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去世，我从广西回到湖南，正是老友焦达峰被杀的时候，长沙乱哄哄的。我们赶紧回浏阳，过了年再到长沙得了镜若的信，我就到了上海，镜若正弃了都督府的秘书，组织一个同志会。绛士也辞了实业厅的科长，跟着镜若，还有一个当小学教员的吴惠仁，几个人租一所房子，大家都是穷得不像样，我到了就大家住一起。我又因别的事到香港走一趟。回到上海，会员增加了些，我们就借三马路大舞台演了一次镜若编的《家庭恩怨记》，我饰剧中小桃红，评判颇佳，但是演得不好。
那时候我因我尊之介绍，与筱喜禄君友善，喜禄姓陈名祥云，故名优夏，月珊君的弟子，演青衣，曾享盛名，为人慷慨交游，他和我尊是在汉口认识的，他和戏班里的人却感情不好的多。他扮相很好，可是一天一天长高长肥，因此包银反涨不上去，他便渐渐地有些厌倦。
他有时演《三娘教子》之类的戏，他说，三娘是个穷寡妇，不宜搽粉，而且昆腔的正旦，是照规矩不搽粉的，因此他就不搽粉。后台经理和一班演剧的都笑他骂他，说他胡闹，他却自鸣得意地大耍名士派。有一个人便对他说：“你在十几岁的时候又白又嫩，不搽粉人家都喜你，如今长得这样又长又大，连我都看不上你了。”这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可是难说不伤他的心。
他因厌倦之故，演戏就不甚起劲，不过为吃饭而存心敷衍。班子里也不当他一回事，贪图他价钱便宜，嗓子好，戏又多，扮相到底还过得去，也就诸事将就他些。往往排他唱第二三出，他高兴就好好地唱唱，不高兴就再没有谁能比他完得快——要唱三十分钟的戏，他十五分钟甚至十分钟就完了。可虽是这样，也还有一帮人特为去看他。
吴彩霞到上海，一时很红，那时月薪也不过赚三百元。上海人欢喜听二黄青衣实在是从彩霞起。论彩霞的扮相，实在远不如喜禄，嗓音比喜禄宽亮些。喜禄的腔调多少带点南边味，字音咬得不甚清，可是身段婀娜，神态温雅，为彩霞所不及。彩霞是北京新到，喜禄是长在南边过时的角色，每逢同在一出配搭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卖力，喜禄得的彩也往往和彩霞一样多。尤其有许多人因彩霞而知道小喜禄，说：“那个配的也真不错。”我和喜禄认识的时候，他正在丹桂第一台，我因为访问他，常到后台去。他常和我喝酒。一面喝着，一面叫他的伙计看台上唱到第几个戏了，报告给他知道。他听见说他的戏快要上了，他就说：“你在这儿等我，我就来。”说着匆匆下楼，等不到一会儿，他果然就来了，他的戏就算完了，又接着喝下去。
我这次到上海的时候，他正在嘉兴唱戏，我就坐火车到嘉兴去找他。不久他从嘉兴回来，我们在一处玩了几天，我便到了香港。那时见有一个剧团正在演文明新戏，我认识有一个演员是我在东京的朋友，我就赶紧到后台去看他，可惜如今我再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就连他们的社名也忘记了。宣统末年我在梧州见过郑君可的一班，看广东的新戏，这是第二次。
我在香港住了十天光景，事办完了，我就又回到上海，跟着同志会许多人东混西混，先到苏州演了几天，后来又到常州。常州是镜若的故乡，他就来招待我们，担负经济的另有一个绅士。演过之后，又会见许多在东京的同学。我还记得常州的房子，是一座一座排开的。演完戏回旅馆一路上月光照着白粉墙，有的新，有的旧，有的残缺，有的整齐，都是静悄悄，也不透丝毫灯光。只有屋旁的树，路边的草，迎风颤动着，好像有些沙沙之声，和我们的脚步声相应。
