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现代革命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发动者和参加者的年轻化。
从近代以来，一批一批的少年英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的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化的现代革命的历史主体。不管这些少年对此是否有自觉的意识，也不管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如何，是以何种形式参加革命的，以及他们在革命的历史中，处于何种实际的位置，他们一无例外地都成了现代中国革命“天命攸归”的对象。
王蒙在四十年代末的历史转折期成为“少共布尔什维克”，无疑也是这种“天命”选择的结果。
二
对革命历史的这种选择，作为当事人的王蒙，显然是没有自觉意识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当王蒙在故都北平出生的时候，他后来颇感浪漫的革命，却在经历了五次残酷的“围剿”之后，刚刚突出重围，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王蒙自称是出生在北平沙滩的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时，他的父母都在北平上学。他的名字还是他父亲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时的同室舍友、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学者的何其芳起的。何当时喜读《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作阿蒙，于是就把这“阿蒙”二字移用在他的同学新得的贵子身上了，后来因为父亲认为阿猫阿狗是南方人给孩子起名的习惯，“去阿存蒙，乃有现名。”他姐姐王洒的名字，则是他父亲的另一个同室舍友、后来也成了著名文学家的李长之起的。典出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洒（萨）》。
如果按出生地算，王蒙是地道的北京（北平）人，但他的祖籍却是河北沧州的南皮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很认真地每次都强调自己是河北省南皮县沧州市（原地区）潞灌乡龙堂村人，我乐于用地道的憨鲁的龙堂乡音说：‘俺是龙堂儿的。’我一有机会就要表明，我最爱听的戏曲品种是‘大放悲声’、苍凉寂寞的河北梆子。我不想回避这个根，我必须正视和抓住这个根，它既亲切又痛苦，既沉重又庄严，它是我的出发点，我的背景，我的许多选择与衡量的依据，它，我要说，也是我的原罪，我的隐痛。我为之同情也为之扼腕：我们的家乡人，我们的先人，尤其是我的父母。”可见王蒙对家乡的感情的复杂多义。
沧州近海，古属边鄙贫瘠之地。但沧州古来又是尚武之地，在民间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因为《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不少人都曾发配沧州，所以，说沧州是个出英雄好汉的地方，也不为错。最近的一个证明，就是在清末闹义和团的时候，还是拳民的一个重要“基地”。这也正应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古话，只不过这句话日后应在王蒙身上，却是他“慷慨”西行十六年的“自我发配”。有趣的是，在这“自我发配”的途中，偏偏在万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又历史地遭遇了当年同他一样倒霉的大同乡（据说与他的母系还沾着一点亲戚关系）——河北献县的纪昀大学士。纪昀当年风头正健却因“漏言”获罪，被谪戍乌鲁木齐，在新疆当了近三年的“贬官”。但因为他待人宽和、性情坦率、学识渊博、幽默风趣而与当地的官绅士子过从甚密，想来也没吃太大太多的苦头，所以，他在新疆流放的那几年，除完成他职责内的“佐军务”，干些类似于今天的秘书工作外，还可以游山玩水、建言奏事、交朋结友、勘测地舆、考究民情等等，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身心也是比较舒畅的。这虽然与王蒙在新疆十六年的遭遇不尽相同，但心境毕竟也有许多近似之处。
