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作为一个大企业的干部，工资待遇稍好一些，加上我们家的孩子又少，所以生活算是富裕的了。即便是这样，当时粮食、肉、蛋，还有其他食品都很匮乏，尤其是细粮（白面），每个人每个月只有几斤，卷子肯定是母亲给上班的父亲做的，父亲吃剩下我们才能吃。这可好，王春丽因为我一句“把她撕巴撕巴喂小鸡”，就把一个卷子撕巴了。
我看见过王春丽一家吃饭的情景，一口大铁锅蒸玉米面窝头，男孩每个人手里拿俩，女孩拿一个，一锅窝头瞬间被四男三女拿个精光。男孩狼吞虎咽两个窝头下肚，然后再去抢姐姐妹妹的，姐姐妹妹不给，就打成一团。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别说姐姐，就连妹妹也让我三分。家里只要有好吃的，父亲吃完了就是我的，我吃完了才是妹妹、姐姐和母亲的。这倒好，天下掉下一个“媳妇”和我抢食，我自然心存怨气。
我的不满母亲当然知道，但条件有限，她也没有办法。比如煮鸡蛋，以前是父亲吃一个，另外一个母亲用刀把鸡蛋切开，我一半，姐姐和妹妹分另一半。“媳妇”来了，改成她吃一半，姐姐不吃，妹妹和我分一半。四分之一的鸡蛋还不够我塞牙缝的，趁着母亲不注意，我伸手要拿二分之一的鸡蛋，母亲的眼睛比现在的监控器都敏感，转身就给我一巴掌，鸡蛋没有吃上，往往还要忍受皮肉之苦。最可气的是吃饺子，平常母亲包饺子，给父亲包肉馅的，我们是素馅的，父亲有意留下几个肉馅的不吃，我和妹妹你一个我一个的就把父亲留下的肉馅饺子分吃了。“媳妇”来了，父亲吃完，照旧留下几个肉馅的，母亲对我和妹妹说，你们别吃了，给臭妮。我气不打一处来，但母亲的话是圣旨，不敢违抗。我灵机一动，对臭妮说，你去倒点醋。臭妮拿着碗去倒醋，趁她和妈妈不注意，我飞快地把她那份肉馅的换过来，臭妮吃饺子时，觉得奇怪，怎么还是素的？母亲也发现不对劲，找我算账，我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把嘴里的饺子咽下去。
街坊邻居和王春丽的妈妈开玩笑：“臭妮妈，你烧的哪门子高香，和孙主任攀亲家，有吃有喝的，你看臭妮现在的脸色白里透红。”
王春丽她妈回应：“你还别刺挠（济南方言：指讽刺挖苦人）我，这是俺臭妮有福。”
街坊邻居和母亲开玩笑：“他孙大姨，臭妮是不是也腚大腰圆啊？生孙子不愁了。”
母亲回答：“你不要咯吱（济南方言：开涮）我，只要孩子好，说不定呢。”
开玩笑的人以为母亲没有听懂他的意思，把话说得更直接：“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臭妮妈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刚开始母亲没有接茬，想用玩笑的话把话题岔开，但这话让母亲把脸立马拉下了来：“你把嘴给我闭上。”
说这种话的人往往刹不住，继续说：“他孙大姨，我是为你好，谁不嫌活（济南方言：嫌弃）啊？”
母亲厉声厉色训斥：“你听着，别怪我没有警告你，我再听见你说闲话，我把你的嘴给你缝上。”
“别介（济南方言：不要）啊孙大姐，我就是开个玩笑。”
母亲丝毫不让步：“开玩笑也不行！你那是往臭妮妈的伤口上撒盐。以前是旧社会，穷苦百姓不得已，现在是新社会，不能歧视。你懂吗？你要不知好歹再到处乱说，我治不了你，我告诉你男人大张，他可是一个明白人，让他抽你大嘴巴子。”
“孙大姐，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对天发誓，这种话就是烂在我肚子里我也绝对不说了。”
母亲笑了，说：“这还差不多，告诉你身边的姊妹，咱们都是姊妹，你不能把姊妹往泥巴坑里推。走，到我家去，我战友给我送了几斤小米，去拿一点儿。”
我和臭妮不但有“媳妇”这种关系，我们还是同学，从小学一直到中学。那时的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恨不能初中就开始谈恋爱，享受情感世界的百感交集。我初中没有毕业就去当兵了，虽说也知道臭妮是我的“媳妇”，内心世界里有那么一点男女观念，却没有一丝的杂念。我经常去臭妮家，有的时候从大街上绕过去，有的时候直接从窗户翻进去。从窗户里翻进去是一张双层的用铁焊接起来的大床，大床几乎把整个房间占满了，大床睡着臭妮的大哥、二哥、姐姐、四哥、臭妮、六弟和臭妮最小的妹妹。不过，臭妮的姐姐、臭妮和她妹妹睡在床的上层，上层用窗帘挡着。她家简直就像个鸟笼子，臭妮的爸爸妈妈睡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个橱子外几乎再也插不进脚。
我记得有一次我对母亲说，臭妮的家就是一个鸡窝。然后我被母亲狠狠打了一巴掌，那一巴掌让我从此不敢再说类似的话了。
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后，在一次和母亲的闲聊中，我才明白那句话是最能伤害王春丽一家人的。我对母亲说，当年你打我那一巴掌是用了力气的，是真打。
王春丽祖辈是沿着津浦线逃难过来的。那时津浦线刚刚修好，王春丽的老家闹蝗灾，种的庄稼颗粒无收，加上连年战乱，于是她爷爷挑着担子，一头是王春丽的父亲，一头是王春丽的老奶奶，从徐州一直走到了官扎营。王春丽的奶奶在逃难中走散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王春丽的奶奶其实是跑了，一个当兵的给了她一个馒头，她就跟着那个当兵的走了，后来有人看到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大街上逢人便要馒头。这些都是他们一家在官扎营安家以后，从王春丽的老奶奶嘴里不断叨叨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