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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这章仁、知并举,重点在知,如何成为知(智)者?孔子以是否处仁,作为知者的标准。

“里”,郑玄注解为“民之所居”,“仁”是“仁者”;朱子解释“仁”为“仁厚之俗”。郑、朱注解虽不同,但可以相通,没有仁者,怎么有仁俗呢?

“里仁为美”是就环境而言,孔子训诫弟子择居要里仁。“里仁”和《学而篇》的“亲仁”意思类同。

人生面对千头万绪,自己命运需要自己选择。“择”这个字考验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知者。知者不惑、知人,也唯有知者才能知道里有仁焉,择仁而处;反之,择不处仁,即非知者。

“择”不必局限特定对象,择居、择友、择业都必须处仁,才成知者。

处,居也。“焉”,安也。孟子认为“仁为人之安宅”,所以说“旷安宅而弗居”,也就是“择不处仁”。由有形的“里仁”推及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居仁”。

孟母三迁即为择仁而处,所以孟母堪称“知者”。

【小子曰】

古人为何要卜筮?卜筮为了解惑、解开疑惑,不能反而陷于迷惑。

卜不只卜居、卜行,更要卜德。一个知者因知周万物、知者利人,可以未卜先知。

“里仁为美”,择能处仁,就是不卜能知的知者。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不仁者”的界说,孔子定为“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不仁者非恶人,而是庶民、小人。《卫灵公篇》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小人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即不可长处乐久处约。

《宪问篇》说得更直接:“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不怀德,所以不能成为仁者。

“约”,王夫之解释为“窘迫拘束不得自在”。人之约莫过于贫贱,人之乐也莫大于富贵。《孟子·滕文公篇》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够久处约长处乐,就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孟子把和“不仁者”相对的人叫“大丈夫”。

这章最重要的是“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孔子给仁者和知(智)者作了界说。

“知者利仁”,朱子把“利”训为“犹贪也,盖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这个解释不妥。朱子高举君子仁义大旗,看到小人、利,就没有好话,像“知者利仁”明明是好话,却用“贪”字解读。

“知者利仁”并非行仁获利才去做,见仁之利才去行。谋利计功之心、五霸之假仁,有违孔子“先难后获”之教。利仁和安仁是有德行者的境界,没有计较心,一路做去。利仁如《易经》“利有攸往”之利,其所作所为都是有利于仁的知者行为,才叫“知者利仁”。《雍也篇》子曰的“务民之义”,就是利仁的本领。

仁者素位而行,随遇而安,不为贫贱所移,不为富贵所淫,所以能久处约长处乐。

不过,读古书不能以文害意,孔子说“知者利仁”,又说“知者知人”,并不是把知者死死定在知人、利仁两个范围内,而是列举知者的境界能够知人、利仁。

尤须注意的是,不能将知者划归仅是有知识或智慧的,而无践履行仁的工夫。人包括物,《易·系辞传》说“知周万物道济天下”,知者的知要周遍万物,也要道济天下,这是给知者定下的最高指标(立其大),即知即仁。

“仁者安仁”,仁者欲仁仁至,所以能安仁。仁者必能知人、利仁。仁知之别,只在存养践履深浅差别罢了,“知”侧重知识智慧,“仁”侧重行为。

【小子曰】

何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长处乐呢?关键在不能“志于仁”。

小人怀利怀惠,无志于仁。志仁则念兹在兹,能好仁恶不仁,进而强仁、利人、安仁。

不仁者即在发心处便无仁。

孔子秉承夏学的仁统,从正反两面谈仁,正面叙述仁者言行、思维、境界,反面则谈不仁者的言行思维。正面鼓励弟子时人困知勉行、下学上达。反面为戒,劝导弟子过勿惮改、观过斯知仁矣。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唯”,独、只有。“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人”是“好好人”,“恶人”是“恶恶人”的省文。

常人喜怒哀乐发而难中节,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仁者必有勇,知是非,不仅其知能分判好人恶人,同时能知行合一,好恶得中,勇于行仁。

孔子在《论语》一书中,给知者的界定有二:一是知人,二是利仁。

孔子也给仁者作了定位,有二:一是能好人能恶人,二是安仁。

知者知人,故有别乡愿巧佞;仁者能践履,能好人恶人。

由此可知孔学是非善恶分明,唯知者别是非,唯仁者勇好恶,不苟且不敷衍,唯义所在,一往直前,非世俗所谓温文不动气的滥好人。

孔子骂乡愿德之贼也,老而不死之谓贼,其犹穿窬之盗,是何等风霜雪霰,这就是恶人。

好人较容易,恶人不容易,要有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坦荡胸怀,才能在流俗中,成为中流砥柱。