如果说纪昀的人生和命运，对王蒙来说，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暗示和预警的话，那么，他的另一位乡先贤张之洞的功业和思想，对王蒙来说，就有一种潜隐无形的启示和规约作用。这位祖籍南皮、在清末名重一时的洋务派大臣，不但通过兴办实业、改革教育、培养人才，把他的“洋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而且还以一部《劝学篇》，系统地概括了整个“洋务派”的思想，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思想利器，也是近代中国协调中西文化冲突，追寻现代化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思想理路。
王蒙生活的时代，当然与张之洞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西方文明的挑战依旧存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尚未结束，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致力于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处在这样的一个性质不同但结构相似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无论王蒙自己是否有明确而清醒的意识，他此后的思想和艺术追求，似乎仍未走出他的同乡在一百多年前所“规划”的这一逻辑理路。只不过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都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也不复是旧日的格局。对王蒙来说，今天的“中学”，自然不是古老的儒家经典，而是现代的知识系统。具体而言，在哲学和思想文化方面，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学方面，则是“五·四”以后所形成的新的现代文学传统。今天的“西学”，也不完全是当年的格致、算学和声、光、电、化等各科技艺，而是形形色色的现代科技、现代哲学乃至文学艺术的观念和方法。王蒙在这两者之间折冲中、西，以前者为“体”，以后者为“用”，在新的一轮中西文化冲突中，建构了一种新的“体”、“用”关系。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冥冥之中的“定数”呢？
在张之洞一代的“洋务运动”失败后，王蒙的祖父王章峰，还参加过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组织过“天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脚，也算是当时的一个“改革派”了。王蒙后来回忆说：“我家原是孟村回族自治县人。后因家中连续死人，为换风水来到了离南皮（县城）远离孟村近的潞灌。本人的一个革新意识，一个与穆斯林为邻，密切相处，看来都有遗传基因。”
王蒙与他的上述两位乡先贤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亲缘关系，更因其生也晚，隔着一个时代，无缘得睹尊颜、亲聆謦欬，但他们对王蒙所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更何况王蒙与他们一样，自幼都以天资聪颖著称，属于那种既早慧又早熟的少年英才：他未满六岁便考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小学未毕业又提前跳级考入私立北平平民中学，乃至不满十二岁就与地下党组织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不满十四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等等，就算那是一个“英雄出少年”的时代，毕竟也属凤毛麟角。因其早慧，故日后期有大成；因其早熟，故对时世忧患必深。无论是纪昀的受命编纂“四库全书”，还是张之洞矢志推动“洋务运动”，都是表达对文化和历史的一种忧患，他们因此也成就了自己的一生功业。王蒙所投身的革命事业虽然是属于一个更大的阶级和群体，但那其中毕竟也有他的一份努力和贡献，他因而也在历史和文化的年轮中留下了自己的一点痕迹。
三
