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涯》2003年第01期
栏目：特稿
西方全球化的胜利喧嚣，正在引起怀疑、反感、厌倦和愤怒。同这种喧嚣音调不和并且显示出深层持久力量的，是在反思中的怀旧。
美国著名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在以他为主撰写的《自由主义的终结》的绪论中，半是惶惑半是嘲弄地提出一个令世界为之一惊的严肃问题：“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快就进入怀旧的时代了吗？”
一般地说，“怀旧”很容易被理解为倒退，在人类历史中未必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概念。但是西方全球化的进程却使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否定西方全球化的现实。今天，对于人民来说，所谓“怀旧”正是在新的道路开通之前，跳出灾难，走向未来的力的积聚，正是拳头击出前的回缩、脚步腾起前的下蹲。在这个意义上，比之心甘情愿地或是糊里糊涂地在灾难泥坑中的自得与沉醉，“怀旧”倒开始已多少带有进步的性质了。
苏联解体，有人曾经以为转瞬之间就会大富大贵，美元像雨一样落入袋中，从地下冒出威士忌、皮尔·卡丹、别墅、汽车和信用卡；在弹冠相庆、觥筹交错的西方盛大宴席上，传来“历史的终结”的宣言：人类历史从此停止发展，今天美国即是顶点。但是某座社会主义大厦倾倒，只是导致国家的破碎，经济的衰退，几代人的劳动成果要么遭到内外勾结的抢劫和侵吞，要么竟同轻烟一样杳然飘散。天上落下的不是美元，而是连续十数年的凄风苦雨，是数千万人被剥夺劳动权利，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西方盛宴的旁边，不时有第三世界的不驯服的抗争、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人民的愤怒声讨，隔三差五又有无法阻挡的股市动荡，经济衰退，从被树立为世界样板的政治中枢和大公司中翻腾出来的丑闻和大亨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多不同地域和不同地位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转动颈项：还是过去好些。
一大批曾经为西方舆论所吹捧甚至移往西方国家生活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以欢欣的心态迎接国家性质的改变。但是当他们回到祖国的时候，祖国消失了，当他们认为理想已经实现或者至少可以实现的时候，理想也消失了。历史又一次走到他们愿望的反面。
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张捷，在《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一书中，写到几位代表性人物。其中有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到颂扬者的季诺维耶夫，这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青年时代曾经仇恨到试图暗杀斯大林，后来在西方出版批判苏维埃制度的长篇小说《黑黝黝的高空》。他为此亡命出走，从遥远的异乡观察着祖国的命运。他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预感到祖国大难临头，写出中篇小说《灾难性的改革》：这种改革不过是使苏联陷入“普遍发疯”状态的莫名其妙的运动，“主动权已被蛊惑人心的政客，投机取巧的滑头，最厚颜无耻的野心家、暴徒、流氓、寄生虫以及其他社会渣滓所掌握”，造成整个社会贪污贿赂横行、犯罪率急剧上升、黑手党活动猖獗的局面。
历史的颠簸，使季诺维耶夫重新认识和选择了社会主义。他说：“我写了三十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那些书。”
2001年5月26日，俄罗斯九个右翼政党和运动合并而成的右翼力量联盟召开统一代表大会。同日，《独立报》发表大会代表费·米·布林拉茨基致代表大会的信，题为《谈谈真假自由派》。在这封信里，已经完全没有苏联解体初期自由派的一身张狂，人们看到的只是对于历史和自己思想的一种重新审视和某种意义上的追悔。他说，他不能接受苏联的瓦解、休克疗法、种族冲突，“我希望，右翼力量运动能够从改革时期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最深厚力量和最终决定意义的，是人民的选择。
笔者在1999年访问俄罗斯，终生难忘的居然是弗拉基米尔退休纺织女工娜杰日达对国家局势的评论：
在中国同志面前，没有什么难堪的。我们生活得很艰难。我在苏联时代每月工资130卢布，供养孩子上学和全家生活，当时还有老人，都没有问题，每年全家还能外出休假。那时的退休金150卢布。现在我们怎样生活？只是活着。
我们的多数人怀念苏联。有人说莫斯科30%的人希望回到苏联，外地70%的人希望回到苏联。我不知道这样的统计有没有根据。但是，在我熟悉的人们中，至少有80%的人喜欢苏联，至少有90%的人，按照苏联时代的标准，生活水平降低了。
报纸和电视每天宣传美国好，西方好。那也许是真的。但是别人再好，是别人的。苏联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
苏联的体制出问题了，生病了，这就仿佛我们自己生病了。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治病，应该帮助，应该由我们自己把病治好，让它恢复健康，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更强大起来。无论它怎么样，是好是坏，反正苏联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爱它，希望它存在和发展。只有敌人才仇恨它，把伤风感冒硬说成是无法治愈的癌症，一定要坚决毁灭它。结果怎么样呢？国家毁灭了，我们什么也没有了。
