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朱子将其抽出，列为《四书》之一。朱子认为文中有错简、脱简，乃将之移补，而成修订本，以为经一章、传十章。
经，是曾子述孔子之意；传，是曾子弟子述曾子之意。但是《大学》的作者是谁，并无定论。王阳明讲古本《大学》，即《礼记》之原本。《礼记》成书于汉代。
大学，又称“太学”，古时之大学也，清曰“国子监”。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即志于大学，此大学非专指太学、国子监，乃学大人之学也。《易·乾·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辜鸿铭（1857~1928）《辜鸿铭的笔记·督抚学堂》云：
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也；大人之学，明道也。讲艺，则不可无专门学以精其业。至大人之学，则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拘以一技一艺名也。洎（及也）学成理明，以应天下事，乃无适而不可。犹如操刀而使之割，锋刃果利，则无所适而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以之割羊肉也亦可。不得谓切牛肉者一刀，而切羊肉者又须另制一刀耳。
亦即所谓“一法通，百法通”。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通理以应万事。大学乃为学之最高境界，为学之目的，在求达大人之境界，以立不世之功。
大学者，学大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学大者，学天也，学得好，则可与天合其德，亦即法天。大人之学，自“法天”入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所学当用于所行，最后则达“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之境界。
大学，是大人之学。“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何谓也？必学天，方能与天地合其德。既是学天，那“天”与“大”两者有什么关系？“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大学即天学，学天才能则天，行为与天一样。真明白，脑子必得转，你们应真正学会用脑。现在多么热闹，就因为人都没有脑子。
什么叫大学？学大也。大，指天之用。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有容乃大。“唯天为大”，大学即天学。尧先学天，成“尧则天”，是“公”则天；武则天，是“母”则天，其智绝不亚于尧。
学大，故成“大人”；则天，故成“天人”。但一般人无此毅力。应将自己所学用于生活上，学得好则“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由大到天，学大则天。天是体，大是用，体用合一。
既是学大、则天，那何以不称天学？“天”比“大”小，因为有统它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乾》），元统天；而日月、星辰、山川，乃天之所统。又有谁看过天命，听过天声？
“与天地合其德”，天地之德，无私、好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子·第二章》），“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礼记·孔子闲居》）。
“与日月合其明”，日月无私照，容光必照，照皇宫也照茅屋。别人不喜欢你，那是你缺德，应检讨自己。
“与四时合其序”，春夏秋冬，四时之运，多有伦序！伦与常，必不能乱。
“与鬼神合其吉凶”，人死曰鬼，即祖宗，乃传统之所在；神，是有遗德在民者，是道统之所在，居于次位。既有传统（鬼），又有道统（神），也就是古圣先贤。“合其吉凶”，吉凶即好坏，“与鬼神合其吉凶”，即与古圣先贤同其好坏，这就是人奋斗的目标。
与传统、道统都合其好坏、善恶。那道统与传统有何区别？中国人有道德与智慧，自家祖宗称“鬼”，而对有遗德在民者称“祖师”，亦即“神”。祖师庙，祭神是为报恩，非祈福祈寿。宗教盛行，是因为没有文化。
必自根上了解，才能真明白。真明白了，还贵乎能行。试问自己能干什么？天天如同行尸走肉，连“说不”的胆量都没有。要好好认识自己，不必装腔作势！知道多，不能行，没有用。