提到王蒙的父亲，根据王蒙后来的回忆提供的材料，我们大致可以为他的父亲编制如下这样的一份简历：王锦第，字少峰，又字曰生，出生于河北南皮。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毕业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三年毕业。回国后从教，曾任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风光过一时，生活也很优裕。校长不得续聘后，靠翻译养家糊口，生活一落千丈。曾在北师大与北大任过讲师。后离开北京，在山东兖州、徐州短期任教，最后到了青岛，任李庄师范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结识共产党人李新，后随李新去解放区，入北方大学任教，后任华北大学四部研究员，曾受聘辅仁大学哲学系，解放后经院系调整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其间与妻子离婚，不久再婚。此后的遭遇一如一个普通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直至一九八三年辞世。
因为父亲的“一事无成”，常不归家，且有外遇，“家中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常常须靠典当旧物维持生计。实在拮据时，母亲就带上四个孩子到外祖母家去寄住。”
王蒙的外祖父是沧县二中校医，家道小康。母亲本名董玉兰，后改为董毓兰，解放后参加工作时正式命名为董敏。她与王蒙父亲的婚姻虽然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定下这门婚事之前，毕竟满足了王蒙的父亲要求亲自“目测”和对方“必须上学”的条件。王蒙母亲在沧县二中毕业后，上过大学预科，读过不少新文学作品，受过“五四”新思想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她对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就倍感痛苦。尤其是对她的丈夫，更觉深恶痛绝。所以，尽管她也爱好文艺，生活节俭，喜欢读书，但精神却“相当紧张”，不得放松，“她直到很老了还多次说过，越懂得一点新思想，她就越是痛恨痛惜痛苦，她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人家就能过那样的人生，而她的人生是这样倒够了血霉，她的人生只有痛苦，屈辱，恶劣……”
在这样的家庭，自然谈不上融洽的感情和气氛，所以父母之间“经常发生可怕的争吵”。而且，在他的父亲失去校长的职位，外祖父过世之后，他的外祖母和寡居的二姨搬过来与他们同住。她们与王蒙的母亲，“三个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地研究防范和对付父亲的办法。”有时候，在这个被他的父亲称为“三位一体”的三位长辈之间，“也常常陷入混战”。王蒙的童年如同他笔下的倪藻和倪萍一样，就是在这样“激烈的家庭纷扰中度过的”。
王蒙曾说他“从小就颇有些感伤”，我想，这感伤也许就是来自这种激烈的“家庭纷扰”给一个少年的心灵所造成的一种创伤和孤独吧。父亲虽则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也是一个不称职的家长和丈夫，但身当乱世，处于那样的一个国难深重、生计不保的年代，在这个身材高大的沧州汉子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却依旧是自古以来的血性男儿那一腔不甘屈服的滚烫的热血。一次吃饭时，父亲心情沉重地对他说：“你要记住，你小时候是生活在一个战争的年代，是给外国军队占领的年代。”虽然那时候王蒙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但我想父亲的这一段沉重的告白，在这个少年心里，一定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否则，在小学的课堂上，他就不会也不敢跟着老师和同学们起哄，一起去反对老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听的鼓吹“中日满亲善”的修身课。也正因为如此，在他考入中学的这一年，日本投降，才使他“兴奋若狂”。事隔半个世纪，王蒙回忆说：“因为我虽年幼，仍和其他儿童一样，具有反日的民族自尊心理。”这种心理，对一个“儿童”来说，如其说是来自一种民族意识的传承，不如说是来自环境和父辈的直接影响。从一个留学日本，学习东洋文明（西洋文明的变种）的留学生，到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亡国奴，要子孙后代牢记亡国之恨，历史在王蒙的父亲这一代人身上再一次上演了一场“老师打学生”的恶劣而无耻的悲剧，也再一次给了王蒙这一代人以民族的自立和自强的惨痛而深刻的历史警示。我们虽然不能设想少年王蒙在当时对这一切都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但他后来却异其父之道而行之，跳出了父亲深陷其中的历史和文化的怪圈，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这是否就是今人所说的一种“审父意识”在王蒙身上所显示的一个历史的必然结果呢？
