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以前，我随母亲，到外祖家去的时候多。十岁以后，我随祖母，到舅祖家去的时候多。那时我的最小姨母已嫁，外祖故世，母舅无业，日渐雕零了。舅祖家即是桃花坞吴家，简称之曰：“桃坞吴氏”，其时则正欣欣向荣呢。
我的舅祖吴清卿公生有二子，长子号砚农，次子号伊耕，这是我的两位表叔。他们兄弟两人，相差有九岁，那时候，砚农表叔已娶妻，生有二女，伊耕表叔则年方十八九岁，尚未娶妻，他们兄弟两人，都是在十五六岁，便进了学。清卿公家里请了名师栽培二子，我记得第一位请的名师是叶昌炽，就是写《缘督庐日记》《语石》《藏书记事诗》的那位名翰林。第二位管先生（我已忘其名），他是吴中的经学大家。两人的资质都很好，但是清卿公的意思，以砚农不再追求科举，教他管理一切家业，伊耕使他学问上进，将来在考试上博取功名。这个在苏州的绅富门第，都是如此打算的，大概以一二人保守家产，其余的进取功名，这样则“富”“贵”两字，都可保得。
殊不知我那位伊耕表叔，学问虽好，身体孱弱，从小时候，就是一个“药罐头”（从前中国，有病总是吃汤药，故称多病之人曰“药罐头”），每年总要大病一场，小病就是家常便饭。他二十一岁就补了廪，第一次乡试，得了个“堂备”（堂备者，房官把这本卷子荐上去，名曰“荐卷”，主试阅卷后，在卷子上，批上“堂备”两字，就是预备的意思），第二次乡试，可以稳稳的一名举人抓到手里。苏州乡试是要到南京去的，临行之前，又是一场大病，懊丧得了不得。
当时的读书人，除了为博取功名，应付考试，专心于所谓八股八韵的制艺以外，还有两大流。一种词章，一种是经学。词章除诗词歌赋之外，什么骈体文、韵文、仿古、拟体等等，都在其内。经学则盛行一种经解，摘取各经中一名一物，一词一句，而加以考据解释，这算是考据之学。譬如说：《诗经》上第一句是“关关睢鸠”，就要考证出睢鸠是何物，古时郑康成怎样说？颜师古怎么说？作者的意思又是怎样，引经据典地写出一篇文章，其他群经中也是如此。实在此种学问，破碎支离，钻入牛角尖里去了。
我们这位伊耕表叔，他便是一位做经解的好手，大概他所师传，不是叶鞠裳，便是那位管先生了。苏州从前有三个书院，一个正谊书院，一个紫阳书院，一个平江书院。这三个书院每月都有月考，正谊书院中就是考词赋（当时称古学）、经解两门，而他的经解，往往冠群。家里有一部《皇清经解》，卷帙繁多，我翻了一翻，一点也不知道它里面讲些什么。
我尝戏问伊耕叔道：“做经解有什么用处？”他笑说：“一点也没有用处。”我说：“既没有用处，去做它什么呢？”他说：“人家既然欢喜这一套，我们就弄弄也无妨。”虽然这不过是骗骗小孩子的话，后来想想，也有道理。凡百学问，总是一窝风，都有一个流行的时代，这个经解、词章之类，也不过是变相的八股八韵罢了。伊耕叔除了经解之外，还熟读《汉书》，写了一部《两汉韵珠》，木版精刻的十本，这部书，现在他家里没有了，我本有一部，流离转徙，也已遗失了。总之他因多病而不出门，只有读书，读书愈多，身体也愈弱。
我随祖母到吴家，有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但读书倒不荒废。因为两位表叔都喜欢教我，他们从来没有教过学生，以为教学生是有趣的事。他们有一间很大的书房，就是伊耕叔日夕在其中的。这时我已经在读“五经”了，他是一位经学先生，常常给我讲书，可惜我对于经学不大有兴趣，尤其是《书经》与《易经》，我读也读不熟。砚农表叔除了家务之外，他也研究医道，偷忙工夫，跑到书房来，出题目教我做“起讲”（八股文的开首一段），讲究作文的“起承转合”（当时的文法），一定要说一个透澈。
这时伊耕叔还未结婚，但早已订婚了，所订的是住在阊门西街的曹氏小姐。她有三位哥哥，大哥曹志韩，又号沧洲，是苏州最红的名医（曾看过慈禧太后的病，因有御医头衔）。二哥曹再韩，是一位翰林，外放河南开归陈许道。三哥曹叔彦，是一位经学大家，也是两榜，是一个大近视眼（在我写此稿时，他已八十八岁了，听说去年还结了一次婚）。我这位表婶，出自名门，也读过好几年书，不过她的老太爷，不许女子多读书的，他说：“读书求功名，是男子之职，不是女子之职。”
可惜我们这位伊耕表叔，娶了这位夫人，伉俪很笃的，不到三年，他就谢世了。也曾生下一个儿子，不幸那个儿子，也早殇了，世间惨事，无逾于此。后来把砚农叔的次子，嗣在他的名下（就是国医而兼国画的吴子深，他的医，就是向他母舅曹沧洲学的）。伊耕叔的病，也是肺病，有人说：那些青年患肺病的，在年龄上，要过两重关，第一重是二十岁，第二重是三十岁，逃过这两重关，略可放心，而在二十与三十之间，断送大好青春者，却是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