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诗人、杰出诗人的诗歌应该具备一个要素：不平凡的个体的生命人格实践。他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杰出，不仅是因为他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还因为他具有不平凡的个体生命人格实践，其生命人格的实践反过来也印证了他不平凡的写作。比如屈原，他不但写出《离骚》，表现出他在政治上对个人理想和原则的坚持，而且屈原的理想和原则遭受挫败，愤而投汨罗江结束了他认为不值得延续的生命。屈原这种伟大的生命人格实践和他的高洁精神品质是匹配的，同时也和《离骚》相匹配。很难设想，写出了《离骚》的屈原还一直苟活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很难设想，屈原没有那样伟大的人格却能写出《离骚》。最杰出的诗歌作品，他的标准很严酷，要有生命人格实践的见证和参与，才能支持伟大诗人和伟大作品的出现。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诗人，几乎没有例外。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他的一个标准：“伟大诗人的写作是一次性的写作。”“一次性的写作”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写作，也是包含了诗人非凡的生命人格的写作。比如海子，他的生命悲剧、挫折都是他写作的一部分，他的诗不是靠笔来完成，而是用生命来书写。这就是评判好诗或者杰出诗歌的准则。如果注定没有这样的机遇、勇气和担当能力，诗人就很难进入历史上伟大诗人序列，这是很残酷的规则。
其次，优秀诗人或者重要的诗人所具备的要素，用李商隐的诗来形容：“春蚕到死，蜡炬成灰”，他的生命实践不像是伟大诗人那样的悲壮、事关生死的大努力，可能是一种平凡但又理想坚定、富有原则和理念的过程。比如，陶渊明没有像屈原那样选择自杀，他选择了归隐田园，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人生，这和他的生命体验是相匹配的，因此他写出了田园诗。生命实践的过程可能是壮烈的，也可能是和风细雨的，但是一定是一个“春蚕吐丝、蜡炬成灰”的过程。好的诗歌一定是伴随着个人的原则、生命实践和精神实践。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其作品是相互见证的，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个标准的，这样一个标准虽然至今还有效，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诗歌的创作不可能都达到这样两个水准，这是不现实也没必要的。其实诗歌的写作就是一种日常活动，尤其是当文化多元、网络平台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条件下，我们的标准还可以相对放宽。即一首好的诗歌，除了表现美的观念的同时，也可以是一种中性化的东西。比如，它可以是一种经验的有力传达，这种经验不一定是生命或者精神领域里特别高洁的东西，它可以是平常的。现代以来的诗歌，一个很大的变化在于不再单纯针对精神的高级领域来书写，而是针对人复杂的经验世界，特别是隐蔽在经验世界中无意识的活动。例如，如果读了一首诗后觉得很震撼，并且觉得它描绘的是生活中某一时刻共有的情绪或经验，它就是一首不错的诗歌。例如，韩东办的刊物《他们》，在八十年代的某一期，有一首六行诗，写的分别是上半身和下半身，上半身说：“我要唱一首歌，我要唱一首忧郁的歌，我要唱一支朴素的歌。”按照一般写作规则，这是一种比较美和雅的语言层面，但紧接着，它又把下半身露出来了：“我要拥抱一个女人，我要拥抱一个粗大的女人，我要拥抱一个变态的女人。”我认为，这首诗具有一种解构性，它类似弗洛伊德的“文学艺术是力比多的升华”。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升华部分，没有看到力比多的原状，这首诗前半部分把升华的部分表现出来了，后半部分又写出了力比多的原样。诗歌的一种特点是，它可以针对人的日常生活感受和意识领域、针对生命的认知、针对极具生命复杂性的感知推动，它不一定要展现高尚的，因为人的精神世界里亦有阴暗甚至黑暗，这也是一种可以阅读并认同的写作，即好诗的标准也可以放宽到这样的尺度。
一首好诗要在伦理方面经得起检验。比如地震时期涌现的诗歌。对于地震诗歌的质疑，山东作协某副主席的一首《江城子》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使作协系统的同仁蒙羞，主要是因为价值观的问题。另外，作为个体，他没有权力代替遇难者去表现幸福。若在二十年前，大家都会觉得这样的表现没有什么问题，内容也是合理的，但是放在今天，他就遭到了所有人的痛斥，主要是个体没有这种资格和权力。我认为，尊重生命是第一位的，参与救灾并与受难者感同身受，和受难的命运达成了一致，才具有写作的资格。朵渔曾写过一首二十多行的诗歌——《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他写了，我们却为这首诗而感动，因为这首诗做到了自我的反思。写作这种行为本身，使得诗歌的写作在此时获得一种合法性。亲自参加救灾实践的人有资格写作，真正怀有爱心的人也有资格写作，但是，不要去对死难者去言说所谓的幸福。由此看出，写作开始涉及权力问题、资格问题、主体的反思问题。一首好诗的标准，不见得都是文本意义上的标准，它必须有一个主体人格的见证、主体的参与，这样才能成为一首好诗。单纯文本意义上的好诗，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要结合语境来理解的话就必须涉及到主体的人格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