四
与世界上很多保存着深刻的乡土记忆，并以自己故乡的人、事为写作蓝本的作家不同，王蒙对自己的故乡，大到沧州，小到南皮，其实是没有什么印象的，似乎也不是那么的充满感情和无比眷恋。这当然主要是因为他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十分短暂，而且是在童蒙未开的时候，还没有建立起经验和感情上的联系有关。他说他在出生后回过南皮，但三年后的“七·七”事变爆发，为“避难”，举家迁入北平，从此就脱离了祖籍之地。虽然王蒙在迁家北平之后，小时候在家里还能说一点沧州话，算是与家乡还保持了最后一点文化上的联系，但一到学校，他就不能不放弃这仅有的一点话语权，改说老师和同学都听惯了的北京话。
我不知道这样的迁居，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是幸耶不幸。在一个城市化还不够充分的农业国度，从乡村迁居都市，应当是生存环境和生存质量的一种提升，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迁居并非正常意义上由乡到城的乔迁，而是为避战乱不得已而为之的逃离。王蒙说他至今还依稀记得当年坐马车逃难，夜宿旅店，听到牲口吃草声音时的情形。那情形留给王蒙的，自然不是睡在自家的炕上听牲口棚里牲口吃草所有的那份踏实和温馨，而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在逃难途中所经验的那种莫名的刺激和亢奋。王蒙就是在京郊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后，带着这种莫名的刺激和亢奋，从此离开了本不是他的出生地的故乡，也从此脱离了本应是他的文学故乡的祖居之地。
也许是从小就没有领受过乡亲乡情的呵护，也没有经受过乡风民俗的浸染和民间文化的熏陶，王蒙的创作始终与故家和乡土无缘，只是在成年以后流落到新疆生活了十六年，才在万里之外的西域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故乡，这第二故乡的景物人事也因此而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源泉和滋养。
说王蒙与故家和乡土联系淡薄，在童年时代没有受过多少乡风民俗的浸染和民间文化的熏陶，并不意味着在王蒙的人生经验和知识构成中，就没有民间文化传统和比这个传统更大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影响。王蒙接受这种影响，自有他独特的来源和渠道。这个来源便是他的姨母对他的文学启蒙，这个渠道便是他在一个民间图书馆的文学阅读。
王蒙的姨母董芝兰。十九岁守寡，大部分时间与王蒙一家在一起生活。王蒙说她“一生孤苦伶仃，喜读闲书，智商不低，是我的启蒙文学老师”。她不但有比较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能背诵很多古典诗词、格言警句，毛笔字写得不错，喜欢读带有一点传统意味的流行小说，如张恨水、耿小的、刘云若的言情小说，郑证因、宫白羽、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而且也受过“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对冰心、庐隐、巴金、鲁迅这些现代作家，都极表尊敬。王蒙从他的二姨那儿所接受的影响和熏陶，虽然主要是传统的和民间的，但二姨在辅导他的作文时，也教他使用一些新文学的语句，如“潺潺的流水”、“皎洁的明月”、“肃杀的秋风”、“倾盆的大雨”，和诸如“啊，风啊，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黑暗吹散吧！”之类的表达方法。常常受到老师的激赏。
