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秋天，我不仅又输光了所有的钱，而且厌倦了不再胜券稳操的股市游戏，决定离开纽约，到别的地方换个行当做做。从14岁起，我就买卖股票。15岁时，赚了第1个1000美元；21岁前，赚了第1个1万美元，可是两天后又赔得无影无踪。几年后，我又回到当初的起点。不，糟糕的是，我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虽然它不如赔钱那样令我心烦意乱。
1906年的春天，我在亚特兰大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我只想离开市场，换个环境好好休息一下。我顺路去见了我的第一个经纪人——哈丁兄弟公司，我交易活跌，我能买卖三四千股，虽然并不比我二十岁时在大都会公司里的交易量大。但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里买卖股票和在对赌行里做按金交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你可能还记得我讲过的那个小故事，就是我在大都会公司抛空3500股制糖公司的股票，预感有什么不对劲并决定立即平仓的那次。怎么说呢，我时常会有那种奇怪的感觉，它使我受益匪浅。但有时候，我又对自己说只凭一时的盲目冲动就反转头寸是愚蠢的。因而又嘲笑自己的想法。我把我的这种感觉归结为抽多了雪茄睡眠不足、肝脏不好等等原因，当我说服自己克服冲动，坚持初衷时，我又总是有后悔的理由。很多次我都克制住预感并没有脱手，可是到了第三天，又准会大跌。磕磕碰碰中，我懂得了赚钱并不一定要非常明智，非常有逻辑性。至于理由，很显然是心理上的。
我只想讲一件小事，让你看看它对我起了什么作用。事情发生于1906年春在亚特兰大的那个短假期间。与我同行的朋友也是哈丁兄弟公司客户。那时我假期很愉快，对市场一点兴趣也没有。要知道，除非市场异常活跃，而我又有很大的头寸，我总能停止交易，跑去娱乐，我记得当时正是牛市。虽然股市有所下跌，但有迹象表明还会上涨，因而大家也很有信心。
一天早上，我们吃过早饭，读完了纽约所有的早报，对观赏海鸥将蚌叼起、飞到20英尺高又把它扔在坚硬的湿沙地上以美餐一顿的过程已感到厌味了，就出发去波德沃克散步，这可是白天最有意思的事了。
那时还不到中午，我们缓缓地闲逛着，呼吸着带咸味的空气，无聊地打发着时间。哈丁兄弟公司在波德沃克有个办事处，我们每天早上都会顺路去看着开盘。这其实只是习惯而已，因为我实在没有别的事可做。
我们发现行情走强而且交投活跃。我的朋友对市场非常乐观，持着半仓随几个点的盈利。然后开始向我解释，继续持仓是多么多么明智的一件事。我并没有太集中精力听他讲话，也懒得与他争论。我浏览了一下报价板，看看有何变更，结果发现除了太平洋联合集团以外，其余的都上涨了。我感觉我应该做空它，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只是有这种感觉。我问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我找不到答案。
我盯着板上的最新价位，但因为那件事的缘故，直到眼前一片模糊，我满脑子只想着要抛空太平洋联合集团，虽然对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说不明白。
我看上去一定挺怪的，因为站在旁边的朋友，忽然撞了我一下说，“嗨，怎么了？”
“不知道。”我只能这么回答。
“想睡觉？”
“不”，我说，“不想睡觉，我只想抛空那股票。”我凭预感时总能赚钱。
我径直走向一张桌子，那儿有空白的订单，我的朋友紧跟着我。我拿了张订单，马下抛出1000股太平洋联合集团，然后交给了经理。经理本来一直保持微笑，可他一读完订单，就立即收回了笑容。他盯着我问：
“这对吗？”我一言不发，也盯着他。接着，他立刻塞给了操作员。
“你要做什么？”我的朋友问。
“我要做空头。”我回答说。
“什么？”他大叫起来。如果他是多头，我怎么能做空头？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1000股太平洋联合。”我说。
“为什么？”他非常激动。
我摇摇头，表示我说不上原因。而他肯定是以为我得到了什么内幕消息，他抓着我的胳膊就把我拖到大厅外，在那儿没人注意我们，股民们也听不到我们说些什么。
“你听说什么了？”他问。
他十分激动，他手上有一些太平洋联合的股票，他对其盈余和前景很有信心，但他乐意接受其利淡的消息。
“什么也没有！”我说。