【小子曰】

《阳货篇》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可知孔子是个能恶人的仁者。

《后汉书》引《东观汉记》说:和帝赐彭城王恭曰:“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贵仁者所好恶得其中也。”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苟”,诚。《大学》引用商汤盥盘上的刻字,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句子,苟的用字相同。

“志”,心之所主。心有主,就能念兹在兹。“苟志于仁矣”,则动念以仁为念,不恶贫贱,不以恶衣恶食为耻,自然无恶。“无恶”不只无恶念,而且无恶言、恶行、恶德。我的老师训勉弟子:“非同道不言志;非同德,不许身。”

孔子重志,谈“学”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谈“仁”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志仁为行仁下手处,行仁次第莫先乎志仁。

孔子论君子小人之别,最紧要关键处,在怀德与怀土之分,怀德就是志仁,怀土无志于仁,而人能成圣成贤或沦为小人,在志仁与不志仁发端处即可分晓。

恶与过有别。恶为有心为之,过为无心之失,所以“观过斯知仁矣”。

【小子曰】

《里仁篇》前五章简约平易,只有一两句话,但易简不能忽略,有时反而大有学问在,《易·系辞传》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天下之理常在易简之中。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有些学者将此章分成两章,从“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以下另成一章,但观全章文气一贯,合为一章似较妥当。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这是常情。常人有欲,人欲未经礼乐教化熏陶,不免溺陷人情人欲中。富贵与贫贱两端,是人欲中欲得欲去之最大者。

孔子不只不反对富贵,而且求富贵,但求富贵要有原则,要得之有道,是以“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以”,用也。“处”,居也。不用其道得富贵,不居富贵。

贫是无钱,贱是下位或无位。常情恶贫贱,去之不遗余力,但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得之”不是得到,而是得以去除之。贫与贱,虽然是人欲所恶,君子不用其道得以去除贫贱,仍不去贫贱。

孔子的富贵贫贱之道,《中庸》说法是“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富贵、贫贱都要遵道而行。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恶乎成名”,不是怎么成名,而是怎么成君子之名,也就是怎能叫君子;从另一端来说,君子之所以得君子之名,因为不去仁,即为存仁。

至于如何存仁呢?孔子开了药方:“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中国古代没有时钟,计时用约略方式,如一袋烟工夫、一晌午、大半天、一盏茶时间,“终食”就是一顿饭时间。

“无终食之间违仁”,即是君子在富贵贫贱当前,要克己取舍,即使一顿饭时间,都不能违仁,也就是念兹在兹,时时以仁为念,不能违仁。孔子特别指出,颜渊有“三月不违仁”的境界。

当然,“不违仁”不独从时间长短要求,更在仓猝困穷的危难时际显现。孔子继而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是”,此也,仁也;“造次”为“仓猝”的转音,“颠沛”为“颠仆”的转音。朱注“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时,“颠沛”是倾覆流离之际。

【小子曰】

这一章谈君子不去仁,即是勉君子存仁。

“去”对“存”而言,有意存之为不去,有意去之为去。

同样,“违”对“依”而言,未与相依之谓违,依而无间之谓无违。

“不去”、“无违”,所以要存养。《易·系辞传》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终食、造次、颠沛时存仁养仁,存之又存、养之又养,道义即在存养之间,仁亦在其中矣。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前面章节,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章的“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就是未见仁者。

《论语》一书,孔子称呼为仁人的只有殷朝的微子、箕子、比干和春秋的管仲,但这四人都是孔子以前的先贤,未有当今之人,所以孔子未能得见仁者。

孔子虽然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仍给二者立个标杆,希望时人、弟子、后学能朝此标杆行健不息。

“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这是以好恶两端来谈仁。

“好仁者,无以尚之”,士尚志,好仁者尚仁,以仁为尚,无以加之。真正的好仁,必须诚于中形于外,利欲、功名都无法诱惑,加之于上。所以要壹志以求仁。

“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为仁”,行仁也,好恶心情不同,行仁自然有别,恶不仁者,要正志以去不仁,不仁者才能不加身。

孔子从好仁恶不仁之未见,更进而谈为仁。

“无以尚之”是尚仁、志仁,“尚”通“上”。“用其力于仁”是力仁。人只要有心,自然有力,俗语叫“心力”。只要壹志求仁、正志去不仁,岂有力不足。孔子宽一步说,即使真有人用力于仁,但力不足以行仁,他并未见到。

