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从上海回到家乡去，先父好几回对我说：“你们听到了吗？地盘动了！”我说我没听到过，我并没听懂他所说的地盘动了是什么一回事。他告诉我：“好像洪水来了的一阵轰轰的声响，老半天老半天才响过去了。”我疑心那是他的耳鸣。“地盘”这一名词，在我们乡间，有着“风水”的意味。用我的说法，则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交织意味。先父所以把这件事看作是神秘而严重，盖有着天下大变的预感。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所听得的，乃是水翼船的声音。那时杭江（杭州—江山）铁路尚未动工，杭州衢州间的五百多里交通只有杭桐（庐）那一段是轮船，桐庐以上，到兰溪那百八十里路，乘的是公司代驳的帆船，兰溪到衢州那百多里路，得乘小帆船。这样，在钱塘江上，得过五天行程。那时，水翼船刚产生，就有人开辟杭衢间航程，朝发杭州，预计十小时可达衢州。钱塘江，自建德以上，便为砂石浅滩，因此水翼船时常搁浅，时开时停。船行之日，接近我们家乡那一段（相距二十五华里），就可以听得一阵潮来似的声音，先父以为地盘动了，也就是这一种声音。
不过，“地盘动了”这一预感，我所感受的，倒比先父还深切得多。先父去世不久，杭江铁路便动工了，那是一种轻轨铁路。接上来，便由政府接办，扩展为浙赣路，从杭州直通南昌，换上了重轨。后来，接上了西段，直通株洲，和粤汉线相接连。一九三七年秋天，如果中日战争不发生的话，钱江大桥一落成，那年冬天，从广州直通南京的特快车，便可开行了。和浙赣线相辅而行的杭徽公路、杭衢公路都已完成。因此，杭衢间交通无论乘火车或公路车，都缩在大半天之中。就说我们家乡那一段，从城中到郑家坞，接上了浦钟路，和浙赣线相连。后来浦江—兰溪之间也筑成了公路。朝发杭州，暮归蒋畈，我们把雪糕在上海装进暖水壶，第二天下午到了家乡，跟亲友们吃个时新，真的开洋荤了。我的前半生，都在航船与小轮船中过旅行生活，杭衢之间至少得花五天工夫，这一来都缩在一天之中。而今，的确地盘动了，生活方式也变了，只是先父不及见了。
离开我家二华里许，那儿跨在梅溪上，有条著名的通洲桥；桥南叫射头的小镇上，那家陈义兴的大肚子老板，他在樟树底下谈论起时事来，正是九九不离十，从政治经济说到社会问题，从罗斯福的新政治，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谈到法国的人民阵线，从华北战场形势谈到太平洋上的逐岛战争，也颇有条有理。那时，我办报，写时事分析，也在专家之列。听听他的议论，也可以听得下。他在育才学园读书，并不是高才生，而今他的视野，比那几位有名的史论家高明得多了。先前，我们的申报，从上海来至少得经过半个月的转折递送，才到了育才学园。大家轮着看来看去，看上了半个月，才转到蒋深坞一位远亲手中去。于是那位钟家老伯用看《通鉴》的眼光看了一个月，才把那份《申报》送回来；于是，他就凭着这份隔年历本到墩头市去发一番议论。而今陈大肚的议论，却根据只隔一天的《东南日报》在作综合分析了呢！
五十年前，我就读了林琴南译述的《李迫大梦》（小说，欧文原著），那是文言体的翻译小说。这小说对我的印象很深，过去六十年间，差不多二十年就是一个大变局；每经一回动变，在我总有李迫从山中归来之感。
跟在地盘动了之后，交通线缩短了，文化进来了，文明也进来了。有一天，一位小姐，她就在盛暑酷热的夏天，一到家中，就邀请亲友来尝新。她带来两只五磅大的热水瓶；她打开了瓶盖，热气腾上。她给每人掏了一小碗粉红色的又似糨糊又带块粒的东西，这东西给亲友们以意外的刺激、大家哗然以笑，大声叫道：“西瓜冰淇淋！”还是上海南京路冠生园的制品！就在那时期，走广东的商人也多起来了（先前的商人，都是走苏杭上海的。乡人口头上所谓“走广东”，正是走香港之意），他们把桐油、猪鬃输出，接着又把烟叶输出，这就开了更大的眼界。他们曾经坐过飞机，大轮船自是不必说了。先前第一等客商是卖火腿的，而今他们也让位给这些桐油商了。有一位浦江的《白瑞德》（《乱世佳人》中男主角），他就在抗战初期，飞驰于桂林、贵阳、香港、海防之间，衣锦还乡，大大请了一次客；只要沾上一点亲的，他都发了帖子。他的手面比有名的老胖陈还要阔；他请客那天，席上宣布要独占全乡的桐油输出，见货便付钱。当他在委员长侍从室当卫士那时期，他的父亲，已经一跤跌入云雾中去了，到那时，他的父亲真不知怎么想才是了。照他父亲的说法，他的儿子，总是和孔祥熙、宋子文那样富可敌国了。他们那位媳妇，就是穿高跟鞋拖着白色长裙子会跳舞的贵妇人。（他们当然想不到我也曾进入侍从室去做贵宾的。）总之，我们那偏僻的乡村，在抗战时期，变成了郝思嘉（《乱世佳人》中的女主角）眼见的饿狼陀了。
