伴读，师事陈宝琛、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柯劭忞、康有为等名儒，曾留学日本、德国。
毓老师在“满洲国”担任御前行走，参赞机要，衔命训练“满洲”兵，负责内政、治安、军事、外事等工作，曾奉谕见过希特勒、墨索里尼。在纷乱的民国初期，毓老师自言“四十四年间经二帝五朝历八雄十代”；因为身份特殊，毓老师与国共重要人物、当年政军界名人均有接触，也因曾手握“满洲”军政实权，足以影响东北政局。国民政府败战时，毓老师继张学良后，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不久，被国民政府送至台湾。
毓老师在1947年赴台东农校当教导主任，1958年左右正式收西方洋博士弟子，开始讲学，1967年8月担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来年兼系主任。1969年8月离开中国文化学院。毓老师在中国文化学院时，许多教师都到附近的“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吃免费午饭，毓老师不去。历史系黎东方教授家人是北方人，常请毓老师吃饺子，毓老师回报他，就讲些清朝典故，成了黎东方教授名著《细说清朝》的部分数据源。
1970年，毓老师在台北四维路开始收台湾的大学生弟子；1971年迁至卧龙街，正式以“天德黉舍”之名对外招收台湾的大学生，讲授经、子、史等典籍。
毓老师小时候受教，十三经全得背熟，初读经书，经文得念百遍，1971年至2011年的四十年间，开课百余班，以《论语》为例，至少读过千遍。故而训勉弟子书读百遍自通，读经不要囿于后人批注，要直看原典。
由于读书百年，教学六十四年，读经千遍也不厌倦的毓老师，在世时间比孔子长三十多年，治学也比熊十力先生长二十余岁，毓老师讲经有令后儒难以企及的高度。
毓老师讲《六经》义理，一以贯之，脉络分明，以“元”为夏学思想之源，以“时”说孔子之学，以“中”发挥中国往圣相承道统。
毓老师认为能留传至今的中国古书，几乎都是可用的实学，读古书要以古人智慧来启发自己智慧。毓老师教学以古证今，常有让弟子心神俱醉的新意，像《论语·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毓老师说：“足食就是搞好财经，足兵就是搞好军事国防，民信之矣即上头讲话，能让人民信服。”毓老师这一解读，让人觉得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谈统御之术蛮前卫的，今人搞政治还不如他呢！
毓老师最令弟子信服的是，远离挚爱和故土的苦痛，所淬炼出来的睿智，授读经书时，有时用语体白话比原文更传神。像《论语·微子篇》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毓老师解读：“你这有德的鸟啊，为何会缺德呢？”荷蓧丈人说子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毓老师解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哪个老师教的？”让听课弟子哄堂大笑。
也就因为毓老师讲经通神，听课弟子对毓老师述而不作，未免遗憾。不少弟子曾请教老师，老师说得客气：“不写书，因讲都未讲明白，不欺人！”
其实，毓老师六十四年的教学，虽然自己未曾著书，但这不成遗憾的。
《论语》一书中，孔子固然谈了《诗》、《书》、《礼》、《乐》等《六经》之文，但占全书比例不大；这就是说，《论语》所收篇章，大抵非孔子论《六经》之语，而是孔子自己的人生之论、体道之语，且非孔子本人亲自为文，而由孔门弟子闻道记录成书。
参照《论语》，毓老师不只有述，也有作：课堂上的训诲之语，如能集录成书，即是毓老师之作。
于是，我们十六名毓门弟子，辑录了“礼元录”。
公元2000年前后，毓老师在授课时说：“唐宋以后著书盛行语录体，大儒朱熹著有《近思录》、王阳明著有《传习录》、顾炎武著有《日知录》，将来要出版我的第一部书叫《礼元录》。”
毓老师先前在课堂中曾说，有意写《思痛录》、《知勉录》、《用知录》等书。老师六十整寿，洋博士弟子出版了《无隐录》祝寿，也用“录”字为书名。
恭录弟子觉得毓老师既然“亲定”他的第一部书名叫《礼元录》，又口说想写几本语录，于是参照《传习录》，不只书名曰“录”，篇章亦为“某某录”。
毓老师先祖是大清礼烈亲王代善，毓老师念兹在兹的是“长白世泽，礼烈家声”、“世间凡事礼为尊”；毓老师又以“元”字为夏学之原，元是体，中国文化是元文化，是夏学的奥质。大易乾元统天，人法天，所以人得“奉元”，而“奉元”必得“礼元”（礼有尊之义），所以毓老师的第一部书自定为《礼元录》。但是，《礼元录》的书名有些深奥，毓老师曾说著书要让大家都能读能懂，所以恭录弟子择选“毓老师说”为“礼元录”的副题（简体版改书名为“毓老师说”，“礼元录”为副题）。“毓老师说”是古语的“毓子曰”（毓门弟子应尊称毓老师“子毓子”），“说”不只是说经，也是毓老师的立说。