孔子为人宽容,言辞都留给人三分余地。像这章,孔子本意就是未见有人力仁,却说得委婉:“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孟子·离娄篇》称赞孔子这种宽容的美德是“仲尼不为已甚者”,但孟子却学不会孔子这美德,言辞咄咄逼人,还自己解释“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篇》)

【小子曰】

孔子在这章的感叹,可能和弟子冉求有关。《雍也篇》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党”,偏私。《尚书·洪范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党当偏私解。

无心之失曰过,有心之失曰恶,人即使是圣贤,也无法避免无心过失。

孔子待人以诚,做事不苟,不诿过,称赞弟子颜渊说“不贰过”(《雍也篇》),而他的好友蘧伯玉派来的使者回答孔子说,“夫子(蘧伯玉)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孔子不禁赞叹“使乎!使乎!”(好个使者啊!语出《宪问篇》)

《易经·系辞》有“无咎”之语,何以能够无咎?就因为有悔、善补过。

孔子在《卫灵公篇》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即是贰过才算过。何以如此?又何以观过便知仁呢?因为人之过也,各于其党。

人有喜怒哀乐,很难一发而中节,必有所偏失,我们可以观察其情之失,便知仁矣。

“斯知仁矣”,孔子在上一章说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斯知仁矣”不能解读成是仁人或不仁者,而是观其过失,可以知其是否志仁、力仁、行仁。

【小子曰】

朱子注解说:“党,类也。程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类。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朱子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类,并不恰当,因为朱子引程子说君子之过和小人之失,是一过一不及。过犹不及,如此,君子和小人何有分别?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闻”非听闻,而是闻知、知晓。

《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人生天地间,不能离道而存,但人虽禀道而生,各正性命,却因资质有别,用力不同,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大多数人终生不闻道、不见道、不知道。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篇》),人不能闻道,就无法弘道,这诚然是人生最大遗憾,孔子才会有此感叹。

孔子这感叹,可以参阅《述而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加我数年”,即孔子,为了弘道,期望苍天多给他数年作《易传》。

“闻道”则无失无过,“夕死”是为道而死。

“朝夕”也不是一朝一夕,言时间之短促,而是将人生比喻如朝夕。“可矣”,未尽之词。人闻道后要弘道,闻道只能说是“可矣”。

【小子曰】

朱子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程子说:“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闻道,虽死可也。”程朱都把“死”当人死。

孔子之学尊生,《易·系辞传》说:“生生之谓《易》。”突显《周易》生生之德,而且在《先进篇》说“不知生,焉知死”。孔子不轻言死,“夕死”也可解为过死,过死才能闻道。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重视志,谈学要志于学,谈仁要志于仁,谈道要志于道。《论语》是论道之语,学当然是学道,所以上一章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仁是尧舜相传之学,学无非学仁。仁亦道,道亦仁,士志于道,也可说士志于仁。

“志”,心之所主。能志于道,就能安贫乐道,像颜渊的箪食瓢饮不改其乐,就是志于道。

这章对子路特别有意义。《子罕篇》子曰:“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两章可以互通。

“未足与议也”,不足以与他议道。

孟子对这章有发挥,他在《梁惠王篇》向梁惠王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把士界定为有恒心者,有恒心就能志于道。士无恒产有恒心,故而不会耻恶衣恶食。

【小子曰】

古人的士若以位而言,相当今日的基层公务员。一个公务员若耻恶衣恶食,必定不能久处约,日久非贪污不可。

士志于道的道,对公务员而言,就是《礼记·礼运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务员的“公”字,要求为公众服务,而非为一己的口体之养谋私利。公务员即应有此德。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君子之于天下也”,一般把古人口语的“之于”依文气解读为“对于”,似乎稍嫌不足。孔学重行,有德即是有行,“之于天下也”,意指行之于天下也。

孔子认为君子行之于天下有个原则: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皇侃义疏》采用范宁注解,“适莫犹厚薄”,以“厚薄”注解“适莫”。朱子、郑玄、谢氏等人都有不同注解。但就整段文义而言,“无适也、无莫也”解读为“不厚彼也不薄此”,还蛮顺畅的。

“义之与比”,义者,宜也。“比”,《皇侃义疏》注解为亲,并不贴切。“比”,应当是“比量”。

《子罕篇》“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孔子弟子观察老师的言行,不固执己见,这章意思相近,认为君子行之于天下,不一定要这样,也不一定要那样,而是要比较考量是不是合宜。

孟子在《离娄篇》有类似此章的说法:“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小子曰】

清朝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九说,“适,犹是也。”按照王引之的解读,“莫”犹“非是”。王引之这注解最简单明了。但古人用字,每一个字都有他的字义,后学忖摩字义、词义,用较接近的他字解读,常有文义和文气不足的缺憾,“适”、“莫”解读为“是”、“不是”稍为牵强。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在《论语》中,“君子”常和“小人”并举,但非对立。这章特别重要。

