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幸生
一
2011年5月21日早晨，我在台湾高雄，一大早五点半就起床了。来到高雄港的入口处，一棵高大的由废金属片组合起来的大树，姿态别致地竖立在海港道口，热带初升的阳光，斜斜的，橙黄色的温暖涂抹在树上，有了点妖娆的味道。深蓝色的海平面，一望无际。昨晚经过此地，这里原是日本当年雅马哈企业的厂区，再是“光复”后的仓库，又被“转型”废弃，现在是“艺术创意园区”。游览计划中没有安排这个参观项目，我独自而来。
手机响起，我收到了当年黑龙江兵团“荒友”刘国强的短信，告知：其一，他的人生级别提升，有外孙子做外公了；其二，同为“荒友”的子蕴出书，代我要了一本，书不是白给的，约写书评。内地书稿出版在台湾，内地人行走在台湾，途中，被约写“内地人台湾版著作”的读后感，这是属于海峡两岸今天的巧合。昨天，前天，都不可能。
子蕴快人快语，博客结集出书，是题中之意，油墨香来得快了些，“是我始料不及的”（作者语）。国强当外公，是必然的，短信中的欣喜，有着一份“快”意。“陆客”来到台湾，是必定的，可我没有想过，自己这么快也就来了。不相关联的三件事，都含有必然、必定的意思，又似都“没想到这么快”，如是共同感受的缘由有三个：背景的天幕已经更迭；这份更迭，需要时间，然白驹过隙，瞬间，我们就老了；我们老了，但并不麻木。
二
回沪，得到子蕴的《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仔细读来。
子蕴文本的缘起，是因为“不少同时代朋友的自传或者回忆文章，看那都代表不了我的感觉”，“在儿子鼓励之下”的“实话实说”。子蕴从“我出生”写起，以自家经历为一以贯之的主干，其他人事的描摹，则是枝叶烘托。作为母亲，子蕴本意，是“给儿子讲过去经历的故事”。“讲故事”这句话的“学术层面”很高：I am a storyteller。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是一个故事讲述者。这是毛姆说的，他的名作即是《人性枷锁》。
“性格使然”的子蕴将文本上了博客。
同为“荒友”，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闻黎明先生说：“我从事现代史研究多年，习惯用史学眼光衡量事物。在我看来，与新中国同龄的子蕴，是用她的个人经历，再现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城市平民的家庭演变，而这个家庭和千千万万家庭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若从这个角度看，子蕴家庭的变迁、父母的境遇、个人的欢乐痛苦迷惘，等等，作为个体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为整体，难道不是由于那个时代所造成的必然痕迹吗？正是由于子蕴的回忆包含着大量与现实资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子蕴的经历窥视现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于是我怂恿她把这部回忆勇敢地奉献出来。”
记得，我见过一次子蕴——刘湘。
1970年冬天，我奉调至场部后勤处工作。起因简单，我是九连司务长，经常跟着马车或轮式拖拉机来往于场部办事，被有关人士“相中”。连领导知晓，欣然同意，这就等于是在场部主管吃喝拉撒和发放机械零配件的部门里，安插了一个自己人，以后办事方便。不过，不见兔子不撒鹰，连领导有个条件，放人，没二话，可物资股得先给批条子“调拨”两口大锅，一口给食堂炒菜，一口给猪舍烀猪食。
锅拉到连队，我去了场部。以物易人，我命运的改变，缘于一次中国基层农村物权与人权的交易。说起来也算是动用了金属等价物的买卖，不过不是金，不是银，不是铸钱用的铜，也不属于意识形态里面的“钢”，生铁而已，与钢相隔着再经历一场火的距离。