本书集十二个语录，《思痛录》、《训勉录》、《用知录》为老师曾经有意撰写的语录名，“政事”、“识往”、“司铎”、“奉元”、“述学”、“问心”、“立本”都是老师常提撕弟子的字词。
毓老师自言一生对不起太师母、师母，他的两性相处之道情真意挚，思慕后的心头点滴令人动容。毓师母写信给毓老师有“倚门闾而望穿云树”之句，毓老师闻毓师母亡故，《招魂小诗》有“倚栏未了知心话”之句，我们特别辑录了《倚栏录》。在十二个语录中，《倚栏录》的分量最少，但老师的感情最真也最深。
《礼元录》收辑的语录，最早的一则是庚子年（196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毓老师书勉弟子黄大炯的“学不可缓”，最后语录则是老师作古前夕，即2011年1月25日，由编者所恭录的“满人皇族出皇后，姻亲扎红带子，有别于宗室的黄带子”。
毓老师在文化学院任教时，年过六十，毓老师的哲学体系已然建立，尔后的哲学思想鲜有变动，充其量只在智海中起微澜，所以我们不记载笔录时间和记录者，但涉及特殊性，必须作较清楚交代，就以括号作按语简略说明。
毓老师的思绪圆融一贯，有些文句既可放在《司铎录》，也可放在《问心录》或《用知录》、《思痛录》，编者的选择排序，只能说是方便检索阅读而已，准确性当有不足之处。像毓老师谈智慧，我们汇集于《用知录》，但几则智慧之言触及了毓老师的伤痛处，我们编入了《思痛录》；毓老师论说的孔子之学，有关大易、《春秋》部分收录在《奉元录》，《论语》义解则集中在《述学录》，而申明时之用和时之义的文字则编在《用知录》。
有些读友或许会将《礼元录》和《论语》作比较，认为《礼元录》文字浅显，不需如《论语》般作注，这个说法需要解释。毓老师因时因势而发的感情、言谈深刻且幽默，有些话又意在言外。再说，今日读来颇为不易的《尚书》、《易经》、《论语》，都是当时的语体文本，我们所恭录的某些语录文句，像“乌鸦落在猪身上，只见别人黑不见自己黑”、“勘破世情惊破胆”、“万般不与政事同”、“蜗牛角上校雌雄，石火光中争长短”、“行家看门道，力巴看热闹”……已然分不清是毓老师之说，还是毓老师引自俗谚或其他故实。可预见未来，《礼元录》可能要如《论语》般详细加注，所以我们先以括号作了小批注。
毓老师授课六十四年，毓门弟子近两万名，每个弟子都有笔录，若要广收合集，为数必定可观，我们只是起了头。《礼元录》汇集毓老师言教一八五一则（简体版有所删减），恭录弟子为王镇华、白培霖、李济捷、沙平颐、林义正、阮品嘉、吴荣彬、陈文昌、贾秉坤、黄大炯、黄德华、黄忠天、刘君祖、颜铨颍、颜维震、许仁图等十六人。
毓老师曾慨叹说，他是满族旗人，是被孙中山先生所打倒的“鞑虏”，他到台湾六十四年，是台湾人口中的外省人，而他一辈子讲授的是中国文化：“文化大公无私，跨越了国界、种界，为天下人所公有，而非一国人所能独占私有；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文化属于爱好者、使用者。”
毓门弟子在毓老师作古后，成立了“中华奉元学会”，由徐泓师兄率众师弟接下毓老师的棒子，还组成读书小组，孙铁刚师兄领众，进行经文的笔记整理，未来整理出来的文字面世，读者当可见到毓老师富美的百官庙堂。
黄大炯师兄细细校订了《礼元录》，改正了不少文字。黄师兄还有两个建议，一是周知所有学会师兄姐，请各师兄姐提供所记的老师语录；二是书中辑录名称的差异性不明显，致使不少语录汇集无法完整统合，有改进的空间。
黄师兄的建议甚是，但《礼元录》已确定在老师冥诞日出版，周知所有学会师兄姐提供老师语录，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至于集录名称的改进，编者只能尽力了。
《俨然录》本来就希望收录各位师兄姐追记老师的初心感动，或对老师的思慕之情，也因时间因素，只能从已发表的相关报道中择录，或请周遭师兄姐拨空撰文相助。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礼元录》的笔记有的远在三四十年前，又匆促记录，难免有些未尽信达要求，期盼同门师兄姐提供补正。
《礼元录》的恭录，希望能记下毓老师峙立崖岸，天际流云的一二风采而已。
附：恭录弟子（排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镇华 白培霖 刘君祖 许仁图
阮品嘉 李济捷 吴荣彬 沙平颐
陈文昌 林义正 贾秉坤 黄大炯
黄忠天 黄德华 颜铨颖 颜维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