《子路篇》子贡问曰:“何如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孔子在《子路篇》,“小人”的定位比搞政治的还高一等,“小人”不是无德或败德之人,而是一般庶民小民。所以《宪问篇》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君子为什么“上达”,小人又何以“下达”呢?因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用一个“怀”字来分判君子、小人。

“怀”字从心,用心亲爱,像孩子未出生叫“怀胎”,抱孩子叫“怀抱”。所以,“怀”不是用脑筋思念,而是用心用情对待。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要成德,行道天下,心中所怀所念的是能道济天下的公德,所以君子尚公。一般小民所怀的是土,就是分地之利,以养父母,以安妻儿。

孔子更深一层解释,君子不只怀德,也要怀刑。“刑”不是刑法。“刑”同“型”,模范、典型之谓。君子要作为模范,也要见贤(刑)思齐焉。《孟子·梁惠王篇》引《诗经·大雅·思齐》的“刑于寡妻”,当然不是给妻子用刑,而是可以当妻子表率。

“小人怀惠”,小人为了“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篇》),所怀的是能得到为政者的小惠,像子产之德就是“其养民也惠”(《公冶长篇》),老百姓才怀惠。

【小子曰】

帝制时代,为政、治学不免迎合统治者,《诗经·关雎》的至性男女情爱,后儒解释成“后妃之德”,而论及君子、小人,为了凸显君子之德,将小人说成无德、败德,甚至是下流,像“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明明是一个“达”字,却注释成“下流”。

这一章,旧注为:“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爱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

我们若是将“人”和“民”分开、“君子”和“小人”给予确解,再加上一贯旁通孔子之学,整部《论语》面貌将为之一新。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唐人为避讳“李世民”,是否有某些地方,将“民”改为“人”字。

朱子生于公元1130年,卒于1200年,他在理学的成就应致无上敬意,但八百年后的今天,时变势异,《论语》的解读也应该有崭新的风貌。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放音fǎng。《孟子·滕文公》有“收放心”、“葛伯放而不祀”之语。“放”注释为“恣纵妄肆”,此章的“放”可作此解,也可当“依”字解。

小民怀惠怀土,只求小利温饱一家人,无法恣纵妄肆于于利场中。所以,这章是孔子针对上位者、高位者的贪得无厌所作的批评。

一个高位者在利禄场中保持不住,唯利是图,无所不用其极,贪利毁仁在所不惜,此一行径害己害人,结果必定多怨。

“多怨”不一定与人争利,招致与他逐利的人士之怨,而是高位者纵欲贪利无餍,招致四方八面民怨。

孔学不绝欲禁私利,但防微杜渐嗜利,《易》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就戒惕在位者稍一不慎,民怨四起,毁身败家。

【小子曰】

古今中外,“私利”这一关难过。许多官员公义放两旁,私利摆中间,包工程,搞特权,日久积怨于民,载舟覆舟,丑态百出,鎯铛入狱。

利欲熏心起于私,一私字害尽天下苍生。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为国”,治国。“何有”,何难之有。

礼之体主敬,所以说“毋不敬”;礼之用主让,小至射箭,大至治国,都必须有让德。

孔子赞尧舜之德,能够以“天下让”,这是让的最高境界。但让要有标准,要以“礼”而让,不能让国而失国害民。

礼让标准如何?《礼运大同篇》说“选贤与能”,礼让要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如能拔擢贤能者在职位,治国何难之有;相反,治国不能以礼让贤,徒有礼文,这个礼终无大用。老师先祖礼亲王代善就是以礼让国,才赐封“礼亲王”。

人各有其位,孔子在《易·系辞传》说,“圣人之大宝曰位”,礼让不是将自己个人私位让出来,也非让给一人,而是将天下之位让天下贤能者,使每一个人都能正位,每一个位也都正位,每个人都当位而行,都能充分发挥每一位应有的能力,无负人民所托。像尧舜就是从兆民中选拔贤能者,将天下无私地交给贤才者接任。

