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要见梁康蒙医生，在你们医院里，我只信任他。
他以前偷偷来找的就是梁康蒙。他们很谈得来，几乎成了朋友。梁康蒙不认为他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他说，你自知力良好，并且求治心切，这不是精神病人的症状，当媒体在宣传这个时代很多人的精神出了问题时，很多人便都以为自己得了精神病，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病或集体病。他接着说，即使你患有精神病，我也不建议你住院吃药，既然是人们的生活出了问题，那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本身，比如河水被污染，你把鱼捞出来清理它体内的毒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终究还是要把它放回去，这样，它马上会被重新感染。药物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护士说，好啦好啦，我一定会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
他皱了皱眉说，别用这种跟小孩子说话的口气跟我说话，告诉你，我没疯！
护士笑了起来。那种笑容，在他看来，也是讳莫如深或正中下怀的，仿佛他刚才的那些话，正好印证了他们的诊断，或者，又可以让他们给他一个新的病名。不知怎么的，他在念叨“病名”这个词的时候，他的意识中却是“罪名”。或许，在有的人看来，它们也的确相去不远，比如有人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一直想不通，孤独怎么可耻呢？难道在他们看来，孤独或不合群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比如他们说，容易被小事激动也是精神病患者的典型症状，那么究竟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它们到底由谁说了算？他们大概是想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把每个人都修理成同一个模样吧？
因此他迫切地想见到梁医生，想跟他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也许，只有他才理解他。
那段时间，和梁医生交谈几次后，他心情轻松多了。并且在梁医生的指导下作了一些心理调试，效果很好。他和梁康蒙几乎成了朋友。至少，他在心里是把梁康蒙当朋友的。可精神病院也跟外面一样尔虞我诈。从梁医生的话中听出，他在这里并不开心。
他怀疑护士没把他的话当话，根本没把他的要求反映上去。在她们眼里，他是一个精神病人，谁会把精神病人的话当真呢？
他又喊了起来。
这次，终于来了人。是涂医生。涂医生说，梁医生休假去了。
他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涂医生注视了他一会儿，说，梁医生会回来的，等他回来了，你一定会见到他。
他安静下来。他像一个病人那样安静了下来。在别人眼里，他肯定是这样的。忽然意识到这一点，他很害怕。他想再用吵闹和喊叫来表示他的反抗，但那样，他们会再次把他送到强制病房，进行捆绑、电击和注射。
他想，我还是装糊涂吧，就像他在单位上那样。此刻谭霞成一定在为他奔走，会尽快救他出去的。
虽然他在单位上尽量远离权力斗争的漩涡，可还是不知不觉被卷到了中心。都是靠笔杆子吃饭，在领导眼里，他和主任都不过是一支蘸了墨水的笔，这样，他和主任之间就存在比较关系，有比较关系就会成为竞争对手。即使他不想竞争，可主任会感到来自他这边的压力。他工作越努力，处境越危险。
那次，他出差刚回来，由于不习惯空调（大概，这也会成为他不合群或性格孤僻的证据），感冒了。咳嗽和流鼻涕。后来头也痛起来了。那天中午，主任在沙发上睡着了，办公室其他几个人逛街去了。这段时间，由于在准备会议材料，主任也很辛苦，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眼睛熬出了血丝。他上了一下网，发了几封电子邮件。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想提前回家休息，看主任睡得那么熟，又不忍心叫醒，便悄悄收拾好桌子，走出门，又悄悄把门带上。已是下午三点，大楼里还静悄悄的。