“没有？”他显然很怀疑。
“我什么也没听说。”
“那你干吗在这时做空！”
“我不知道。”我说的的确是事实。
“哦，得了，拉里。”他说。
他知道我的习惯是有依据的才做交易，而现在我抛了1000股太平洋联合。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我只觉得要出事。”
“出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没法跟你解释，我只知道我必须做空，而且我还要再抛1000。”
我又回到那桌子前抛出了1000，如果抛空第一个1000股是正确的话，我就应该再抛一些。
“到底会出什么事？”我的朋友坚持不懈地问，他开始犹豫是不是要跟我一起干了。如果我告诉他我听说太平洋联合要下跌，他就不会问是谁说的，以及为什么之类的傻问题，而将其立即脱手。这时，他却接着问“会出什么事？”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我可不敢保证到底会发生什么，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我又不是预言家。”我这样告诉他。
“那你就是疯了，”他说，“疯得还挺厉害，一点理由没有就抛出，你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抛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抛。”我说，“我就是要抛。”形势很紧急，我又抛了1000。我的朋友这下可受不了了，他抓住我的胳膊说，“行了，走吧，别再抛了。”
我已抛出了许多，感觉满意了，因而也就没等最后两千股的成交报告就跟着他走了。那时我觉得再好的理由也不会改变我的看法，我觉得抛出那只股票是最佳选择。虽然这种选择的确找不到什么好理由，尤其是整个股市行情看好，没人看到熊市的迹象时，就更为如此，但每次我有抛空的冲动却没抛时，总会有后悔的理由。
我曾把类似的故事讲给一些朋友听，而他们中有些人告诉我那并非预感而是一种下意识的思维，也就是工作中的所谓创造性思维。正是这种思维使得艺术家会做些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想出来的事。对于我，也许是受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的强烈合力作用，也许我朋友那种不明智的信心反而激起我相反的情绪，并选择了太平洋联合来发泄，只因为它是只明星。我无法告诉你那种预感的原因或动机到底是什么，我只知道当我走出哈丁兄弟的亚特兰大办事处时，我抛出了3000股太平洋联合，而且是在上扬的股市上抛出的，但我一点也不担心。我想知道最后2000股的成交价，因而吃过午饭，我们又去了那办事处，我很高兴地看到整个股票行情很好，太平洋联合上涨了。
“我看你完了。”我朋友说，你可以想象他由于一点儿没抛而高兴成什么样。
第二天整个股市还在继续上涨，除了我朋友兴奋之词我一无所获，但我始终认为我抛得很对，而且当我觉得自己做对了时总是很有耐心，这是种什么感觉？下午太平洋联合不再上涨，那天收盘前，开始下跌，很快跌至我抛出的3000股的平均线以下，我更加觉得我是正确的，因而又抛了不少，到收市前，我又抛出了2000股。
也就是说，凭着种预感，我抛空了5000股太平洋联合，我用光了我在哈丁兄弟办事处的所有保证金。在度假中，我无法承受这么多头寸，因而我放弃了度假，当晚就回到了纽约，说不准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对于纽约我熟悉得多，行动也会快些。
第二天我们听说旧金山地震了，很严重，但股市开盘只跌了几个点，多头仍很强大，而公众也从不会对新闻独立地作出反应，这你随时可见。若有牢固的牛市基础，这些消息也不会起到相应的作用，这时就得全凭感觉了。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没有评估地震对市场的影响，因为它并不希望跌，那天结束前，价格又有所上涨。
我抛出了500股，升势有所减弱，我相信预感，但我的财富却没增加，连浮动利润都没有。那个和我同去亚特兰大的朋友对于我抛空喜忧参半。
他告诉我：“是有预感的，伙计，但是，当高手们与资本都在牛市那边时，抗衡是没用的，它们赢定了。”
“再给它一点时间。”我的意思是指价格，我不想掩饰，因为我知道形势严重，而太平洋联合的损失将最为惨重，但看到华尔街还如此盲目，实在让人气愤。
“给它时间？那你的皮将和其他熊皮一起在阳光下曝晒，直到干透。”他断然说道。