历史上能以礼让为国的不多,孔子深有感叹,所以说“何有”,何难之有,而不能以礼让为国,几乎是当时为国者的通病。“如礼何”,奈礼何,礼对这种人也无可奈何。

【小子曰】

一般人把“礼让”说成把自己位子让出来,这是误解孔子本意。

尧舜在位都几十年,二人有生之年都没让位,而是死后帝位不传子,把位让给天下的贤者。也就是说,二人的让德都是“天下为公”,让天下给天下人。所以禹虽然本人仍是圣人,但达不到公天下的境界,开了父传子、兄传弟的世及乱制,不无遗憾。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位”这个字的造字颇合孔子之道。“位”左半字是人,右半字是立,合起来就是“立人”,孔子在《雍也篇》说“己欲立而立人”,就是界定人之位在“立人”,孔子更在《系辞传》说“圣人之大宝曰位”,圣人最可宝贵的德,是让天下万物各能位其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孔子有此感叹,缘于当时,人都忧患无位,无才无德却攀附人际关系或巧言佞色争位,所以才要弟子时人忧患如何使自己有立乎其位的才德。让名实相称、德位相副。

“不患莫己知”这句话,若在不患下加“人之”,文义更清楚。“不患人之莫己知”,正是《学而篇》首章的“人不知而不愠”。至于何以不患有位之人莫己知,因为“求为可知也。”

求不是求富贵,而是求学、求道、求德,让自己笃实辉光,有位之人必然知闻。《雍也篇》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只要是一条纯赤色且角正的小牛,自然有大用,山川之神祭祀都会用到它,这就是“不患莫己知”的真义。

【小子曰】

孟子在《告子篇》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般解读是一个人在安乐享福时不能放肆,要能有忧患意识,但所谓的忧患若是对安乐而言,似乎只是警惕之语。

孔子的忧患却十分具体,《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是孔子之忧,这一章是孔子之患,两章合在一起,就是孔子的忧患。孟子能说“忧患”,可说是善读《论语》。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章最重要的是孔子的“一贯之道”,以及他晚年的教学情形。

“门人”在《论语》除了这一章,还出现在《泰伯篇》:曾子疾,召门弟子:“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曰”是曾子门人称呼老师曾参,这章的“门人”可能是曾子的门人,而非曾子的师兄弟、孔子的门人。

孔子门人转述孔子之言给师兄弟,是直书问者其名,而非用“门人”之词,像《述而篇》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

确定门人是曾子弟子,我们可以推敲这是孔子晚年的授徒情景。《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孔子归鲁已六十八岁,一些后收的孔门弟子,可能先由曾参、有若等弟子授业教读,孔子再随时点拨。这张有“子出”二字,就是孔子先入曾参之室,再出室。而进出之室应非私室,当是曾参教学之室。曾参门人集聚,听太老师向授业老师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不解太老师“一以贯之”何意,才会向授业老师发问。

“唯”,答应声。唯与诺都是应承之词,疾应叫“唯”,缓应叫“诺”。曾子只答“唯”,并未继续请教老师何谓“一以贯之”,随从的曾氏弟子因而续问,曾子回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是曾子自己的揣摩,不见得是孔子原意。

曾子未续问老师,可知曾子个性恭谨,未有颜渊闻一以知十的睿智。颜渊向老师问仁,老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是真懂,但仍把握机会,继续往下问:“请问其目。”得到老师更深一层的解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曾子也不如闻一以知二的子贡。《公冶长篇》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子贡善言,又续问:“何器也?”得到“瑚琏”的答案。

“一以贯之”在《卫灵公篇》,孔子也向子贡说过。这章孔子并未向曾子说清楚什么是“一以贯之”,《卫灵公篇》却有较清楚的解说,两章应该合读。

《卫灵公篇》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卫灵公篇》孔子自己解释,是澄清子贡对他认知的偏差,只看出老师“多学而识之”的博文之能,没有深入体悟老师的思维已由博返约,自有思维体系,所以才感叹说,他之学非仅多学而识之,甚且一以贯之。

外人认识孔子不深尚且可说,像达巷党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篇》)但孔子自认为得意的弟子,贤如子贡、曾子,也未了解,孔子就有些不以为然,因而主动向两大弟子提醒。

孔子告诉子贡一以贯之后,并未再解释他的一贯之道,但从文义来看,应该是“予之学一以贯之”,孔子自认他之学是有体系的哲学思想,由于文义已足,没有续说必要。

可是这章,孔子却提出“吾道”而非吾学,道涵括整个孔子思想,曾子未续问,自己却提出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以孝行见称,而非以文学见长,他的“夫子之道”是真正的孔夫子之道,还是自己的“夫子自道”,不得而知,但曾子的解释,却有脉络可寻。

《卫灵公篇》另一章:子贡问老师:“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这章问老师“一言”和“一贯”近似,曾子的“忠恕”说,应该受此说启发。

那么,曾子何以由“恕”而道“忠恕”呢?以孝行见称的曾子对“忠”别有体验,孔子主忠信,曾子三省自身,第一件即是“为人谋而不忠乎”,所以曾子以“忠恕”解读老师一贯之道,并非无据。