在王蒙以自己的家族生活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有许多章节写到了少年倪藻和他的姨母之间的关系，这位在小说中被称作周姜氏的姨母静珍，“十八岁结婚，十九岁守寡”，虽然有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癖好和古怪的个性，但却给了少年倪藻以无穷的呵护和关爱，是少年倪藻的亲人，也是他在人生和文学上的启蒙教师。就是这位刁钻古怪而又可亲可敬的姨母，不但通过讲述诸如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以及其他许多有名无名的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向少年倪藻传递了丰富的传统文化道德和知识信息，而且还通过背诵千家诗、唐诗和《红楼梦》中的古典诗词，以及胡适、俞平伯、刘大白、徐志摩等的新诗和冰心的散文诗作品，给了少年倪藻以丰富的文学营养，也培养了他对文学的最初的感悟能力和审美兴趣。尤其是这位姨母所熟悉的家乡的风俗习尚、景物人事和童谣民谚，更给生长在都市的少年倪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同时也得以抚慰他对家乡在精神和情感上与生俱来的种种天然的饥渴。
王蒙从小就喜爱读书。在他的记忆中，小学二年级后半学期，为了作文课的需要，他买了一本《模范作文读本》，其中关于月亮、关于春天、关于母爱的描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描写，不但词句优美、感情真挚、景色奇丽，令人“沉醉入迷”，而且也引发了少年王蒙的许多遐想，此后，便常有一些人生问题过早地萦绕在他的脑际。随着学龄的增长，他又热衷于背诵《唐诗三百首》，背诵《孝经》、《大学》、《苏辛词》、《花间词》，甚至新文学作家冰心与巴金，还有鲁迅的《野草》等作品。“汉语的平仄四声，抑扬顿挫，句势的罗列反复，论述的大而无当，文字的美轮美奂却无定解，都使阅读与背诵，变得如此快乐迷人控制人，如歌咏如唱赞美诗，如颂咒语如祈祷上苍。”——王蒙后来回忆说。
在这期间，少年王蒙还做了一件他当时认定是“极风雅极有味道”的事情，就是照着《芥子园画谱》画起画来，还为他自己画的一匹“与老鼠无异”的马题了一首诗。诗曰：“千里追风谁能匹，长途跋涉不觉劳，只因伯乐无从觅，化做神龙上九霄。”这自然不是一首好诗，但出自一位十岁少年之手，亦颇为难得。而且，诗中所用的一个典故，当出自明人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初版名《古今小说》）一书。该书第五卷收了一则“穷马周遭际卖媪”的故事。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山东博州有一个名叫马周的书生，“自幼精通书史，广有学问；志气谋略，件件过人。只为孤贫无援，没有人荐拔他。分明是一条神龙困于泥淖之中，飞腾不得。”后来蒙博州刺史赏识，聘为本州助教。又因好饮无度，屡遭刺史责辱，只好挂冠而去，到当时的都城长安去谋出路。在途中经人介绍，寄住于长安一个靠卖（即蒸饼）为生的寡妇王媪家。经王媪推荐，做了中郎将常何府上的“家客”。适逢太宗皇帝为天旱事召臣下进言，马周为常何起草了二十条意见，得到太宗赏识，拜为监察御史，与王媪结为夫妻。三年后，迁吏部尚书，尔后“终身富贵，与王媪偕老”。那卖蒸饼的王媪在见到马周之前，“隔夜得一异梦，梦见一匹白马，自东而来，到他店中，把粉一口吃尽。自己执箠赶逐，不觉腾上马背。那马化为火龙，冲天而去。”十岁的王蒙当然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如果真有“后眼”的话，这首他称为“酸溜溜”的题画诗，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谶语，不意间竟预告了他自己后来的人生道路。
在王蒙少年时代的课外阅读生涯中，较为集中且影响深远的，是他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叫做“民众教育馆”的民间机构的读书经历。关于在这里的读书活动，王蒙后来回忆说：这个图书室很小，但对他来说，却是一个吸引力很大的地方，一有空，他就到那儿去看书，一去就坐到闭馆时分。“最初，吸引我的是一批武侠小说，《小五义》、《大宋八义》、《七剑十三侠》等。我还借阅过《少林十二式》、《八段锦》、《太极拳式图解》等讲练功的书，也照书练了一阵子，但收效甚微。渐渐地，冰心、沈从文、丁玲的书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我越来越热爱文学了。”“我也在那里读了鲁迅、冰心、巴金、老舍。……我喜欢鲁迅的《祝福》和《故乡》，我更喜欢他的《风筝》与《好的故事》。我从一开始就感到了鲁迅的深沉与重压，凝练与悲情。我知道读鲁迅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读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看不懂。但我喜欢她的《水》，我觉得《水》在号召反抗，合我的心。”