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2004年第12期
栏目：天下中文
别以为“汉堡老太太”泛指汉堡所有的老太太们，也别当它是汉堡老太太堆儿里任意的一个。它是我和丈夫送给汉堡一个特定的老太太——戈莱娜特夫人（Frau Greinert）的“尊称”。
十几年前在汉堡，戈莱娜特夫人是我们的房东。当面，我们称她戈莱娜特夫人，用的当然是德语，私下里提到她时，改称“老太太”，汉语，顺口儿。比如某天我对丈夫说，老太太周末请咱们吃饭；另一天丈夫对我说，老太太下午车撞到楼下的铁门上，铁条都撞弯了。其实，她在场时我们也这么称她，反正汉语她也不懂。有天，她跪在地上修理我们三层浴池的下水口，我对丈夫轻声道，老太太一身高档套装就当起水暖工了，也不换换。之所以把声放轻，是因声音高了她便发问，你们是在吵架吗？汉语在德国行不通，却有一点方便之处，说话可以肆无忌惮。有一回，我在超市排队，同去的中国人公然抱怨收款员比驴还笨。收款小姐非但没生气，反而抬眼送她个微笑。没准儿听着汉语好听，一字一顿，像婴儿学语，又像蹦豆儿。
搬离汉堡后再提戈莱娜特夫人，我们在“老太太”前面加上“汉堡”两字。别跟北京东京的老太太混了。
住进汉堡市郊封安克街边的那幢房，正是春季。满眼满鼻的花色花香。车子刚刚停稳，老太太在车窗旁边露出头，含笑道声“hallo”。不是“哈喽”，是“哈噜”。一个字母之差，“hallo”就是英语的“hello”。德国人每天“哈噜”的次数不会少于五次。不知怎的，“哈噜”时，我常想起熟睡时的“呼噜”。
我和丈夫一左一右，听她边走边说。墙上靠右的信箱今天有了新来的主人，栅栏的插销先抬起再向右便可以打开，车库车位有限，只好委屈我们的“大众”露宿街头。她够矮够胖，厚度顶我俩，个子顶多到我的下巴，可与面部年龄不相协调的劲头，使她看去不觉着臃肿，步子落下时，我竟感到脚下的地在微微地震动，脸上的兴奋，不像房东对房客，倒像等来了多年未见的朋友。唇，涂了红，平添着脸上的生气；紫巾挽个松垮的疙瘩，搭垂于颈项，随意，别致，点衬着黄衫黄裙；脸颊的红润即使是人工的看着也很天然；左胸配有珍珠的金色胸饰在午后的太阳里光影扑朔朔的，点点线线短短长长。德国女人的着装很有些讲究，马虎随便的极少。这不，见见房客也像赴宴。院儿里，红着芍药，黄着玫瑰，紫着丁香。爱花的人，必定爱着生活。我在园子里，也在她的脸上看到了春色。只是不知何故，这张溢满春色的脸，偶尔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秋凉。
我来德国时间不长，对于我，这幢嵌着白色窗框的红房子就是一座宫殿。它的形象，使“富有”在我的脑中从抽象变得具体。“宫殿”保养得好，八十高龄，仍未显出岁月的痕迹。想想，房子诞生那年出生的婴儿，这年该过八十寿辰的大生日了。德国的好房像古玩古董不像女人，年龄大了增值不贬值。封安克街在当地很有点名气。有一回，丈夫一个同学路经汉堡，找不着我家的家门，就向路人打问。路人的目光从此君的脑顶照到脚心，满面狐疑：“封安克街，你没搞错吧？那儿住的可都是富人。”我们和“富”字当然不搭界，是便宜的房租为我们混入富人圈提供了可乘之机。看房的人络绎不绝，老太太相中我们，是因我们的脸长得让她放心。她这样解释时我想，八成其他看房的都跟纳粹沾点亲带点故，怎么瞅怎么面恶，我们得以力挫群雄，脱颖而出。就此，我们和戈莱娜特夫人签订了租房契约，也缔结了至今长达十几年的中德友好邦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