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走进了写字楼。林小姐指着一张空桌子说，李文艳，你就坐这里吧。于是我在写字楼里有了一席之地。林小姐说，厂里要招一批织布工人，你写一个招工牌吧。还有，在生活区里弄一个墙报。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发挥你的才能。要什么工具你说一声。我说了要墨水，我说墨水要一得阁的，那是书画墨水，香，写出来的字黑。不过比较贵。林小姐说，有多贵？我说十多块一瓶。林小姐就笑了。林小姐一笑，我就感到有些晕。十多块钱对于我来说是不少的，可是对于诺大的珠江织造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我说还要一些普通的红纸和白纸。还要一些宣纸。林小姐说，那你去买一些回来。转身对司机说，你开车带李文艳出去买。
真是天上掉下了个大馅饼，这样的好事居然就轮到我的头上了。我后来才知道，写字楼里的生活之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像。林小姐安排完了工作，转身看见还站在写字楼里的我，脸上就有些不好看了。林小姐说你怎么还没有去？我说，你给我买纸和笔墨的钱。林小姐说你先买了，回来报销，这点东西用得了多少钱呢？
林小姐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他哪里知道，我早在一个月前就身无分文了。来到珠江织造，如果不是遇到了豪爽仗义的好兄弟阿标，洗衣服就只能偷别人的洗衣粉，洗澡只能干搓了。事实上，我和阿标的友谊，正是缘于洗衣粉。我进厂的第一天，洗衣服时，阿标也在洗衣服。阿标说，今天才进厂。我说是。阿标说，在哪个部门。我说，林小姐让我进印花车间。阿标说，当印花师傅啊。我说不是，是做杂工。阿标把他的洗衣粉推到我的面前说，用我的洗衣粉。又说，我也是杂工，印花车间的杂工。后来洗澡时，阿标发现我也没有肥皂，于是又把他的肥皂扔给了我。回到宿舍，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想着第二天还要继续那狗屁岗前培训，心里乱七八糟的。我在外打工多年，一看那培训的项目，就知道这家厂好不到哪里去。正在胡思乱想，阿标过来了，塞给我五十块钱。阿标说你先拿着吧。阿标说他手上也没有多的，先省着点花，发了工资再给我弄点。我没有想到，出门在外，居然会有人主动借钱给我，而且一次就借给我五十块，况且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当时我的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没有经历过这样窘迫的人是无法想像我当时的心情的。我想起了在进厂之前，我找大哥没有找到，手上又没有钱了，于是想到了一个在长安镇开装潢店的老乡。在那之前，我经中介所介绍进他的店里打工，去了才知道，他的店里根本不招工，是中介所在骗人。店里的老板听出了我的口音，一说起来，我们都是石首人，我的家在调关镇，他的家在小河镇。我们两家隔江相望，同是喝长江水长大的。老乡说，今后有什么难处你来找我。老乡的那句话，在我后来寻工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是我的一条心理保障。我也没有为找不到工而担心。我想实在找不到工我可以去问我大哥借钱。大哥要是解决不了问题，我还可以去找这个老乡。没有找到大哥，我很快就断粮了。说是断粮也不准确，我的手中还有四块钱，但我不能再花这四块钱了，我要把这四块钱留到最关键的时候。当天晚上，我还是睡在烂尾楼里，喝了一点自来水。想着明天的出路，想来想去，只有去问老乡借钱了。老乡开了那么大的一个店，借上个一百、二百是不成问题的。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继续找工作，就可以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可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问别人借钱，想一想心里就觉得虚。就这样，我迷迷糊糊睡着了。睡到半夜，被一阵叫喊声惊醒，然后听见有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喊站住。