“最主要的是我在民众教育馆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对于社会的关注与忧思，对于阶级社会的不义的愤慨，‘左倾’（虽然雨果时期还没有当今的‘左’与‘右’的分野）意识，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此外，这期间，他在家里还读过曹禺的剧本《北京人》，其后又读过他的《日出》，读了《木偶奇遇记》与《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与《格林童话集》，以及“一本印刷精美的插图本《世界名人小传》，里边介绍了牛顿、居里夫人、狄更斯等人的事迹，这样的书对于我的立志有所成就，是起了作用的。”此后，则是初中阶段在北京图书馆的读书活动了。这期间王蒙的阅读兴趣，已经完全转移到中国和国外的新文学作品上面了，如鲁迅的杂文，巴金、许地山的小说，朱自清的散文，刘大白、胡适的新诗，以及一批世界文学名著，尤其是苏联的一些革命文学作品，如《士敏土》和《铁流》等。“在北图借阅的这段读书生活，对我一生的道路有着怎样的影响，在当时连自己也未曾想到。”——半个世纪后，王蒙如此感慨地说。
五
在王蒙的童年生活中，除了读书和在学校的常规学习（还是读书），似乎就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可记。尤其是游戏这项对一个人的童年来说的头等大事，在王蒙的童年生活中，似乎付之阙如，至少是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
而在现实生活中，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先生对体育锻炼的格外重视，似乎就包含有重视儿童的游戏活动的成分在内。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王蒙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塑造的文学人物倪吾诚，就不难明白，在作者的心目中，父亲是重视自己童年时代的游戏活动的。小说中的倪吾诚对倪藻的只知读书、没有游戏的童年深感痛心疾首。“一个文明的国家应该有一种一切为了儿童的观念。在完全没有这种观念的国家生存的儿童是非常寂寞的啊！”由此，他想到了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名言：“怎么救？就要把整个的世界交给孩子，还给孩子。世界本来就是属于你们的。”
倪吾诚对倪藻的这一番痛心疾首、慷慨激昂，然而又不知就里、莫测高深的说教，自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王蒙因没有游戏而可能寂寞的童年问题。但就王蒙而言，即便有这种“寂寞”，他似乎也未因此而感到人生的痛苦和对人类的未来失去信心和希望。恰恰相反，除了像小说中的倪藻那样，王蒙也“开始把自己的幼小的却是饱满的精力和幻想投向读书”，以读书代游戏，就是更加努力地学好在学校要学的每一门功课，他因此而各门功课成绩优异，包括枯燥的数学、几何，都令他如醉如痴，十分着迷。“从二年级，我次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深得老师“激赏”，尤其是小学二年级的一位名叫华霞菱的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更因欣赏王蒙的造句、作文的才能，而对他不无偏爱，成为他最佩服也最为敬重的一位学习和品德方面的启蒙老师。无论是学做功课还是学习做人，华老师对他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循循善诱，讲究方法。一次，他上“写字”课时忘了带老师规定的笔、墨、纸，要罚站壁角，一个同他一样犯错的瘦小而贫苦的女同学站起来，表示自己愿意受罚，说王蒙是好学生，不必受罚，王蒙当场高呼“同意！”事后，华老师把他叫到宿舍，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这种行为，使他受到了平生“第一次最深刻的品德教育”。又一次，他考试“作弊”，华老师虽然没有在班上公布他的这种不良行为，但取消了他的成绩，同时又找他个别谈话，让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从华老师那儿所得的知识和人格上的启蒙，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事情积累起来的，而不是倪吾诚式的“救救孩子”、“一切为了儿童”之类的高谈阔论。王蒙一辈子痛恨说大话和空话的奢谈家，不相信一切形式的大话和空话，尤其是在这种大话和空话的掩盖下的混乱和无知，更为他所深恶痛绝。这应当与他当年从类似于华老师这样的启蒙老师那儿所接受的启蒙教育的方式有关。
