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俱疲的杨学林在与法官交涉时，对方仍然认为黄立怡有罪，加之黄又被悄悄转移到新疆，即使翻案了还要涉及国家赔偿，许多人要承担责任……思前想后，杨学林真的撑不下去了，想撒手不干了。但正义、责任、良知，使杨学林最终选择了坚持。
1月8日，我与J法官联系。他说此案问题较多，讨论中有分歧，院里比较重视。6月20日，我与J法官联系，他说合议庭已经合议完，报上去了，等待上面批。我估计改判的可能性很大。
1月9日，我给广东高院发函，要求尽快宣判。3月18日，我接到广东高院寄来的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广州中院重审。理由是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个结果我还真没有想到。
本案的再次申诉从2004年开始，到今天5年了。黄立怡是1999年被逮捕的，到今天10年了。就给了这么一个结果，真是令我无言。既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那就是无罪。你直接判无罪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发回重审了。本案足以验证，一些司法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不过，本案能够发回重审，起码还有纠正的可能。那些直接驳回申诉的，你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错案都能得到纠正的。
当然，我付出的努力也不能忽视。要不是我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提出了强有力的意见，并且坚持自己的无罪辩护观点，广东高院也不会给出这个结果。我估计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也是我国法院的惯常做法：把麻烦扔给下级法院。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现在应该把黄立怡怎么办？在法律上，黄立怡现在是个罪犯，在监狱里服刑。同样在法律上，当广东高院的裁定书送达到黄立怡手里时，黄立怡就不是个罪犯了。因为裁定书已经生效，而裁定书是把原判决给撤销了的，黄立怡就是基于原判决的生效，他才是一个罪犯。如果原判决被撤销了，凭什么还说他是个罪犯呢？监狱继续关押黄立怡的依据在哪里？所以，从理论上说，黄立怡可以拿着裁定书，大摇大摆地从监狱里走出来。
当然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狱警肯定会开枪把黄立怡打死。这就出现了一个法律的空白点：继续在监狱里关押没有法律依据，而走出监狱又不行。怎么办？
杨学林认为，现在最佳方案是给黄立怡取保候审。这种情况，离《刑事诉讼法》最靠近的就是取保候审了。因为继续关押是需要办理变更手续的，是法院委托监狱关押呢？还是法院将黄立怡转到看守所呢？如果委托监狱关押，将来开庭要到监狱所在地新疆去；如果转入广州的看守所，要把黄立怡从新疆转押到广州，成本都很高。而取保候审，黄立怡自己回广州就行了。
杨学林决定与法院交涉，办理取保候审。
接下来的时间里，杨学林进行了高效率的运作，与广东、新疆法院、监狱方面反复沟通、协商、敦促……他口舌费尽，好话说尽，争取黄立怡的取保候审和黄案的尽快在广州开庭。6月，他得知，广州中院打算采取视频开庭的方式，以节省费用。10月20日，他获悉合议庭已经组成，一位姓Y的女法官担任审判长和主审。他立即与Y法官联系，Y法官说高院的重审裁定书还没有送达给黄立怡，因此还不算案子已经到她那里了，现在还是应该在立案庭那里。他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位女法官每年都被评为广州中院的办案能手，她曾经为调查一个被告人的年龄而去过新疆，因为这个被告人的年龄关系到他的命运。看来，这是一位比较较真的法官。但愿在本案中她继续较真，那黄立怡就是烧了高香了。
1月13日，我接到Y法官的电话，说打算15日开庭。后又推至3月17日。我也没有来得及问她为什么推迟了这么久。她问证人能否出庭，我说当然可以。3月16日，经过法院通知，有6人愿意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在庭前与出庭证人见面，是一个两难问题。因为一方面，这对律师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到时控方说律师指使、暗示证人，拿“306条”来打你一棒，律师就惨了。但是另一方面，证人是不懂法律程序的，如果律师不提前向他作一些解释，到了法庭上站无站相，坐无坐相，公诉人大喝一声就吓得哆嗦，不敢说话了，这样的证人岂不是去给法庭添乱？所以我还是冒着风险与证人在庭前见面了。
3月17日，开庭。
——上午11时，黄立怡“票据诈骗”案的重审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并首次跨省区远程视频与远在新疆监狱服刑的黄立怡连线。公诉人宣读的依然是11年前的起诉书。黄立怡从容答辩，11年的监狱生活使他有时间对自己的冤情反复思考和研究，他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打工者，所做的一切都由公司安排。
辩论阶段，公诉人表示，黄立怡的认罪态度不好，建议法庭从重处罚。杨学林据理反驳：认罪态度不好，这岂不是对最高法院决定的批评？黄立怡已经是无期徒刑，如何再从重？
以下是杨学林的最后陈述：
“综上所述，《起诉书》指控黄立怡构成票据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