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九皋先生，是我的第四位受业师。当我们迁居的时候，恰巧姚和卿先生又出外就幕去了。如果迁移了新居，于我读书不便，可不是焦心的事吗？后来父亲探听得张家本请了一位教师，而且知道这位先生的教书，很为认真。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家境，已不能独立请一位教书先生了。
先给张老太太说好，然后父亲去拜访顾先生，谈得很好。父亲的意思：“现在那些塾师教学生，只是要教他们死读，读得烂熟，背诵而流，而不肯讲解，似乎不能开他们的知识。最好是读一首书，便要把书中的道理，给他讲一遍，方能有益。而懂得了书中的意义，便也可以记得牢了。”
顾先生的意思：“讲解是要紧的，熟读也是必须的。那些圣经贤传，非从小读不可，年纪一大，就读不熟了。”他说：“将来你令郎要应科举考试吗？主试的出一个题目，你却不知道在哪一部书上？上下文是什么？你怎能做文章呢？如果读熟了的，一看题目，就知这题目的出处，上下文是什么，才思敏捷的，便可以一挥而就了。讲解自然是要紧的，但要选择容易明白的，由浅而深方可。假使是一个知识初开的幼稚学生，要给他们讲性理之学，道德之经，这是很烦难的了。上学以后，我先试试令郎的资质如何？再定教导的方法吧。”
本来这学堂里，已有了两个学生，一个便是张禹锡兄，还有一位钱世兄（已忘其名），年已十六七岁了。我去了，多添了一人，共有三人，而我还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先生是愿意的，多添一位学生，每年也可以收多得十余元的束脩，不无小补，而我的加入，也可以算例外的。
顾先生的家里，住得很远，是在葑门内的织造府场。（前清时代，有三个织造衙门，一在南京，一在苏州，一在杭州。）从织造府场到文衙弄，真是从城内的东南到西北。所以顾先生要在馆里住四五天，方才回家一次。那位钱世兄呢，也住在葑门平桥，是顾先生到馆及回家必经之路，因此带出带归。原来钱世兄的父亲，和顾先生是老朋友，年龄既大，又无妻室，把钱世兄重托了顾先生，但是钱世兄佻性成，顾先生监督甚严。
为了钱世兄年纪大了，已经开笔作文，张禹锡也十三四岁了，所以顾先生每天就要讲书，我年纪最小，但在讲书时候，令我旁听。讲过以后，他们就要回讲，可是回讲不出，尤其那位钱世兄，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些什么，先生常常骂他。实在当先生讲书时，他并未入耳，因此心不在焉。我在旁边，心中想道：这几句书的意思，我倒明白，可惜先生不来问我，不叫我回讲。
有一天，也是讲书以后，要他们回讲，他们都讲得不对。先生见我在旁边，便问我道：“你讲得出吗？你来讲讲看！”我便把几句书的意义解释了，先生大为夸奖我。夸奖我便是斥责他们，先生说：“你们年纪如许大了，反不及一个年纪小的。”其实先生讲时，他们指东话西，不在仔细听，我却是静听，所以回讲得出。
从此顾先生便特别注意我了，常常讲书给我听，但浅近的我可以明白，深奥的我可是不懂。这时候，我《四书》已经读完了，就在读《五经》。照寻常规例，是《诗》《书》《易》《礼》《春秋》，依着那个顺序读下去，但是在姚和卿先生案头时，他就说：《诗经》《尚书》《周易》，更加使小孩子难懂，不如先读《礼记》吧？《礼记》有几篇较为容易明白一点，所以我那时，《礼记》已读了半部了。
父亲的意思，要教我开笔作文了，因为我《三国志演义》也看得懂。而且见那两位大世兄读《唐诗三百首》，先生讲时，我也旁听。先生教他们读时，我觉得音调很好听，于是咿咿唔唔也哼起来了。先生也叫我买了一部《唐诗三百首》来教我读，先读了五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高兴得了不得，从睡梦中也高吟此诗，好似唱歌一般。
当时中国儿童的文艺教育初步，最为奇特，第一步就是对对子。最先是两字对，以后便是三字对、四字对、五字对以至七字对。这其间便要辨四声，每一个字，都要知道它的平仄声。如果不知道，不是问先生，便要去翻字书，须要弄清楚那个字是平声还是仄声。对对也得辨明平仄，譬如“红泥”对“白石”，那是平仄协调，假使“红泥”对“黄沙”，因为“红泥”与“黄沙”四字，同为平声，便不协调了。
对对子到了五个字，便要成一句子，而且“仄仄平平仄”，就要调起平仄来了。这时候，也可以开始做诗了，五字一句，先做二十字，不管你通不通，诌成一首，先生便给你改正。为什么要做五言诗呢？原来每逢考试，总有一首试帖诗，五言六韵，或是五言八韵，因此从小就要练习起来。这八股八韵的考试制度，先把儿童的脑筋，冻结起来了。
大概开笔作文，总是先做诗，后作文，这个传统，不知从何来的。不过我在这四句诗约略可以诌成的时候，顾先生便教我作文了。作文为了预备考试起见，便要学作制艺（名曰“时文”，又曰“八股文”）。最先做“破承题”，其次做“起讲”，随后做“起股”“中股”“后股”，才得完篇。但顾先生却不如此，他教我先做一百字以内的小论，题目也是出在《四书》上的，第一篇是《学而时习之论》。
我在顾先生案头，很有进步，顾先生对我，也循循善诱。当时的作文，不是像现代那样用语体文的，我至少对于文言文的虚字，算是已弄通了。大概有两年多光景吧，这其间有个波折了。原来这位先生是张氏延请的，我不过是附读而已。张氏老太太因为她的儿子进境很迟，说先生偏爱了我，这位老太心窄嘴碎，时时冷言冷语，我祖母听了，便不服气，以为她们自己溺爱，学业不进，却迁怒人家。于是在我十三岁的春初，就拜了我的表姊丈朱静澜先生为师了。
顾九皋先生是一位道学家，平日规行矩步，目不邪视。他每日要写几行“功过格”，把每日自己的行为，为功为过，写在一本簿子上。这本写“功过格”的簿子，锁在书桌的抽屉里，不给人家看见，我们却千方百计想去偷看他的“功过格”。有一天，他的抽屉忘记锁了，被我们偷看了，中有一条写着道：“今日与年轻女子作戏谑语，记大过一。”我们看了都大笑，以为顾先生是一位“迂夫子”。
自从我出了他的书房门，又过一年，他也辞馆了。好像他曾经出了一次门。一直到我进学那一年，照例，要钞考试的文章给教我作文的师长看，到他家里，他非常客气，将文字加圈，加上赞誉的评语，还送我到大门外。后来我为饥寒所驱，奔走在外，一向不曾去谒见先生。直到一九三一年的时候，我在南京，有一位同乡谈起说，苏州有两位共产党，都是顾九皋先生之子，现在已被捕入狱了。我想顾先生是一位道学家，怎样他的世兄是共产党呢？如果嫌疑轻，或者可以想营救之法。因为那个时候，嘉兴沈家，有一位学生（沈钧儒先生的侄辈），也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拘，我是受了沈定九之托（定九为钧儒之兄），向陈公洽（仪）说项，托他在宪兵司令部保出来的。到了从南京回上海时，我特地在苏州下车，访问此事，他们告诉我：这还是前年的事，那两位世兄，一位已病毙狱中，一位释放出来，现在不知何往了。至于顾先生则已逝世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