“一以贯之”,“以”者,用也。“贯”,通贯。孔子之道用一通贯,属于思想层次,曾子弟子对太老师的“一以贯之”,难以理解,才向曾子提问,曾子也不得不代老师提出答案了。

“忠”,朱子注解尽己之谓忠;“恕”,推己之谓恕。朱子的忠恕注解像有子说“信”是言可复也,都是最佳的诠释,只不过朱子既然注解“尽己之谓忠”,就不应该有死忠、愚忠的思想。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论语》的孔子弟子皆称门人,曾子小孔子四十六岁,孔子卒殁,曾子才二十七岁,孔子在世时,曾子未必有弟子。

【小子曰】

“吾道一以贯之”的“一”,曾子向门下弟子解释是“忠恕”,如果是被孔子称赞“三月不违仁”的颜渊,可能会说“仁”字。

至于孔子真正本意是忠恕,还是仁、时,或者是道生一、一生二的“一”,我们既不能起孔子于地下,自无确解。

我的老师说,我们读书,了解古圣先贤的真正思想,是必要的,但最好的是了解作者的智慧,来启发自己的智慧,再教诲后学,启发后学的智慧。

像孟子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理应解读“一”为“时”,但孟子却在《离娄篇》说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道二是“仁与不仁”,道一就是“仁”,孟子似乎也不反对用“仁”解读孔子之道。而“仁”和“时”就生生之道而言,也是通贯的。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朱注“喻”犹晓也。利者,人情之所欲。

孔子之学虽然重知,尤重行,从行中检证是否有德者。

有一句常话“不言而喻”。不须听其言,只要观其行,就明了这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喻”有比类相合之意。“君子喻于义”即君子之行与义若合符节;“小人喻于利”即小人之行唯利是图。

前文,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德,就是“君子义之与比”,其行自然合公义;小人怀土,分地之利以养父母,小人可说是“利之与比”,所行只为利己。

这章虽然文字简单,却是中国之学的分界。儒家之学重治国之道,有所谓王霸之分。王道守义,霸道主利。所以,老师说:“王霸之分,义利之辨,知此四者,则知中国之学过半矣!”

【小子曰】

上一章,孔子说他的道一以贯之,我们后学解读古书的前贤往圣之言,也要一以贯之,像解读“小人”,就是一般小民,只是为了分地之利,以养一家人的老百姓,不要在道德品格上做无谓的批评。

这一章,如果按照朱子在前面章句说,“小人贪利”,朱子就不能解读“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对小人注解没有一贯之说。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在前面章节说“君子怀刑”,刑不是刑罚,而是模范,即为此章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见贤思齐”,“贤”是贤于己,“不贤”是不贤于己。

见贤要能够不嫉贤,且能怀型思齐,就有道而正焉,此为君子入手处。

见不贤能够不与不贤者同流合污,且能内心自省其过,使自己寡过,这就是心有所主、志于仁。

因此,我们可以说,“见贤思齐”是与人交的功夫;见不贤而内自省是志于仁的功夫。人之能否成君子甚至成贤成圣,思齐、内省是关键处。

孔子在《泰伯篇》有“才难”之叹,此章的贤不是贤才之人,而是有贤德之人。

【小子曰】

孔子有些话说来简单轻松,做起来却大是不容易。像这章“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好像不困难,但《公冶长篇》,孔子感叹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我们读古书最大的困难是自以为是的解读,其实并非确解,像这章的“内自省”,以为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内心自我反省,再无他意,但对照《公冶长篇》,省是省过,而且内要律己自讼,这是何其难的事,孔子才会自叹:“罢了,我恐终不得而见之。”

要真正了解《论语》,就像我老师说的,先不要看注解,只读经文百遍,深思通贯,必有所得。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朱子注解“几”是微也。“几谏”,以微言谏之,即《礼记·内则篇》所说:“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这个注解平顺,不过还可以更深刻解读。

易系辞传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圣人能够成天下之务,就因为能见几行事。王弼解释“几”为“适动微之会”,就是把“几”解读成在适合行动的最精微时刻。

事父母何以要几谏?因为父母是人,也会有过。事奉劝谏父母是天下之务的一种,而每一时都有每一时之几,要能把握最佳时几,掌握几会之动进谏,才能打动父母的心。老师说:“父母是亲情,不合适也没法改变;亲情是不可以分开的,分开关系就是法律。”