“那你怎么办？”我问他，“因为南太平洋和其他铁路线损失了几百万就去买太平洋联合？他们来年的分红从哪儿挣回来？你还不如说事态还没有描述得那么严重，但这可以成为买那些受严重打击的股票的理由吗？回答我呀！”
但我朋友只是说，“是的，听来还不错，但我告诉你，股市跟你可没什么共识，行情记录可不会说谎，不是吗？”
我说。它并不总能即时反映真相。
“听着，一个人在黑色星期五之前和吉姆·弗斯克谈了一会儿，说了不下10条黄金将要下跌的理由，他被自己的话所鼓舞，最后告诉弗斯克他要卖空几百万。吉姆·弗斯克瞧着他说，“去卖吧，去呀！马上卖掉然后别忘了请我参加你的葬礼。”
“说得对，”我说，“如果那家伙真的做了空头，看看他赚到了多少钱啊，你最好也抛出一些太平洋联合。”
“我才不呢！我是那种顺风行船的人，而我们这种人活得最快乐。”
第二天，有了更详尽的报道，股市开始下跌，但还不像预计的那样厉害。我觉得世界上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即将到了的暴跌，因而我又抛出了5000股。哦，那时多数人都明白了，而我的经纪人也反应过来了，这既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不是我所判断的那种股市情形。接下来的一天，股市开始暴跌，当然了，我要尽力抓住这次机会又抛了1万多股，就是唯一的选择。
我什么都不想，只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而且百分之百正确，这是天赐良机，就看我能否好好利用了。我继续抛出，难道我就没想一想抛出这么多，万一股市反弹，我的利润会被吞噬，甚至可能连老本全丢掉，天知道我当时想也没想，但就算我想了也不会给我造成什么负担，我可不是鲁莽的赌徒，其实我很谨慎，没人能对挽回地震造成的损失，对不对？谁也不会无偿地将倒塌的大厦一夜之间修复，是不是？
我不是盲目下注，我也不是疯狂的空头，我没被成功冲昏头脑，也不认为旧金山已从地图上完全消失，整个国家将变为大废品堆，真的，没有！我没处心积虑地等待恐慌，好了，总之第二天我平仓了，赚了25万美元，这是我有史以来赚得最多的一次，而且只是几天的工夫。刚开始的那两天，华尔街对地震置若罔闻，而且他们还会告诉你这是因为首批报道并不太严重的结果，但我倒认为还不如说是想改变公众对股市的观点需要太长时间，甚至职业交易商在很多方面都很迟钝，而且目光短浅。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幼稚的解释都没有，我只是告诉你我做了什么，为什么做，又得到了什么，我关心的倒不是那种神奇的预感，而是我赚了25万这个事实，这意味着只要有机会，我就可以做更大的头寸了。
那年夏天，我去了萨拉托加温泉，本来是想度假的，但我又总是留心股市，开始时，我也不太累，想想它也不觉得烦。后来，我在那儿认识的人都对股市有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讨论起来，我发现纸上谈兵和实际操作之间其实是有天壤之别。有些家伙喜欢班门弄斧。
哈丁兄弟公司在萨拉托加也有办事处，在那儿还有不少顾客，但真正的原因，我觉得倒是广告的作用，其实在偏远的地方建办事处本身就是个很好的广告，我总是顺路去逛逛，挤在人群里坐在边上看着。经理来自纽约办事处，是这个和蔼可亲的人，无论对朋友还是对陌生人都会伸出友谊之手——当然，一有机会就拉客户，那儿是小道消息的云集之处——赌马、股票、服务生——各种消息应有尽有。办事处的人都知道我对消息不感兴趣，因而经理也就从不走到我面前对我耳语，他刚从纽约得到最新消息。他只是递给我一张电报，说“这是他们发出的”，诸如此类。
当然我仍关注着股市，对我来说，看看报价板，是一种程序，我注意到我的老友——太平洋联合看来又上涨了，价钱还挺高，但看来有人在吸纳，我观察了两天，一直没买，通过观察，我确认有人在吸纳，那人并非小角色，有一定背景，而且挺懂行，我认为做得相当聪明。
一旦我确认了这一点，立即开始买进，价位是160左右，持续大手成交，我也继续买进，每笔500股，而我买得越多，市场越强，虽然没跳升，我还是很满意，我看不到任何股票不大幅度上涨的理由。
忽然经理走到我面前说，他们从纽约得到口信，当然是指电报，问我是不是在办事处，当得到肯定回答后，另一个人走过来说，让他在那儿等着，告诉他哈丁先生要和他通话。
我回答说我愿意等，然后又买了500多股太平洋联合，我想不出哈丁会对我说什么，我觉得可能不是生意上的事，因为我的保证金足够买进我想买的，很快经理又来告诉我，埃德·哈丁先生有个长途电话给我。
“你好，埃德。”我说。
但他却说，“你到底在捣什么鬼？你疯了吗？”