有人在拼命地跑。我立刻反应了过来，是治安队在抓三无人员。我是典型的三无人员，没有工作，没有暂住证，连身份证也是假的。也来不及多想，爬起来就往楼上跑。很多的人跟着一起在跑。后面的手电筒在来回急切地晃动。果然是抓三无人员的，可能是治安队发现了这个烂尾楼里每天晚上睡了很多人，于是来了一次大清扫行动。我们被包围了。也管不了那么多，只能跟着大家往楼上逃。我的个子高，腿长，跑得快。很快就上了楼。楼顶上有一间小平顶房子，房子边有一架梯子。跑在我前面的很迅速就爬上了梯子。我跟着也爬了上去。我才上去，梯子就被先上去的人抽到了小房顶上，然后我们就趴在顶上不动。还有一些没有来得及爬上来的，在下面带着哭腔求我们，说老乡，把梯子放下来嘛。可是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有把梯子放下来。我听见一个女孩子用四川口音不停地喊着老乡，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很快，治安员追到了楼顶，把他们都带走了，包括那个四川口音的女孩。他们没有向治安举报说小房顶上有人。看着他们被带到了楼下，上了一辆车，很快就被拉走了。我不知道他们被拉走之后会经历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四川女孩后来怎么样了，可是我忘不了她的声音。我们本来是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的，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我是一个无耻之徒。多年以后，我被南方的媒体称之为打工作家，称之为打工者的代言人，面对这些荣誉时，我的心里就会响起那个女孩喊老乡时的声音。我的冷漠无情很快就受到了惩罚。第二天，我去问老乡借钱。我在老乡的小店门口来来回回走了不下十次，总算鼓起勇气走进了老乡的店里。老乡正在印条幅：深圳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老乡看见了我，没有认出我来，可能觉得我眼熟，仔细盯着我看，问我找谁。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才说您不认识我了吗？我说我是调关的。我这样一说，老乡想起来了。老乡说，哦，是你呀，找到工作了吗？我的脸上一下子就涌起了无限的悲苦。我想我脸上的悲苦是足可以打动老乡的。不是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么。我把我的处境对老乡说了，并且结结巴巴说出了我的意图。老乡说，真的不好意思。老乡说他这一段时间手头有些紧，要是早些天来他还有钱借给我，但现在他的钱都进了原材料。要是再晚十天半月，他收到货款也就有钱了。我说我不借多的，我就借五十块钱。我把我开始在心里想过的二百块迅速降到了五十。我想五十块还是可能借到的。老乡于是站起来，拉开一个堆满了螺丝铁钉的抽屉，翻动着说，你看，真没有钱了。走出老乡的店，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在家里时，我可是村里有名的才子，十五岁就在石首报上发表文章了。还是十五岁那年，我的画参加了石首市的青年美术作品展。村里的人都知道，王十月是一个才子，将来会有出息的。我也相信我会有出息的。我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可是当我踏入南方的土地，我的自尊在一点点被蚕食，到这一天，我所有的自尊都土崩瓦解了。走在南方的街头，我泪流满面。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六，是我二十二岁的生日。几个穿着灰色工衣的打工妹看见我流泪的样子，她们主动走上前来问我怎么了？老乡，你怎么啦？老乡。还是一声老乡。是她们的这一声问候，让我在南方又感受到了温暖。现在你们可以想见，经历了这些的我，那时在接过阿标递给我的五十块钱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了吧。
林小姐说，李文艳，你发什么呆。你还不快去买东西。
我说林小姐，我……手中没有钱。我说完这些话时，感觉到背上的汗一下子出来了，脸上的汗也一下子就下来了。我知道了，我们的先人，为什么会创造出汗颜这个词。我想我当时就是汗颜了。林小姐又看了我一眼，掏出了一百块钱给我，说你拿去买东西，开好发票回来报销。
