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不像上年纪之后那样干瘦枯槁，她身材高挑，瓜子形脸庞，一双眼睛又大又亮。我不止一次地听过镇上老人们回忆我母亲当年的漂亮样子，据说一九七三年秋天母亲从州卫校毕业到葫芦镇人民医院上班来的那天，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她从车站一下车，身后就尾顺了很多青年男子，一直跟进到镇人民医院的院子里。当天消息传开后，第二天很多机关年轻干部都找藉口来医院就诊，曾经一度造成医院拥堵。那年母亲二十四岁。母亲年轻时命运多舛，上卫校之前，她十七岁下乡当知青，在一个非常偏僻的苗乡里待过五年，当过一年大队保管员，做过两年赤脚医生，由于表现好，对农民阶级感情深厚，第五年时被公社保送到州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我们葫芦镇人民医院工作。
母亲上班半月后，还有葫芦镇年轻的干部们装病往医院跑。一月后的一天，我父亲谢正红进了镇医院就诊，他从部队探亲回家，路过葫芦镇时患了重感冒，住了三天院。那时镇医院只有两个医生，一个是我母亲，另一个是老院长，没有护士，老院长就是镇上人，他晚上不住医院里，这样母亲不仅是父亲的医生，还成了他护士加陪护人，不仅给他开药打针，晚上还给他端水盖被。因为那个年代，对于现役军人，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的。那年父亲二十二岁，是北京军区某部队的一个排长。据母亲后来说，父亲回了部队，就开始写信追求母亲，三年后，父亲升了连长，回乡跟母亲完婚。父亲跟母亲是四月初完婚的，婚后第二天，北京出了大状况，部队一个电话把父亲马上召回去了。又三年后，父亲和母亲的第一个孩子——谢芳出生了。再三年后，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谢文出生了，那就是我。
谢芳是一九七六年出生的，我是一九七九年出生的。她大我三岁零四个月。我清晰的记忆是从五岁开始的，那时姐姐八岁了，母亲已经三十多岁，父亲一直不在家，在广西边境的某部队上。家里就我、姐姐、母亲三人。我们家虽然缺了一个大人，不健全，但应该说是相当幸福的，是让葫芦镇绝大多数人羡慕的家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还在贫穷线上挣扎，特别是我们葫芦镇这样贫穷落后地区，全镇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像我们家父亲是军官妈妈是医生的双职工家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顶尖级的了。妈妈虽然很忙，但镇医院有一个相当大的院子，我们住在宿舍楼二楼，下楼就可以去玩耍。爸爸每年春节探亲回家，会给我们带很多好玩的玩具和好吃的糖果，那些玩具连我们县城也买不到，像不倒翁、电动火车、积木、芭比娃娃、小三轮自行车，等等，在葫芦镇，我和姐姐的玩具是独一无二的。我记忆最深的是，七岁那年，父亲给我们买了一辆二轮自行车，飞鸽牌的，比女式凤凰牌还小巧，七岁的我和十岁的姐姐都可以骑，我们姐弟也是全镇同龄人中最先学会骑自行车的。姐姐比我先学会，是妈妈扶着车教会她骑的，有一段时间姐姐天天骑着它去三百米外的镇中心小学上学。姐姐学会了骑车，她又扶我，教会了我骑。后来这辆车被盗了，不知道被卖到哪去了，再没在我们镇上出现过。
那时我跟姐姐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大约从我四岁时，姐姐就开始带着我，白天妈妈要上班，有时晚上也要值班，家里大多数时就我和姐姐，真有点姐弟俩相依为命的感觉。那时医院总共才有两三个医生，而管辖范围却是葫芦镇上百平方公里好几十个村寨。那些乡下农民送病人进医院一般都是急诊，他们不管医生是不是下班休息了，也不管是不是夜深睡觉了，摸上门来咚咚地擂门，大喊：医生救命啊！人命关天的事，母亲是不能推诿的，无论何时有人来叫，她都会立即出门。那时，母亲已经是副院长，又是医院口碑最好的医生，一有急诊，病人家属总是上门来叫她。母亲那么忙，我只能跟姐姐一起玩。后来读书，也是跟在姐姐身后，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凭良心说，那些年，姐姐是最苦的，她不仅要带我，七八岁的小小年纪，她就学会了做饭、炒菜、洗衣、拖地等等家务活。而我，因为太小，则百事不管，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更多的时候，不是向妈妈，而是向姐姐伸手。