忘记了年月，也忘记了季节，也忘记了为什么事情，就是“有一天”，跟着逐渐熟起来的政治处某位上海男生（不好意思，这个男士是谁，也忘记了），来到“后边”政治处的草房子里。当天停电，走道漆黑，脚下高低。政治处人士推开一扇门，屋里的一切陈设细节，淹没在幽暗中，一个女生坐在桌前，在烛光下似乎正在书写什么。她仰起脸，若有若无地向进门的两位男生点了点头，没有一句话，继续伏案。掩门而出的上海男生告诉我：“这是刘湘，北京知青，高中生，报道组的。”
在我当时“政治概念”里，农场报道组与“市委写作组”级别相同。那是翰林院，那是御书房，那是殿前挎刀行走，那是两报一刊社论。说到当年感觉，也就是屋子黑，里面坐着的人，容貌模糊，眼睛也并不“炯炯”，与辉煌的名头颇不相符。想来，在食堂吃饭、在机关开大会时候，彼此还是见过的。只是“茫茫人海”，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的座次排列，“后”的人们从来就很有自知之明地站立在被规定的角落里，我是个新来的，更从不到“前边”去。
似乎不很久，听说刘湘调到大杨树去了。东北冬季漫长，心头的冰雪更是常年不化。许是单纯，更是麻木，走了，也就是走了。不是总是听到有人在“走”的吗？今日读子蕴此书，看到副场长王树德等相知的姓名，子蕴当年调动的途径，便一目了然了。至于调动缘由，即同场的弟弟已经离去，和D（子蕴的此时男友，此后一辈子的夫君）在异地的呼唤。容貌模糊的故事，在子蕴的叙述里，原因和过程，线条清晰起来。
在并不感到陌生的故事里，有一个“子蕴特色”。当年，各地知识青年，还有老职工，甚至有些已经担任若干年农场副职的非黄棉袄干部，有路子能走的都走了，远远近近的，都是向南走，唯独子蕴往北去。这样的行走方向，迄今回忆，恕我孤陋寡闻：北兴似没有第二个。
不回家，不回城，独一人，向荒原。迷蒙的路上，苍穹呼号，一个女孩子的背影，踉踉跄跄，又无比坚定地奔向了由首都校园和京城宅院的经纬编织而成的幻影。今天子蕴记录了自己曾经的“哇哇大哭”，当年，有谁从这份号啕中听到了她决绝的勇敢？
三
书者都是非常自我的。文本的自由行，缘于人性的自由行。
在书中，对于在北京与D的会面，子蕴这般写道：“冬天的阳光暖烘烘地照在什刹海的冰面上，亮光光的湖面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栏杆边一对青年男女，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再写到了大杨树这个“新地方”，自己的入党要求依然被拒：子蕴“满腔愤怒无处发泄，顺手抓起一个墨水瓶朝D砍了过去，D一偏头，一瓶墨水摔到办公室的白墙上，瓶子粉碎，一面墙溅得乌七八糟”。
这已是多么遥远的故事，这又是多么刻骨铭心的故事，挥之不去，招之即来。
从“社会层面”而言，返城迄今，关于知青话题的“反刍”，纷乱不绝。一百个故事，由一百个人来讲，会出现一百个版本。子蕴版本，仅是这诸多版本里的一部。子蕴，这位“‘文革’时期新闻工作者”的再度执笔，写字出发点是私人化的，行文没有一点宏大叙事的痕迹，也没有多少追根寻源的鞭笞。点点滴滴，琐琐碎碎，坦荡由之，笑哭率性。这是一种时代的反拨：在政治处报道组写稿，“语言、思路都有个定式，假大空是文章的通病，材料有了，要集体讨论定调子，即定文章的主题，基调。定完调子要吹路子，即把大纲和每节的标题都定下来，要写得层层深入，要无限拔高，写出境界来”。由此，调到大杨树，子蕴只有一个条件：“不搞宣传，我实在搞腻了，太累了。”子蕴今日文本“自由行”的源头，应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对于“文革定式”的抵抗。
子蕴提到，自己喜欢读章诒和。章氏新作《刘氏女》，是她继非虚构作品后的第一本小说。章氏接受记者采访，她说道：看到“进了监狱的美丽女子”，感觉“怎么那么漂亮的都在牢里啊！她对感情太单纯了，她的身体有需要，她也克制不住”；“在那样的环境下，太需要感情了，四周都是最残酷的，最孤独的，被所有人抛弃，一个人对你好，那种感觉太需要了”。在《刘氏女》里，章诒和“不去说制度怎么样，不说这些人的命运和制度的关系……我更多写的是情感、复杂的人性所导致的悲剧”；“我不会写太多时代的大背景，这是与我之前写作差别最大的地方。我不寻求制度如何不合理，而扭曲了人性，因为很多事情就是那么发生了”。