“你才疯了呢。”我说。
“你在干什么？”他问道。
“你什么意思？”
“就是买那些股票。”
“怎么了，我的保证金有问题吗？”
“不关保证金的事，你上当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为什么买进太平洋联合？”
“因为它在上扬。”我说。
“上扬！见鬼！你难道不明白是局内人想全甩给你吗？你是那种最容易受骗的人了，你还不如去赌马，输钱输得还有意思些，别让他们耍了你。”
“没人在耍我，”我告诉他，“我跟谁也没说起过。”
但他还继续说，“你别指望每次陷进股票，都会有奇迹救你，一有机会就赶快撤！”他说，“当大户都拼命抛出的时候还这样做多头，真是罪过。”
“行情记录上说他们在买进。”我还坚持着。
“拉里，你的订单过来时，我差点犯心脏病，看在麦克爱你的份儿上，别当傻瓜了，赶快撤吧！随时都可能破产的，我反正尽职了，再见。”然后他挂了电话。
埃德·哈丁是个聪明人，消息十分灵通，无私心而善良，算得上是真正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的职业可以让他听说不少事情，我之所以买进太平洋联合，能依循的不过是多年来对股票走势的研究，经验告诉我某种迹象总是伴随着大幅度上涨的。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我推断出行情记录之所以说股票正在被人吸纳，是由于局内人的操纵。也许埃德·哈丁的话给了我太深的印象，他想阻止我犯一个毁灭性的错误，无论他的脑子还是他的动机都没什么可怀疑的，因而我照他说的做了，虽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听他的意见。
我卖掉了所有的太平洋联合股票，当然了，不适合做多头的时候，就得做空头，否则，就太不明智了。因而我卖掉了持股后，又抛空了4000股，基本上以162抛出。
第二天，太平洋联合的董事宣布派发10％的红利。
开始，华尔街没人相信。这简直就像绝望的赌徒孤注一掷。各报纸一下对董事会议论纷纷，但华尔街的天才们却犹豫着要不要追进时，太平洋联合带巨量创了新高，一些场内交易商一个小时就赚了大钱。我后来还听说有一个愚蠢的造市商错买了股票，却赚了35万，第二个星期他卖了会员席位，去当农场主了。
我一听说那个空前的10％红利的消息，就意识到我没相信经验，却听信小道消息受到了什么惩罚，我仅仅由于某个朋友的无私和清醒，就相信他的疑虑，放弃自己的原则。
我一看到太平洋联合创下了新纪录，就告诉自己，“我不该抛的”。
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在哈丁办事处的保证金了，对于这一事实我既不高兴也不沮丧，很明显我正确地理解了行情记录，却像个傻子似的让埃德·哈丁动摇了自己的决定，谴责别人是没道理的，再说我也不能浪费时间，反正已经覆水难收了，我下单平仓空头。当时我从股市上买入4000股太平洋联合，股票大约是165左右，我因而损失了3点，我的经纪人在收盘以前以172和174买进了一些，我拿到报告时发现由于埃德善意的扰乱，我损失了4万美元，这一课上得还算便宜，对于一个没有勇气坚持自己初衷的人来说，这代价不算大。
我并不太烦恼，因为行情记录表明价格还会更创新高，这种走势很不寻常，而且董事会的行为也没什么先例，但这次我要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了，我平掉了4000股空头，决定按照行情记录的提示赚一笔，于是勇往直前，买进4000股，直至第二天清晨，然后我抛出，我不仅补偿了我损失的4万元，还赚了1.5万，要不是埃德·哈丁想替我省钱的话，我早赚了一大笔了。不过他还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一直坚信，正是这个教训使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交易商，这些人中总有些会让你想起敢干像对着一只黄狗一样对坏脾气的老板说话的胆大包天的职员，至少当他讲给你听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
还并不是说我需要学的是不听小道消息而是按自己的想法办事，是我找到了自信，终于摆脱了的交易旧方法，萨拉托加事件是我最后一次靠冒险、凭运气的经历。从那以后，我开始通盘考虑基本条件而不是只抓个股，我的努力使自己在艰难的投机学习中终于升级了，这实在是漫长而艰辛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