从我们育才学园出来的后辈年轻人，顶出色的，要算是从辎汽兵团那一天地中培养成长的“司机”；当然，也由于几种缘由的凑合，属于辎汽兵团的技术人员，包括大部分官兵在内；他们到过印度楠木枷，也曾在史迪威公路上飞驰，也曾在关外塞北翻其筋斗。这些朋友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那当然不是当年走苏杭广东的商人所能望其项背了。他们懂得享受，也懂得生命意义的一面；他们真的富可敌国，一掷千金（美金），我相信孔祥熙的手面一定没有他们那么阔，却也时常囊空如洗，一文不名的。他们有着“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魄，“马达一响，黄金万两”，那是事实。他们很多进过陆军监狱，监狱变成了他们的社会大学，使他们更要把握现实，享受眼前的快乐。从先父的宋明理学，禁欲洁身，变成了这一群极端享乐的杨朱派个人主义者，这倒是“地盘动了”的最好注解；先父如在世的话，不知他看了又该有什么感想？而我呢，也是在这大时代中翻了许多筋斗的人。
育才学园，到了抗战前后那一段时期，书报刊物订得特别多，世界动态和社会动态，也感受得特别灵敏，社会革命的活动，也和陶行知的晓庄师范一样，也干得特别起劲。他们就有勇气上演方言“话剧”（就只用浦江南乡那一角上的土语），在定县试演农民剧以前，他们已经演了以农民为观众对象的社会剧。这类农民剧，有的就地取材，有的就把国语话剧改编，如《一片爱国心》，获得了空前成功。当时，乡间流行了一句近于褒，也近于贬的对育才学园的评语，说育才学园是超时代的。其实，先父初创育才学园，便是超时代的；而他的后继者，也都是超时代的；仔细看来，只是时代早走一步而已。到了先兄从柳州回来，由他来主校政，让育才学园停在旧阶段，而他自己又复恋恋于过去了的绅士生活；育才学园和他，便被时代所遗弃，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了。
从先父兴女学，提倡放脚，创办纺织厂以来，我们那四近乡村的青年教育、妇女教育，就和城市的水准相接近。我们这一家，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无不读书识字，提起笔来都能写得像像样样的；而且每一个人都能登坛演说，发挥得有条有理。以蒋畈为中心，这种识字教育的振幅，有如太阳，影响到每一村落；妇女剪发也早成了风气，因此，远州他乡嫁到我们那一角来的媳妇们，也颇能相安地住下去。六十年来的社会大变动在我们心目中，也早已看得平平无奇了。
四十年前，那年先父刚刚逝世，我从上海回乡去了几回，住的日子也比较久一些；我曾写了几篇《乡居杂记》，文字好坏，且不去说它，只是我的长侄萼芙看了十分感动。其中有一段是说庭前那株老柚树和一株葡萄树的。原来堂楼前那株老柚树，每年开着茂繁的花朵结着鲜甜的柚子，那是我们的恩物。这株老柚树，还是我们的祖父所种的，跟着先父成长；土地肥，水分足，长得挺好。哪知到了民初那几年，柚树根上给虫蛀得厉害，慢慢地蛀空了，一年复一年，上面那几个大枝，一个个枯凋零落了。到了一九二七年，只留下横斜一大枝了。那一枝，还是开着盛花，结着繁果，生气盎然。我们想尽方法来支撑它，可是果子一成熟，分量重了终于垮下来了。我们看见它倒在地上，真是心痛万分。
就在那一时间，东首家庭院中，种了一株葡萄苗，几阵春风，几场时雨，那株苗也沿架上爬，生了七颗嫩苞，好似昂着头的蚕母。有一天下午，童稚无知的五侄，他突然对这几颗嫩苞发生了兴趣，用手一颗一颗摘下来，等到大家看见了，他已摘下五颗来了。大家只是摇头叹息，说这株葡萄是完了。哪知，那年夏天，我又回到家乡，只见东庭院中，绿荫蔽空，葡萄满架，都是那两颗残苞发出来的。我凭栏呆立，对之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