我们从常州又到了无锡，一班人个个都穷，镜若也没钱。那时的办法，是到一个地方，就去找一个资本家，不，是说妥一个资本家，再到那个地方去，那时候费钱并不多，我们又都不拿什么薪水，所以资本家容易做。而且那个时候文明新戏很时髦，就有些所谓少爷之类来找我们，我们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勉强够开销就干起来。
到了无锡，住在船上，排戏就到一家公馆的后厅去，他们的招待很简慢，那个少爷出来看了我们一眼，莫名其妙地打个招呼，就进去了。第一我们穿的都是不好的衣裳，二来我们有一句话叫“庄严面孔”。我们常常保持我们的庄严面孔，少爷便觉得没趣，不能周旋。还有一层，我们欢喜乱说怪话，往往不为少爷所懂，他更觉得找我们是失败了。
开场的头一天，定的剧目好像是《猛回头》。还没有开幕，就遇着前台打架。第一幕才止，有许多丘八先生一拥而入，就椅子茶壶打得精光，打完就走。台下的看客本就不多，这一来前台连茶房都跑了，登时变成七零八落，一个空场。当时有人建议，说哪里有个“老头子”不能不接洽，哪里又有一个“马头官”不能不拜候。镜若是个最下得身段的人，他笑嘻嘻的就和那人去拜访所谓老头子去。据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子，他拍拍胸脯说：“好了，你们作吧，兄弟帮得到的总尽力。”但因为要修理椅子，当晚还是没有开台，我们就许多人挤在一间船舱里，喝些酒，横七竖八地一睡。我睡不着，只听得鼾声呓语，连续不断。我觉得口渴，可是一点茶也没有，只好就着河里喝些冷水，不知不觉，就天亮了。
第二天却惊动了许多绅士，又遇见许多熟人，有的是我们的同学，有的是在广西的官吏，他们都出来捧场，于是我们就一连演了好几天，完了又遇着律师唐演君，请我和镜若游惠山。我觉得好玩，又和我一个表叔骑着马去游过一次，在山上采了无数的野花，下山来就村店里喝了几斤酒，把许多鲜花插在帽子上，骑着马趁着月光跑回来，到了那家公馆门口，已经醉得站都站不稳了。
从无鍚回到上海，就没到别处去，我从同志会搬到一家四川人的号栈和记住了，从此天天和喜禄在一处，用四个月的力学会了一出《金殿装疯》。借大舞台演《家庭恩怨记》，也正是这个时候。那时我因喜禄的介绍，认识了江君紫尘和张君葵卿，又因紫尘认识了林绍琴先生。紫尘别署梦花，是南京一个知县，在制台衙门当巡捕，辛亥革命，他就到了上海，和他的同事张葵卿两位合作，唱起戏来。他唱青衣，音最宽亮，花腔造得很多。他的唱，那时候在上海要算最新鲜。他的交游又很广，于是捧他的很多。在一个时期，他可谓执上海青衣界之牛耳。他常说：“北京的青衣，丁继甫来过，彩霞来过，幼芬来过，陈德霖我们是知道的。还有谁呢？没有谁了。只有小梅没有来过，听说除了扮相儿，也有限呢！”他这样说，可见他的自负。可是他的确唱得不错。他的腔大半自创新格，哪怕同样的腔，小地方至少总有一两个音不同。他非常的自己爱惜，不是自己的胡琴，绝不肯随便就唱。起初本是葵卿替他拉，以后他不大登台，葵卿就到会审公堂去当会审官去了，于是他总觉得唱得不痛快。
人家听见江梦花的名字，以为他总是个花儿似的人。不错，论他的交际那样圆滑，真可以说是交际之花，可是他的人没有什么女性，扮起来也不像个女人，尤其脾气很刚，他能够长篇大套地骂人不敢回嘴。他欢喜盘古董，玩字画，常和许多大人先生来往，出入风雅之门，同时无论什么红眉毛绿眼睛的流氓地棍，他都有法子和他们周旋。他办事很周密，临机立断，既经拿定了主意，是绝不退让的。他在三马路大新街办过歌风台，以后让给经营三办民鸣社。他和喜禄本来很亲密，以后不知怎么样弄得感情很恶劣，彼此绝交，谁都没有能调和得好。