相对来说，下午上班，大家的时间观念不是那么强。回到家里，他取消了手机铃声就睡了。他怕刚睡着别人打电话来。晚上他也要开夜车赶写材料。一觉睡了两小时。醒来后，快五点了，女儿还没放学，谭霞成也快下班了。他洗了把脸，感觉舒服了很多。喝开水时，从公文包里拿出手机，见上面有两个未接电话和一条未读短信。他心内忐忑，摁键一看，两个未接电话都是办公室的。短信是主任发来的，写的是：禹漱敏，我对你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现很不满意，从明天起，你不要来上班了，有情况你和局长解释。他脑袋嗡了一声。他不知道主任是否有权力叫他别上班。不过他还是发了个短信如实地解释了一下。主任没回他的短信。
那天晚上，他很久没有睡着，翻来覆去地想明天怎么跟局长解释。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尤其和领导面对面时，更是心慌气短。他写材料到半夜才睡，睡下不久又忙从床上爬起来。谭霞成问他干什么，他撒谎说，材料上还有个地方要补充一下。他把衣服紧了紧，在记事本上匆匆写下了这么几点作为明天谈话时的备忘：一，如实解释这次事件；二，刚调到这个科室时主任对他的提防和试探（现在，他必须谈到这点）；三，一年多来，在工作上自觉问心无愧：四，主任没有不要他上班的权力；五，既然主任提出不要他上班，他也恳求局长给他换一个岗位，不管干什么都行。
一到单位，他就去找局长。不用说，主任昨天已跟局长汇报过了。至于是怎么汇报的他也管不着。但一在局长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来，他又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那张纸条就在上衣口袋里，进局长办公室之前他还掏出来看了几眼，可现在，他忽然都忘记了。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坐在那里憋了老半天，只说了一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事前明明觉得自己是有理的，被冤屈的，可一到局长面前，他又不自信了。他的腰往下弯，声音也低了下去。先前准备好的台词，一个字也说不出口。他很自责，局长对他那么好，可他老是给他添乱。或许，正是因为局长对他太好了，他才这样吧。他不是一个软骨头的人，可局长一对他好，他的骨头就软了，骨头一软，就显得自己理亏了。原先，他也跟一些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中国人没有原罪意识，但有一次在填年终考核表时，他忽然意识到中国人也是有原罪意识的。那样的表每年都要填，内容大同小异，“本年度本人政治思想好，坚决……积极……”先是自我鉴定，再是组织意见。从小学到大学，从毕业到退休，每次填都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其实谁也不把它当真，可谁也马虎不得，大概，这就是中国人的原罪吧。
局长肯定也认为是他理亏，宽容地说道，一个单位，没有良好的纪律是不行的，要团结，上下一条心，才能办好事。即使有矛盾，也可以互相沟通，消除矛盾和误会。和人沟通也很重要。你在这方面似乎做得不够。
他不想点头，可他还是点了头。或许是这样的。他不太会和别人沟通。有一次，主任就说他们交流太少。主任说，交流就是交心。可他讨厌这个恶俗的词。他把自己的心看管得太紧了，并不肯轻易地交出去。
局长继续说，你们之间的矛盾，我也知道一些，但凡事要先检查自己，对不对？你们年轻人，大多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毛病，要不要自我？要，但也要学会关心别人，有时候，作为下属，办公室的一些杂事，可抢着多干一些，比如擦地板啊，烧开水啊，来了客人倒杯茶水啊什么的。再比如，对方工作忙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问问他是不是要帮忙，诸如此类，等等。
他想争辩一下，比如，办公室的杂事他早就抢着干了，只是从没跟局长汇报过。至于局长的另一个建议，他不敢苟同，主任对他本来就有戒心，如果他这样问，不就印证了主任的想法吗？主任肯定会认为他是在窥伺他的权力和职位。
局长仿佛知道他的想法，接着说，当然，他不一定要，但你这样一问，人家就知道你也关心他，关系不就得到改善了吗？
他只好继续点头。
他想，幸亏他没把要求换岗位的事情提出来，不然，局长肯定会生气的。现在单位正在筹备开大会，你还在捣乱，这不是想拆局长的台吗？想到这里，他汗都出来了。