尽管王蒙把一个孩子对于游戏的兴趣和爱好，都悉数转移到学习和读书上了，但因为学习和读书毕竟是一种带有受动性质（接受教育）的行为，无法像游戏那样真正使一个儿童自由而活泼的天性得到现实的满足。这种不满足很容易在下意识深处转变成另一种心理能量，即对一切受约束、受拘禁和被压抑、被灭亡，乃至一切生的欲望和灵的渴求得不到满足的事物，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感应和共鸣。于是，蚕吃桑叶，又快又多，吐丝时节，扬头摆尾，他会觉得它们的生命过于劳累、过于“紧张”；由蚕变蛹，由蛹成蛾，又觉得它们“是把生命收缩起来了”，“根本不考虑维持生命”，“匆匆地结束了一个轮回”，又令他“痛惜”，令他“难过”。甚至四时的更迭、生命的更替这些纯粹的自然过程，也会引起他的许多无端愁绪和感慨。所以春天的繁花盛开，在使他“惊叹”的同时也使他觉得“匆迫”，“常常觉得这盛开的繁花是凋零的预兆”；夏天则“心疼”那些被捉住的蜻蜓和黄昏的蝙蝠、夜间的萤火虫，因为它们“扑着翅膀却飞不出去”，因为它们“寂寞”，它们“不出声”，“它们的生涯太缺乏乐趣”。
因这种“感伤”或“伤感”而收获的多愁善感，一方面固然给从小缺少游戏的快乐和家庭的温暖的王蒙，带来了许多心灵的慰藉和感情的补偿，另一方面也培养和训练了王蒙对于自然景物和世间人事最初的艺术敏感。
在所有对外部世界的这些感受中，王蒙从小对声音就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他曾经无数次谈到过小时候听算命瞎子吹奏的笛声所得的感受：“寒冷的冬夜，萧瑟的生活，一声无依无靠的笛子，呜咽抖颤，如泣如诉，表达着人生的艰难困苦、孤独凄清，轻回低转，听之泪下。”他甚至把这种感受看做是他平生所上的“第一节音乐课”。他也喜欢听下雨的声音：“小雨声使我感觉温柔静穆和平，而又缠绵弥漫无尽。中雨声使我感到活泼跳荡滋润，似乎这声音能带来某种新的转机，新的希望。大雨声使我壮怀激烈，威严和恐怖呼唤着豪情。而突然的风声能使我的心一下子抽紧在一起，风声雨声混在一起能使我沉浸于忧思中而又跃跃欲试。”其它如胡同里小贩的叫卖声，春天卖小金鱼的，夏天卖凉粉的，秋天卖老玉米的，冬天卖水萝卜的，“都吆喝得有滋有味”。甚至除夕夜迎接诸神下界，他于朦朦胧胧、影影幢幢的夜空中，仿佛也听到了“神祇的庄严的声音”。
因为具有这样的一颗敏于感受的心灵，所以，少年王蒙在许多方面的行事作为，也就常常不拘一格，不遵常规，喜欢突发奇想、标新立异。小学二年级，第一次学造句，他就用老师给的“因为”一词，造了一个二十六个字的长句：“下学以后，看到妹妹正在浇花呢，我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就不懒惰”——深得老师的“激赏”。雨中，积水上冒出一个又一个半圆形的小泡儿，“似水晶，非琉璃，又非玻璃，霎时间了无形迹”——姨母教给他的这个有关“小水泡儿”的谜语，让他“好奇”，让他“沉醉”，也唤起了他无穷的想象和联想。小学三年级的一次作文，题目是《假使》，他竟作了一首新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假使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富人吃掉……”他“崇拜一切交通工具，崇拜一切自己能动而且能负载着人运动的东西”。小时候，他因为在“劳作”课上造不出一只纸扎的小船而“急出了眼泪”。这样的遗憾竟激发了他的想象，让他通过一种虚构的事实和经验，获得了一种精神的补偿和满足。他想象后来似乎有一位长辈送给他一艘高级玩具船，船身是金属做的，漆着彩漆，用火柴点燃“发动机”，船就可以航行。但这艘船在水盆中航行的历史，却不过持续了五秒钟，就因机器坏了而成了一条“死船”——儿时的这一次哥伦布式的或麦哲伦式的“伟大航行的悲哀的故事”，留在他的记忆里，究竟是“实有其事、还是出自自己的虚构”，他现在已经分不清楚。——虽然对这段儿时“记忆”的虚构，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作者业已成为一个以虚构为职业的小说家之后，但在他的潜意识深处，当时无疑也萌发了这种想象性满足的企望与渴求。我相信，正是类似这种企望与渴求所激发的想象与幻想，给少年王蒙带来了在现实生活中，因缺少游戏的快乐和家庭的温暖而造成的单调与匮乏，使他获得了一种意外的陶醉和满足。这种陶醉和满足，也许就使这种通过想象和幻想虚构经验和事实的习惯，逐渐取代了一个少年的“诚实”而“单纯”的品质，成为一种极具创造活力的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的进一步生长发育，离一个作家的艺术创造，我想，大约也就没有太大的距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