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诗歌的标准很难驾驭，把“标准”改为“趣味”会不会好一点？比如，毛泽东曾说，诗要以新诗为主，旧诗不宜在青年中间提倡，但他自己不读新诗，还说除非给我两百大洋，不然我就不读新诗，这是标准和趣味的矛盾。毛泽东认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屈原，而他真正喜欢的是李贺、李商隐，这是标准与趣味的差异。标准和趣味是不一样的。以一个标准来评判它是一首好的诗歌，但那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比如，贺绍俊和白烨先生当评委评出一首好诗，他们是不是就喜欢这首诗歌？——趣味更符合实际规律。为什么只有部分诗歌可以流传？一些诗歌甚至还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和欢迎。客观上讲，评判一首诗歌是不是好，在于是否有更多人对它有兴趣，它是否适合更多人的口味。好诗，主要出现在动荡、民族危亡之秋，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另一种诗是平和的诗，写亲情、友情、爱情，比如王维、徐志摩、戴望舒、林徽因等人的诗歌创作。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很难出好诗的时代，但又非常需要好诗的时代。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数字化和虚拟化等等，它们和人的社会心理疾病形成了正比关系。社会心理疾病的解决主要依靠科学、医学、心理学，其次是国家高度重视宗教调理心理疾病，再者就是审美方式，要医治心理疾病特别需要音乐、诗歌等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形式。我认为，诗歌需要主旋律；需要号角；但是更应该突出艺术形式上的精致、更深层次的永恒的人性；也需要静穆、平和的诗，因为这样的诗有助于个人心理和社会的和谐。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八十年代是政治的年代，九十年代是市场化、商品化的时代，眼下则正是媒体和信息集合的时代。网络使诗歌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起来，一首诗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不清楚，但有些影响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我们原来看不上眼的东西，有的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最开始并不认同博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又代表了一种民间化的东西。很多事情通过网络的方式，引起了广大纸质媒体的关注。网络对诗歌产生的影响，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从整体上看，新媒体已经完全成为文学的一个板块。以前就是文学杂志的文学传播，由于新媒体方式的介入以后，再加上市场化、商业化，依托网络这个方式，许多东西发生了一些变化。诗歌和市场也就形成了一些关系，诗歌成为网络文学的一种形式。我对这两年诗歌现状的一些感受是：面对一个超出我们经验的社会文化环境，诗歌有一点自乱阵脚，一些人不是在写作诗歌，而是在包装诗歌，甚至是在糟蹋诗歌。我们在此社会环境下讨论好诗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好诗的要素或要求。好诗的要素或要求是什么？我认为，答案应该更有弹性，更有包容性，应该是意料之外的表达、情理之中的疑虑。诗歌首先要诗歌化。一首好诗，其诗歌化的程度很高。诗本身要是诗，要有想象和联想，要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感受，要让我们觉得既新鲜又熟悉。这样一个标准是比较具有弹性的。但从整个文学的角度而言，传统文学也就是主流文学仍占据着主要的位置。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个审美多元化的环境，但凡是有助于诗歌生存、成长、繁荣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加以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