局长说，就这样吧，你去上班，以后注意点，我等会儿再跟你们主任交代一下。
他回到办公室，主任正在桌前写着什么。其他同事有的来了，有的还没来。他又把昨天的事情跟主任解释了一下。主任仿佛没长耳朵，理都没理他。他的火气忽然蹿上来了，说，你是一定要我离开这里了？主任说，你走嘛。他说，走就走。
主任说，走之前办一下移交。
主任说，我白养了你。
主任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还把我这个主任放在眼里吗？
本来，他是要马上冲出办公室的。但他最终还是坐了下来。主任那些荒谬绝伦的指责反倒让他镇静了。他想，我凭什么要走？我偏偏不走，气死你。既然局长叫我在这里，我就在这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说不定，他冲出办公室，正中主任下怀，他又可以到局长那里去告他的状。他打定主意，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主任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想好了，从现在起，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他必须和主任有言语往来之外（他毕竟是下属，毕竟还有工作任务），其他时候，他坚决不理他。反正主任经常到局长那里告他的状，那就让他告下去好了，他不怕。相比之下，他甚至还有某种优越感，就好像他们在决斗，主任的子弹已经打完了，他枪膛里还是满满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主任已经方寸大乱，说话都语无伦次了，比如，主任是老板还是家长，凭什么说他养他？他不是打工仔是公务员，就是打工仔现在也有劳动法保护，凭什么不让他上班？为什么他一定要跟主任交流思想？有时候，思想是不能交流也是没办法交流的。
他和主任之间的冷战就这样开始了。不，其实根本不是战。他从来没有战的意思。他只是不想跟主任说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仅此而已。如果主任是小人，他就是君子，如果主任一定要说自己是君子，那他就做小人，总行了吧？他马上尝到了不说话的快乐。以前主任老在他耳边唠唠叨叨的，不是说这个人不好，就是说那个人不行。或故意拿出一篇刚得到领导首肯的材料叫他过目，或摇头晃脑从电脑上念一段他儿子的作文，问他写得好不好。现在好了，耳根清净，心情舒畅。他感到从窗子边擦过去的太阳暖烘烘的，甚至连院子里的花香也闻到了。
主任想冷落他，是很容易的。他会把办公室变成临时会场。或瞒着他安排饭局。主任嘀嘀咕咕打完电话，办公室里的其他人用异样的目光望了他一眼，然后一个个心怀鬼胎鱼贯而出。他知道他们到外面吃饭去了，单位上有个小金库，有时候会到外面去吃吃饭唱唱歌，或到什么地方旅游一次。还可以报销一点的士费或买个照相机录音笔什么的。那些东西他从来没拿来用过。他不喜欢用公家的东西。大家都用的东西容易坏，如果坏在他手里怎么办？没必要占那个便宜。吃饭什么的他更无所谓。主任还会用小金库里的钱给大家发点劳务费，逢年过节发点福利。每次发那么一点小钱的时候，主任的神态好像在施舍。现在，主任即使偷偷发给别人不发给他，他也不在乎。
至于合不合群，他不怕。孤独和不合群，都是旁观的产物。子非鱼，怎知鱼之乐？怎知鱼不乐？倒是他心太软，有时候那么固执强硬，事后又自问是不是过分。他甚至只有故意强调或反复记起所受的屈辱，才能让自己坚持下去。
有一次，一篇报告必须经主任过目签字才能呈给局长。他早已把报告写好，但装出不急不缓的样子，并流露出直接送呈局长的意思。他看到，主任果真局促不安起来了。如果他这样做，那真是对主任极大的蔑视了。当然他没有那么做。因为他根本不想斗什么。他只是要故意折磨一下权力欲强的主任。等把主任的胃口吊得差不多了，他才把报告递上去。
他惊讶地发现，主任眼睛里竟流露出感激的神情。忽然间，他觉得主任很可怜。
但他强迫自己在心里重温那天所受的侮辱，才没因心软失去原则。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他，永远也不会跟主任这样的人在一起蝇营狗苟。不能否认，有时候主任会表示出和解的意思，露出了假惺惺的神气。但他不肯买账。那不过是主任因自己的权力之绳快缚不到他，便想把他拉近一些罢了。
他说，他很庆幸跟主任吵了这么一架。如果不吵这一架，他跟主任的关系还是那么不明不白。现在好了，泾渭分明，一刀两断，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