那些改革派们天天讲改革，天天讲民主、讲自由。他们毁灭了苏联，他们得到了毁灭祖国的自由，得到了偷窃、瓜分国家财产和人民财产的自由。人民失去了政权，谁也管不了他们了。他们可以民主地、自由地抢劫国家财产了，可以民主地、自由地把我们几十年劳动的成果拿走了。而我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却一天一天地穷下去。如果我们不穷，哪里会出现那些“新俄罗斯人”呢？
《环球时报》驻中亚特约记者在《难忘苏联》一文中，写下了类似的见闻：
诗人、电影导演尼克说：“即便仅仅从政治意义上谈苏联，也不能搞全盘否定，更何况苏联时代不仅仅是政治概念，更是千百万人的命运。历史是无法抹去的，因为它是人们骨血的一部分。苏联是什么？不错，它曾是斯大林式的高压统治，是恐怖的政治清洗，是严寒酷暑中排队购买食品的百姓。但是，它也是莫斯科举世无双的地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加加林进入太空。光荣也好，耻辱也好，那是我们大家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命运。”
阿拉木图的一位妇女说：“一个莫斯科的自由主义政客在电视上大谈社会主义制度与网路时代无法相容。他可真是愚蠢透顶。苏联是什么？这还用问？这套140平方米的房子，你坐的沙发，书架上上万册书籍，再加上我的青春和爱情。”
面前是堆积如山的冠冕堂皇、装模作样的官方声明，模棱两可、故做艰深的学者论著，油嘴滑舌、随风旋转和怀着别样目的进行煽动的媒体资料。但是和这些普通人关于苏联功过存亡问题的评论中所包含的真理，和他们把握世界历史运动脉络的能力相比，不过是一堆废纸。
今天的第三世界日益地被边缘化，福山判定它已经“不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有的西方作者甚至指其为“垃圾堆”和“人类中派不上用场的残物”。但是二十世纪的中期，第三世界不仅由于争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在政治上获得胜利，经济上也曾有长足的发展。1956—1976年，第三世界经济年增长率达到5%。这样的发展速度，无论同自己的过去相比，抑或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是惊人的。
东南亚国家1960—1980年间的经济增长，比这以后的二十年间快得多。
非洲经济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不断下降，至今仍然没有恢复到七十年代的水平。许多国家虽然得到大量西方援助，援助甚至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到50%—100%，人均收入并不比三十年前获得独立的时候高。1995—2000年，非洲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大约三分之一，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也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2001年经济增长率3.5%，预计2002年只有3.3%，人均收入都将继续低于1971年。非洲人口委员会预测，到2005年，非洲人的平均寿命将只有48岁，那将是非洲历史的最低点。世界贸易发展组织也说，今后二十年，非洲贫困人口指数将翻一番。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独立最早、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1950—1980年，它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5%，人均收入增长75%。此后执行华盛顿药方，降低关税、紧缩财政、把大量国有资产私有化到外国人手里，只是制造了几个世界级大富翁和差不多半数的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1993年公布的数字，1970—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3.3%，国内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7.2%，到1980—1990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下降到负1.1%和负3%。拉美人经常称自己是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冠军。这种让人忧虑的状况在新自由主义的旋风中只是变本加厉而已。
美国《新闻周刊》（1996年9月16日）发表文章评论拉美私有化改革，说这种改革只对那些与显要人物有关系的人来说意味着财源滚滚。在整个拉美，改革使农业遭到破坏，大批劳动者失业，富人更富而穷人却不得不仅仅为了生存而艰难奋斗。“拉丁美洲的经济大体上一直在增长。可是人们的生活1996年总的来说比1980年更糟。”
怀旧情绪也在西方弥漫开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从那以后，西方国家经济不论是在增长还是在衰退，对于多数人来说，有点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日子终究不是越过越好而是越过越糟。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的下限划到1983年，说西方失业人口已经从1970年的1000万增加到3100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工人收入比他们的父辈多三分之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工人收入却要比自己的父辈减少15%。