我唱青衣当然受梦花的影响不少，他的腔我差不多都会，至于校正板眼，排练身段，就完全出于喜禄之手，梦花的身段也是从喜禄学的。
我和梦花相识未久，他就介绍我认识了林绍琴。林先生福州人，行七，人家都称他林七爷。他的哥哥林三爷（名诒书），中国学问很好，放过学差，做过宣统皇帝的师傅，会下围棋，人也很有风趣。那时我恨没有能见面的，就是林四爷（季鸿）。听说他唱青衣，很多创造，现在所流行的对面一顿，结尾一慢那些腔，都是他兴的。他是个票友，而一时的青衣名角，都奉他为圭臬。他把《黛玉葬花》原诗编成反调，一句一个腔，没有重复，妙音芳誉，周遍都城，可惜他辞世太早没有给我们听过。七爷呢，专学余紫云。听说有一回在饭馆里吃饭，他唱了几句，恰好紫云在隔壁听见，就因此订交。他的嗓音本来很好，到我和他相见的时候，他已经是鸦片烟抽得很厉害，而且有了肺病，唱几句没有谁不说好，只是四句以后，便力不能继。可是他的唱在上海青衣中算最高标准，评剧家也取他为尺度去衡量伶工，也足见他的名贵。
我的唱功很得他的益处不少。他性情有些孤僻，吃了鸦片烟当然不见得能耐勤苦，所以万不能求他从头至尾教授一段。我们和他做朋友，时时去探望他，十分熟了，他便没有拘束地随便谈些关于唱戏的话。有时候他高兴起来哼几句，来证明他的议论，我便照他所说的极力去揣摩，有时候我也唱几句，他从来不加批评，后来真熟了，他才好像半不负责任地说哪里应当重点，哪里应当轻点，或哪个腔不行的话。我注意听他说，回来就把他所说的地方一连唱他个几十遍，明天再去唱给他听，他便大为惊奇，说：“你真可以！”于是他便渐渐地教给一些腔调，和盘托出得一无所隐了。他以后常对我说，“教人很不容易，若不是真懂得的，你说他不好，他还要生气呢！”
民国二年从夏到冬，我住在上海，一部分的工夫，在同志会演新剧，其余的时间，完全费在唱功上面，我在大舞台演《家庭恩怨记》的时候，已经唱不少的段数了。而且我在《家庭恩怨记》《敬酒》一场里，加唱了一段《御碑亭》，颇引起一时的注意，无聊极了，可是当时很得意。
《家庭恩怨记》以后，还演过一次《社会钟》，那个说明书还是吴稚晖先生作的。我那时候以为说明书应当用美丽的文言，我看见吴先生头一句写的就是“阿爹老石，死在屋里”，这种无锡白话文，我很不以为然。我对镜若说：“我们所尊敬的吴先生，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来？”镜若笑笑不说话。
我自从在《家庭恩怨记》里演小桃红，又在《社会钟》里演左巧官以后，他们认定我只能演坏女人，正当的爱情剧，从不让我演。凡属人家表同情的角色总是绛士，挨骂的角色总是我，无形之中成了定例。我当时只要有戏演，从不计较，可是我自以为什么角色我都能演，而且演一样会像一样，非但是女角，而且还能演男角，不过每逢表示想演一种另外的角色，他们总是付之一笑。
我在上海半年不回家，家里常常有信催我，及至知道我在上海演戏，弄出了很大的风潮，可是始终瞒着祖母和母亲。责备我的信当然很多，其中以先外祖刘艮生先生为最严厉。只有我内人她深知道我的性情，从来没写信劝过我，只是很委婉地叫我找个机会多读些书，就是演戏也要和寻常的戏子学问人格有别才行。
到了年底，家里实在催得紧，我无法再逗留，只好回家过年。临上船的那晚，我在张家花园演了一出《宇宙锋》，这是我正式演二黄戏的头一次。当时敦促最力的是绍琴，其余还有贵俊卿、朱素云两位，也推波助澜地把我捧了上台去。却因为这一次的成功，使我学青衣的瘾大了好几倍。那天晚上睡在船舱里，午夜梦回，觉得醇然余味，美不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