不过,父母常执拗,不是一次见几劝谏就能欣然接受,要改父母之志,不只几谏,还要屡谏。进谏父母偶一不慎,容易失敬违礼,劳神生怨,孔子叮咛要“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劝谏父母要能成功,就如同要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一样,都要“研几”,“几”字由浅入深,由近而远,见几而作。

“敬”,礼主敬。“不违”,不违礼。“又敬不违”,即见志不合,仍敬谨事奉父母不违礼。“劳”是改父母之过而几谏、屡谏的劳神苦思。“不怨”,不生怨心。

【小子曰】

“事父母几谏,劳而不怨”是孔子的事奉父母之道。孟子应该体悟孔子事父母之道,但他在《万章篇》说舜到历山田间耕作,对天呼号悲泣,怨恨自己不能得到父母欢心。又在《尽心篇》说,舜虽为天子,他的父亲瞽瞍杀人,舜视天下犹敝屣,背负父亲逃海边,快乐过日子而忘天下,孟子说辞与《尧典》记载舜未被尧举用前,就能“克谐”,以孝闻名大不同。孟子谈舜的孝行,孔子可能不会赞同。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父母在”,父母在世。“不远游”不是短时的远行、出远门。“远游”指游学、游宦,日久又路远之游。

仕与学是古人的大事,男儿志在四方,常不远千里求师问道。可古时交通不便,音讯传递不易,为人子者远游旷废晨昏定省之礼外,更忧父母思子成疾,甚至子欲养而亲不在,未能慎终。所以,父母在世,远游必须多加斟酌。

但是,若决定游宦或游学,孔子并无禁止,而是有条件,必须“游必有方”。

“方”,方所,所在。“有方”指不管路途多远,都要保持音讯往来,以慰亲心,并且知晓父母身体状况。

“游必有方”这个远游原则相当重要。今之儿女常远渡大洋留学,有的在异域国度乐不思蜀,如断线风筝,甚至连父母亡故,都未回乡送终悼亡。

【小子曰】

孔子在五十五岁才去鲁游宦,十四年奔波羁旅,对父母不在,定然怆然莫已,而有游必有方的感慨。

《礼记·檀弓篇》:孔子合葬父母于防山,说:“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这感慨,大概是有人向孔子说古人有墓无坟,孔子反对,说他孔丘是浪迹四方的人,父母的墓不可以不筑坟辨识。无父无母的无尽哀思,孔子用“东西南北人也”自况。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一章和《学而篇》重出,文字却少掉一半。《学而篇》那章记载是: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两章详略不一,是孔子弟子各有所记。按照一般校雠原则,应该存详去略,这章不宜保留。

有个通行的观点,这种逸其半而重出是编者的失校。

也有学者认为,孔子时代的文字记载,用简策、木牍和缣帛,刊行不易,费时又费钱,校定不太会失校。可能原因是没有弟子总其成,笔录弟子自成一篇,合集并未重新选编,只是汇编而已。

不过,《论语》重出章文,若是通篇精读,似乎有意焉,故古人存之以待后学,若《学而篇》章前半句言观人之法,此章则论事父母之道。

【小子曰】

一般学者、读者看到《论语》重复或详略不一章节,都会从失校的角度批评。我们何妨从另一角度来看,所有重复或详略不一的章节,足以说明这是孔子弟子耳闻目睹的当场记录,而且笔录弟子都认为老师说这段话值得一书。

我们还可以从详略或重复章节看出,《论语》有些一小章或一小节,只有短短几字或几十字,可能是孔子讲了几百字的择精记录,误解大概不会,可断章取义或无法笔录孔子的言外之意在所难免,故而一贯孔子之学,再依经解经或逆志旁通有其必要。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年”,年岁。父母的年岁不仅要知道,更要铭记于心。不可不知的“知”不是知道,而是“熟记于心”。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父母高寿,犹能承欢膝下,惧的是父母日渐体衰,晨昏定省日少。

孔子告诫为人子女者,熟记父母之年,并在喜惧之间,脑海常浮现父母的身影和叮咛,日省己身,行事有没有忝所生负亲恩,日常奉亲有没有尽孝违礼。

【小子曰】

孔子之学循循善诱于无形中。像这章,孔子已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不过,熟记于心仍是不够的,还得念念存父母,为父母的年迈高寿日渐体衰自警自惕,这才叫真知,这才叫诚。

孔子在《论语》书中谈信,“诚”只出现两次,而在《周易》和《中庸》才阐扬诚之道以及诚之者之道。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朱子注解此章说:“言古者,以见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为此故也。”

王夫之认为,“古者言之不出”不是普通的说话,而是谨于立言,并且说“三代以上,有纪事之书,无论道之说。”