最近一篇阿根廷报纸文章引述伦敦市长顾问肯·利文思通接见记者谈话时的说法，1975—1990年，西方经济的增长率不及前一阶段的一半，此后还要低于1980年代，而19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则是“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供养下”出现的。在他看来，不是富国援助穷国而是穷国以自己的蒙受损失援助富国，“1990年代，世界没有哪个产业不曾向美国投资。尤其是东南亚和第三世界国家”，“资本市场自由化的真正作用就是吸收世界各国的储备，投资美国经济”。当大批前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忏悔，嘲笑列宁上个世纪末关于资本主义进入腐朽的、寄生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著名判断，宣传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以此取悦西方，这位伦敦市长顾问却在这个时候说，由于人类处境没有前进，“美国金融资本实质上是寄生虫的角色”。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3年的4万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0万亿美元，但是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比二十七年前高，非管理层的工人和零售业工人的生活水平还明显地下降了。1996年，设在纽约的拉尔奇基金会的一位发言人根据该基金会的研究成果指出，美国的财富分配，比过去七十五年中的任何时期，都要更加不平等。穷人越来越多，监狱也越修越多；穷人的出路不是工作而是进监狱。难怪法国《外交世界》杂志（1998年第7期）发表文章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消灭西方国家人民的福利，经济发展成果宁肯用于镇压人民也不肯用于增加教育、医疗、住房补贴和扩大就业、救助贫困，于是呈现“从福利国家到监狱国家”的过程，“‘自由世界’的监狱已经爆满。其中最为爆满的，是美国监狱。”
在主流媒体以少见的坚韧，热火朝天地鼓噪西方全球化怎样使人类大踏步地前进，怎样促成令他们欣喜和需要不断深化认识然后全盘接受的各种所谓新变化的时候，已经和正在由消灭社会主义而“转轨”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怀念过去。怀念来自对现实的否定。何况这已经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真正遍布全球的现象。伴随西方全球化的，居然是怀旧全球化。舞弄僵化、守旧、倒退之类的政治性帽子，抑或发射催泪瓦斯和导弹，仿佛都无法淹没也无法阻挡这股潮流。
印度的《前线》杂志（2001年第18卷）载文提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希望之源”在哪里？它的回答是，“首先在于记忆中”：在一个世纪的进程中，占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全球没有一个角落能免于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许多农民控制了比以往更多的土地，妇女拥有了更多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工人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得到更好的组织、取得了更好的生活、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即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运动遭到失败，甚或消亡，许多社会主义成就依然保留下来，没有出现绝对的失败。”希望的第二个来源，是当前全球阶级结构中无产阶级数量的巨大增长。
世界社会主义的大面积失败是一个严酷的事实。但是，正是西方全球化的新的胜利，孕育着、造就着它再度勃兴的条件。还在十年以前，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已经预感，历史未必是资本主义的朋友。它写道：“原属苏联的各共和国和原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过渡是顺利的”，特别是资本主义还面临着“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这样一种严峻考验，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马克思可能会卷土重来。而且，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经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十年之后再看，应该说，它不幸言中了。
这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著名文字：
（它）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为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面前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