一个孙中山，将中国史改写了。中国智慧是无尽藏，就看你能吸收多少。脑子如何判断事？要知道怎么去判断、分析一件事。
何以不开始就学天？恐忽略了“大”的意义，“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用；天，体。两个单位，一事之本末，体用一样。大学者，学大也，唯天为大，即天学。体用不二，才能合德。
为了不落空，因此要依经解经，不可以己意解经。但如对经书不熟，又如何依经解经？
文化浅，凡事没有通盘的计划，遇什么就扯什么。智慧低，可以慢慢培养，是功夫。培智，绝非一世之功。
每个团体都有界说、宗旨，奉元书院必有自己的思想。时代思想的产生都有背景，如朱子学为“闽学”。
还有，“台湾”名字怎么来？查一查。一个人没有学问，可不能没有好奇心。
“台湾”一名的前身为“大员”、“台员”、“大圆”、“大湾”、“大冤”（以上诸名称，以闽南语念，皆谐音）、“台窝湾”等。明万历年间陈第《东番记》已用“大员”地名，可能译自南部平埔族（西拉雅族）对当地的称呼，或从其“台窝湾社”转化而来。“大员”在今台南市安平区，最初为海岸沙洲，后来指称范围扩大，或作为全台湾岛的代称。
人生存的环境会限制一切，懂得审视社会了，才能对付社会。不懂得分析，对一切同样地要求，就是错误。台湾要想安定，就挂着牌，安定几年，其他皆是做梦。要用脑子判断一事，而不是感情用事、固执己见。
没有学问，地位愈高，只是添愁。有时地位高，未必是福。人若是无所学、无所守，当然遇事就六神无主。是中国人，必建设中国，为中华民族而努力，必知道历代政治的得失，才知未来方向之所在。
你们缺少造就的机会，自己又不努力。但是盲目地读书，也没有用。必要如常山之蛇般变化灵活，多么有反应！如没有这样的反应，那就什么也不会成功。智慧哪有新旧？许多人生在今天，思想却比古人还落伍！我们的思想、知识、智慧又赶上谁了？不懂的，今天懂，即是新。读完一本书，就得一结论，不必光抄“子曰”。盲目地崇拜、跟随，都是错误的。
看别人不对，要改正自己，好好严格造就自己。人要是不能治事，就没有学问。活几十年易混，但也最不好混。我一生不强求。既然你说的话他不听，那又何必说？应说他喜欢听的话，政治也是如此。要随时用智慧。绝路是自己走的，并不是别人绝。人每天都是政治。孙子一开门，就赞他乖，要从小就培养智慧，随时培养。懂得“得”与“失”，自己培养。如果自己都不是领袖，还能教出领袖？
一切东西，要吸取精华。人的健康，完全在精神生活。我绝对不麻烦别人，生活简单，没有“说不好”的观念，人不是为吃饭而活。懂得怎么活了，才能活世、活民。
学多少，不能活学、活用，就没用，等于没学。应自根上造就自己。自诚意、正心，也就是自根上入手。有知识，没有成就，那还不如没知识，就清清白白活一辈子。快快学，这块土马上就要用上你们的真智慧了！
《学庸》（《中庸》《大学》合称）皆讲治世之道，并非谈文章，应是体悟就能行。中山先生以《学庸》为中国两本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即谈政之书。一切都是政治，有国政、有家政，《大学》讲“为政在人”。《学庸》乃是夏学之入手处。
《四书》中，《大学》《中庸》与《论语》挑得不错，《孟子》就差些，得力于“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
孔子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则“道性善”，董子（仲舒）言性，可善可恶（《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春秋繁露》代表汉时中国的传统思想。
《易经》与《春秋》是孔子最重要的两部书，这两部书必要有师承，否则讲不下去。《春秋》在拨乱反正，达天下一家；《易经》始于“进德修业”（《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终于“智周道济，裁成辅相”（《易·系辞上传》第四章“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易·泰》“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春秋》与《大易》相表里；《大易》与《春秋》完全用元，故又称“元经”。
《中庸》第一个字是“天”，“天命之谓性”；最后一个字“至”，“上天之载（事），无声无臭，至矣”。《易》为《中庸》之所本，《中庸》与《大易》相表里。
一部《大学》，自人心讲到天下平；《大学》与《春秋》互相表里。《大学》与《中庸》互相表里。《中庸》与《大易》是体，《大学》与《春秋》是用。奉元之学，自《大学》与《中庸》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