进了写字楼，马上就感受到了身份不同带来的优越感。在珠三角的工厂，当普工和当技术工，当技术工和当管理员，这之间的等级是鲜明的。首先的不同体现在工衣上，主管、经理们，想穿什么衣服上班就穿什么衣服上班。厂里也发工作服，但他们并不一定要穿着工作服。主管经理之下的，就是写字楼里的文员。珠江织造的文员都穿白衬衣，打黑领带。女文员穿一步裙，男文员是西裤皮鞋。技术工的衣服是浅蓝色的，而普通工人的衣服都是浅红色的，看上去最俗，衣服质地也最差。自从进了写字楼，我就领到了白色的衬衣和黑色的领带。在这之前，我还从未打过领带。好在我这人并不是太傻，很快就在阿标的指导下学会了。穿上白色的衬衣，打上黑色的领带，我突然觉得话也不会说了，走路也不知先迈哪只脚了。我当时的样子看上去一定很古怪，长时间的流浪，我的脸早就和领带的颜色融为一体了，在白色衬衣的反衬下，我的脸越发显得漆黑一团。当我无限别扭地走进写字楼，在林小姐安排的座位上坐下来时，马上吸引了写字楼里所有人的目光。她们目光中的含意是复杂的，他们的目光让我很快就感受到了坐写字楼其实还没有当杂工来得自在。晚上我把我的想法对阿标说了，阿标说，哥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千万不要往回走啊。
当上了写字楼的文员，另外的一个显见的好处是，用餐标准马上就不一样了。从前我是排着长长的队，手拿一个硕大盆子，挤到窗口前打饭。饭是定量的，一大勺子，够与不够都是一勺子。菜以竹叶菜和冬瓜为主，有时冬瓜里面会有一两片肉，能否打到肉，全看你和厨子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你和厨子是老乡，或者你是长相漂亮的女工，就能隔三差五得到几片早已炸干了油水的肉片。炸干了油水的肉片脆而香，但是像我这样的一不是厨子老乡二不是靓女的打工仔，只有在厨子大意时偶尔捡到一两片漏勺之肉。当上了文员之后，我就不再吃这种大食堂了，我在另外的一个食堂吃饭，八个人一桌，四菜一汤。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第一顿吃的四个菜，一个青椒回锅肉，一个红烧福寿鱼，一个干煸四季豆，一个酸辣土豆丝。汤是紫菜豆腐汤，里面有很多的紫菜和豆腐，不像当杂工时吃的清汤寡水什么东西也捞不到。
说起捞汤，我在当杂工时，还有一个外号叫打捞队长。半人高的大桶，我能用勺子从里面准确无误地打捞起一两片豆腐或者青菜叶子。这可是一门学问，很多的工人拿着大勺子在里面左捞右捞，捞出一头的汗，后面等着打汤的人就开始骂，丢雷老毛草海。结果是什么也没有捞到，还惹了一通骂。我在打捞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我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打捞出一些有实质内容的东西来。后来我把这门绝技传授给了我的好兄弟阿标。要想从一大桶汤汤水水里打捞出不见踪影的一点内容，的确是有技巧的。我的做法是先用大勺在桶里顺时针快速转动，于是桶里的汤也跟着转动了起来，形成了一个漏斗状，然后把勺子快速回转，沉在底下的沉渣就开始浮出水面了，这时要眼疾手快，轻轻把浮出水面的沉渣捞入勺中。这一切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很有一定难度的。你必须要在十几秒钟之内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不然后面的骂声会准时到达。
我在吃饭时故意吃得慢一点，和我同桌的几位吃完了都走了，还余下了一些回锅肉和一根还带着不少肉的鱼骨架，我把肉和鱼骨架打入了碗中，偷偷带给了蹲在外面吃饭的阿标。
自从我进了写字楼之后，先前经常骂我的杂工队长和主管们，都对我刮目相看了。只有阿标，他似乎在故意疏远我。而我的工作也很忙，渐渐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友谊不如从前了，这让我很难过。阿标以为进了写字楼是很风光的事情。可是我经常对阿标说，在写字楼里做事太压抑了，还不如当杂工快乐。阿标认为我是在安慰他，他并不清楚，我在写字楼里的处境是如何的左右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