读到章诒和的如是表述，子蕴大抵会有心有灵犀的感觉。
相对子蕴的不能遗忘，缘于各种缘由的遗忘，在一千次的忘却之后，似乎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虚无。在上海某个“知青纪念馆”，众多的照片图板上，其中一幅贴出了六位女性青年和一位男青年的照片。这图板上的故事，讲的是“当年”黑龙江尾山农场震惊全省的山林大火，当时的“英雄报道”，出自尾山农场宣传科的一位女性，后来经过恢复高考后的考试，她进入高等学府；作为知青，又是大学同学，她曾对我说起过那场灾难。她当年写就的“救火”稿件里，出现有“一位男性”。寥寥数字，戛然而止，并无下文。在“滞后”了约四十年的介绍中，我被告知，这图板左侧六张照片的女生，都是烈士；而右上角的男生，事迹报到“上边”，因其母亲曾“倒卖票证”，被搁置不理。展览设计者说：现在这一家人已经“都不在世上了”。
20世纪60年代，内地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老百姓购买各种基础的生活用品，均需各式票证。贫穷人家照例获有一份，只是买不起，将这些票证卖给能够买得起的人，成为了当时“自由市场”一种“非法生意”。贫穷母亲的挣扎，是当年所谓的“罪行”，于是，其儿子在异乡的奋勇扑火牺牲，便被搁置一旁，无有只字褒奖，更无正式结论，任其淹没在茫茫知青的亡故名单之中。
这样的细节，当年，有人知道，可是，没写，是出于不让写。从这里，我体会的，是当年铁幕一般的封杀和封锁。太久太久的封杀，就是被掩埋；太久太久的封锁，就是被消灭。
这一天大的人性悲情，使我想着：关于“知青运动”，我们还“被”忘却了什么？
子蕴版本的价值，在于“准确地从记忆中取材”。真可谓北疆冰封，迄今不化。美国老鹰乐队的成名曲《加州旅馆》，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你随时可以结账，但你永远无法离开。想来，这天下凄惶，境内境外同是一样的滋味。乃至“民国最后的才女”，合肥四姐妹中的张允和早有诗句应对：“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岁月相异，感念如一。子蕴亦当如是吧。
四
2008年9月，《曾经的黑土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二团知青回忆录》在沪印刷出版。这是当年下乡到北大荒同一农场知青回忆文本的简易“汇编”，我写了序。序的结尾，我表达了自己的“心结”：对于那场知青“运动”，我将牢记，但绝不歌颂。我当年“长年下榻”在办公室“一隅”，隔壁邻居是同样住在装备股办公室的陈财武，在同一食堂里喝了多年大头菜汤的老朋友，回来后一向疏于“知青活动”，他突然给我来电：那本书我看了，我要为你写的这句话，专门打个电话来，“我坚决同意，我就是这个看法”。
也有不同的意见。当月13日，在上海松江大学城工程技术大学举行“荒友聚会”，一位中学同学以真诚的语态对我说：兵团考验了我们，更锻炼了我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很有必要，有人讲那是“灾难”，我要跟他们“辩论”（大意）。在当天发给与会者的《曾经的黑土地》里，也写有如是字句：“回忆起那战天斗地的时光，我的心依然激情荡漾。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栽万年松。青春年华，千锤百炼，对于我来说是一笔财富，是一首绿色的生命之歌。”
真诚是不能责备的。真诚在证实我们是前三十年“教育”最成功的批量产品。对于那个遥远的始终不能消失的十多年，你激动得流泪，那是你的权利；我心痛得淌血，那是我的自由。我已经知道，这世界从来没有过一个谁，通过“辩论”，通过“批判的武器”，能把另外一个谁“教育过来”。经过千沟万壑的跋涉，步出漫天风雪，我终于明白和懂得：世界由嘈杂构成，且这份嘈杂是永恒常态，自己就决定坚守这份自由：即使孤寂，也是自我，即使冷落，也是安宁。你当然是从前的你，我必须是今天的我。