那几年——我说的是从我四岁到八岁，也就是姐姐八岁到十二岁的那几年，是我和姐姐相处得最好的黄金岁月，我们亲密无间，形影不离，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也是一段美好的岁月。很可惜，这种美好，随着姐姐和母亲隔阂的产生、以及不断地恶化，就一去再不复返了。
说来好笑，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姐姐和母亲的隔阂竟然是她怀疑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最终她自己还固执地认定了这个不是事实的事实。
这也是我后来一直认为谢芳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的原因。
我不知道谢芳最初有这种想法是从哪年哪月哪天开始的，但她正式向母亲提出质问的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九岁那年夏天，一个很闷热的傍晚。那天傍晚我和谢芳玩耍时丢失了那辆爸爸送给我们的自行车，母亲为此打了谢芳。于是，挨了打的姐姐就哭泣着正式向母亲发难了。那天整整一个下午，我和谢芳都在街上骑自行车，我们说好了，每人骑从粮店到邮政局一个来回，如此轮流，到四点来钟时姐姐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彭中玉从邮政所出来，嚷着要姐姐教她骑车，姐姐同意了，但我不干，我想自己骑，姐姐硬要教彭中玉，不让我骑了，她们正在练习时，我突然冲过去，掀翻了她们俩。彭中玉从车上跌下来，崴了脚，哭了。谢芳觉得我没给她面子吧，很生气，也推了我一掌，把我推倒在地上，我也哭了。彭中玉爬起来后，一瘸一瘸地回家去，谢芳追着去送她，搀扶着彭中玉进邮政所院子时还回头对我嚷道：“让你骑，让你骑！”我没心思再骑车了，一个人怏怏地回了家，我没有把自行车推回家去。谢芳进了邮电所院子后，就在彭中玉家玩，也没出来看我把车推回去了没有。车一直就横躺在大马路边上。
那天傍晚，谢芳比母亲早大约几分钟回到家的，她洗了手，喝过水，在客厅里一坐下，母亲就下班回来了。下午的时候，母亲看到了我们姐弟推着自行车出去，她进了家门，看到我和谢芳都在家，但她没有看到那辆自行车放在客厅里，上楼时她也没有看到它在楼下放着。一般情况下，我们骑自行车回来，不是把它锁在楼道口的铁护栏上，就是把它扛进家里的客厅里。母亲已经走进了厨房门，回过头问我们：“车呢，借给了谁吗？”
我和谢芳对视了一眼，此刻我们才记得没有把自行车推回来。谢芳抢先回答：“我跟同学去玩了，是小文没把车推回来的。”
我本能地大声抗议谢芳的说法：“是你要教彭中玉学车，不让我骑。”
母亲在放水洗菜了，她买了一条鲤鱼，鱼在水盆里噼噼啪啪地乱弹，她喊道：“小芳，你还不赶快把自行车推回来？小文，你去买包盐来，家里没盐了。”
我说了声好，进厨房去母亲那里拿钱。
我一直不明白，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勤快、听话的姐姐却不想去，很有可能她从彭中玉家出来时，在路边上就没有看到那辆自行车，她已经知道自行车丢了。听到母亲叫她去推回自行车，她大声地对母亲说：“我不去！为什么要让我去，而不是小文去。他不让我骑，要推也是他去推。”
母亲听到谢芳说不去，停下正在口袋里掏钱的手，谢芳的辩解让她恼火了，她几步走到厨房门口，对着谢芳吼道：“什么都往小文身上推，小文才多大，你多大了，还不快去，要是车子丢了，看我不揭你一层皮子。”
姐姐倔强地说：“我不去，我就是不去，车子又不是我骑的，我下午都在跟同学玩！谁骑的谁自己推回来嘛。”
母亲终于发火，走过去，一把提起谢芳，照着她屁股打了几巴掌。打得并不重，因为响声一点也不嘹亮，谢芳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冲着母亲叫喊道：“你打吧，打死我算了，我反正不是你亲生的！”
母亲一下子愣了，她没想到谢芳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愣怔之后更加气恼，又狠狠地给了姐姐一巴掌，这一巴掌还是打的屁股，但下手重多了，“嘭”的一响，把我都吓了一个激灵。母亲问她：“谁讲你不是我亲生的？”
姐姐梗着脖子说：“镇上人都在讲，我不是你亲生的，小文才是你亲生的。”
母亲说：“你蠢呀，那是人家骗你玩的。”
姐姐越发哭声大了，说：“才不呢，我要是你亲生的，你会下这么重的手打我，我怎么就没看过你打过小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