朱子说“行不及,可耻之甚”,其实言过于行,古今中外皆然,今如此,古亦如此,《尚书·说命篇》说,“非知之难,行之惟艰”,所以古者言之不出,应是孔子在《述而篇》说的:“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古者”二字,显示孔子看了很多古书,从古书中体悟古人罕有立言(言之不出),因为“耻躬之不逮”。

《卫灵公篇》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疾”,惧怕,“名不称”是名和实不相称,名过于实,孔子以之为耻。“耻躬之不逮”即是所行不及自己所撰述之言,而非所做的不及自己所说的。

孔子以古戒今,今人反是,不知而作者蔚为世风,许多好名者著书常词不达意,不知所云。

【小子曰】

我的老师读书百年,教学六十余年,生前未曾发表文章,就是秉持“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的古风。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以”者,用也。“以约”,用约。用约可以让人言行合礼。合礼才无失。

无心之失曰过,有心之失叫恶。能用约,过失自然鲜少,不会违道畔仁了。

《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乎!”和这一章之义类同,宜参照解读。

“以约”就是“约之以礼”;“失之者鲜矣”即为“亦可以弗畔矣”。

《君子博学于文》的“文”不仅只文章,文无所不包,所谓“道外无文”,人的视听言动都是文。文要以礼约之,非礼勿视听言动,就是“约之以礼”,以免文人无行。

【小子曰】

“约”在孔子之学十分宽阔,不能窄化如孔颖达注解的“俭约”,也不能局限于朱子所引谢氏之说:“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

欲探孔学真言,最好还是以经解经,尤其用同一部经文互证最称允当,如引《论语》他章解读此章。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人不能离群索居,而与他人交往,不能无言无行,只要“言寡尤、行寡悔”,就可以减少口过行过。“欲”,犹要也。

如何“言寡尤、行寡悔”,也就是要谨言慎行。

“讷”,《说文》“言难也”,并非说话困难,而是谨慎之至,要言不烦。

孔子在颜渊篇司马牛问仁,回答说“仁者,其言也讱。”“讷”和“讱”意思接近,都有言难之意。

“敏”,非敏捷。做事为求快捷,容易忙中有错;敏,“审也”,要达到敏的境界得审慎虑深,才能通敏。

【小子曰】

《论语》有些言论只有一两句,一贯他文才能深解。孔子谈论言行多处,参照其他章节,才得要旨。像这章的“君子欲讷于言”,可参考《先进篇》孔子称赞闵子骞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讷于言才能言必有中。

“欲讷于言”反义是“大言不惭”,宪问篇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言之不怍就是大言不惭。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德不孤”的德不是德性、德目。德是指有德者、有行者,有德行者才能不孤。

何以有德者不孤?《易》乾卦“九五”爻辞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子在《文言》解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各从其类”,孔子之意是龙虎风云际会,非人为故意,而是自然之合,各从其类。

就因为有德者各从其类,所以不会孤存,必有同类交往,就像居家必有邻居一样。

“德不孤”是前提,从根本源头处肯定它的必然性,然后再推衍“有邻”的人情世事。

【小子曰】

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要有鼓舞追随者行动和言词的魅力,给支持者信心和力量。

修道成德要博文约礼、知周道济。人生颠沛造次难免,需要领导者帮忙提神醒脑。

“德不孤,必有邻”,可以当作振奋人心的演说辞,小子用今人的口语解说:“有为有德的好同志好朋友们!你们不孤单,你们有好邻居好战友为后盾!”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这章是子游的事君和交友经验,没有形上理论,在人情世事上却是一针见血之言。

数音shuò,烦数。“斯”,此也。

事君原则,孔子认为要尽礼(《八佾篇》)、以忠(《八佾篇》),于礼要尽,于心要忠,但尽而后已,适可而止,不能过礼、愚忠。

“事君数,斯辱矣”,事奉君上往来亲昵而失敬,如此就会自取其辱。“朋友数,斯疏矣”,与朋友交接,来往数烦,令友生怨,如此日久自然疏离。

此章君友并言,君友之道即是弟道。

【小子曰】

子游曾为武城宰,孔子认为大材小用,笑说“割鸡焉用牛刀”(《阳货篇》),结果遭子游引用老师的话反驳,孔子后来向弟子说他和子游开开玩笑的。

因此,子游够格谈事君之道。

当然,孔门弟子三千人,子游应该交了不少朋友,也够格谈交友之道。不过,看《子张篇》,子游和子夏、子张都会互相责难,连师兄弟都相处不融洽,交友当更疏远。

子游以文学出名,能出仕为官,又长于文学,自属孔门高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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