我的对“知青运动”的零碎“感念”，在前些年和当下，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对于中国知青和中国“知青运动”的解说，几乎无穷无尽，几乎无法求同。只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文革”劫乱已被彻底否定，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怎么可能还是唯一单个的完整的蛋。在理应上学的年龄，丢弃书本（请允许简略表述）去劳动；到本该工作的时段，却作为超龄“大”学生去读书。这不能被认可是正常社会的秩序。投身社会，要以背井离乡为前提；表达忠诚，要以抛弃父母兄妹为尺规，这更不能被判定为道德人生的准则。人类历史上有因战乱和灾荒的人口大迁徙，但没有一次人数达一千七百万之多，时间长达十年，以纯粹的年轻人为主体的生命大迁徙。
对于北大荒这段知青下乡时期的经济状况，有人说：是知青用尚未完全成熟的身躯，支撑了共和国大厦。其言“壮硕”，实际却恰恰相反，几十万年轻人的到来，制造了黑土地的入不敷出。这在农场大事记中有记载。但是，这后果不是知青的责任，而是国家政治动荡的高额成本。（写于2008年）
在四十多年“知青运动”的宽银幕上，有如是我们的形而下的小人物，更有汹涌着的形而上的政经背景。这理当包括20世纪60年代后期“知青运动”的决策，即“最高指示”的形成过程，据今天汗牛充栋的资料看，这涉及当年无比幽深、复杂的“文革”动因。大批知青回城的发端，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云南知青赴京，与农业部最高层领导京城会晤，一拍两散；继而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副部长亲赴当地，面对下跪的青年群体，做了令人涕泪俱下的讲话。最后，以邓小平的知青、家长、农民“三个不满意”为结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大返城”式的崩溃宣告终结。
其海啸般的崩溃，被冠以“病退、困退、顶替”的政策名称。顶替，是父或母退出原单位职工额度，让子或女就业。一个经济制度，“计划”到这个家庭只配给一个饭碗，父母“不吃了”，孩子才“有得吃”。至于病退、困退，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知青们，都是戴着这顶帽子回城的，而所有人回城后，又都以实际健康或比较健康的身体，去就业，去拼搏，去从头开始。
病退、困退，尤其是病退，是一场被程序允许、被公开昭示的谎言操作。“知青运动”以谎言始，再以谎言终。把崩溃之路，标名为因“病”之路，因“困”之路，是“切题”的。（写于2012年）
对于“知青”的历史遭遇，上辈父母和知青自身，饱含唏嘘。只是当年，“勉从虎穴暂栖身”，在那样的时代，不屈、沉默，是一种行进方式；迎合、阿谀，也是一种自保的步履；至于混沌、“游戏”，更是排遣无望岁月的无奈演绎。
如果硬要那般表述，“知青运动”有何“正收益”，那就是让年轻人了解了中国农村基层艰难的现实困境。今日坊间，有论强调今日些许高阶官员的知青“出身”一说；其实，“他们”下乡之后，时间长度远远超越乡村岁月，或学生或官宦的几十年仕途，在关节点上各式各样的“攀登情节”，究竟怎样，对于绝大多数的草根知青而言，哪里是能够知晓的；“知青出身论”也实在是把中国官场看得太卡通了。（写于2012年）
古诗有：“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正是因为：受难让人思考，思考让人受难，故而子蕴曾在自己的博客里，刊出这样一首诗，里边有一句：她“唯独不能……歌颂”的，是“知青运动”。这个省略号，是对“温暖”的一份姿态“优雅”的拒绝。
子蕴的“不歌颂”，与我的“绝不歌颂”，是站在了同一块岁月的基石上。这是我写下这篇读后感的动因和主旨。
是为子蕴《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的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