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问题是够不到鱼缸里的水。同时发觉我的头仅及他的肩。这家伙超过一米八了。
他拉过一张椅子，让我站上去。椅子和水泥地面摩擦出一声哨音，这声音似乎能把一张纸点着。
“考公务员在身高上没有规定吗？”他向门口走，同时说出这句刻薄的话。
“没有。”我短促有力地回答了他，“关键是智商。”我感到不解气，补了一句。
他黑色的大脸迅速笑了一下。两道浓眉，下面黑胡子一片，还有那些见缝插针的汗毛，很快就把那点笑容吸收了——笑容像一盆水浇进一片草丛。
柴科长走到门口，伸手摘下衣帽挂上的一顶米色棒球帽，扣到头上；又摘下那件米色风衣穿上，对于智商和身高这一议题，一句议论没发表就走了。
这家伙至少有200斤。一个庞然大物。
我站在椅子上，舀水，再倒回去。我看着那些被我制造出来的水泡，一排排、一团团在水面上旋转、破裂，我有一点点晕。脚下的椅子会冷不防吱扭响一声。这种工作状态可千万别成为我未来的一个隐喻。
倒第五杯水的时候，我弄明白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鱼缸里的输氧泵坏了，此时像一艘沉船，沉在鱼缸的底部一动不动。舀水再倒回，这是在给鱼输氧。我要停下来，鱼就会缺氧，时间长了鱼会死。要是我今天不来报到，柴科长就要当一天输氧泵吗？那么下班怎么办呢？看来一个办公室至少要有两个人——他一定是买输氧泵去了。
我用一只手就可完成这个制造氧气的工作，其他的手、脚、眼睛，都没事可干，但也只有眼睛可以移动：东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本市地图；鱼缸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只温度计；靠门的墙边一排衣帽挂，一条蓝色领带挂在第三个挂钩上；地中央一盆龟背竹，长得四仰八叉，每一片叶子都像一只乌龟，正努力向四周爬走。南窗下的两张办公桌背靠背坐着。东边那张，椅背上搭一条灰蓝格子的男士围巾——围巾是被随手搭在那儿的，看样子就要滑落；对面的椅子上什么也没搭，桌面上也空白着。这张上面空白的桌子和上面什么也没搭的椅子，应该就是我的。
最后我把目光落到了那张本市地图上——我想找到我家的位置。但上面公路、铁路、道路、桥梁、水系、绿化带，红线、绿线、蓝线、紫线纵横交错，看上去像米勒的一幅星空图。温德亨江扭腰摆尾，穿城而过，粗大的蓝线像是夜空中横陈天际的银河。在温德亨江的一个拐角处，应该是我家的大致位置。因为那里有一座铁路桥。我小时候爱站在桥下，等着一列火车轰隆隆从我的头顶滚过。我上瘾那种大难临头而又毫发无损的经历。地图上并没有标出“邓玲的家”，但那座桥被清晰地标出了。
昨天，忽然发现母亲驼背了。而头一天似乎还没有。人真是可以一夜变老。她从厨房走进餐厅，用了那么长时间。她无法把一碗豆腐汤端到餐桌上，她的手把握不住那碗豆腐汤的平衡了。多亏被我看见，及时接过那碗就要掉到地上的汤。那一刻我感到那碗汤千万不能掉到地上，千万不能让它洒了。我感到那碗汤要是掉到地上洒了，我们家就会很不吉利。母亲说，手忽然就没有力气了。我安慰母亲说，妈，我的手有力气。端稳一碗豆腐汤绰绰有余。我被迫承认母亲老了，她的关节八成是上锈了。母亲从教育局退休好几年了，早就没有办公桌了。那几年，我自己也没找到工作，家里出现了那种一张办公桌都没有的局面。这多让人心慌啊！一个家庭，至少要有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拥有一张办公桌，不然，这个家就晃荡，就没在这个世界上放稳当。就跟这个社会失去了联系。
我机械地给鱼制造着氧气，眼睛凝视着那张自己的办公桌，深吸了一口气。站在高高的椅子上，感到家的一角，正有一颗钉子钉进这个巨大社会的水泥墙里。
我从椅子上跳下来，快速脱下自己的杏色风衣，搭在那把自己的办公椅上，然后再快速跳回到椅子上，继续舀水。现在，那张已搭着自己衣服的办公桌更是自己的了。
我对着六条地图鱼说：“妈呀，我有办公桌了！我有办公室了！我们家现在与这个社会又联系上了！以后咱家的所有豆腐汤都由我来端吧！”
一个人从前面跑过来了，但那一定不是柴科长。那人穿一套紫色运动衣，我正犹豫躲不躲，那人却远远地喊：“遛狗哪，邓玲？”
听声音是环卫的杨科长。看体型也是环卫的杨科长。
“狗呢？”她的脸已经被她跑红了。整个人都在冒热气，像个刚从锅里拿出来的紫薯。
“那不在那儿呢吗？”我指树林里。
“干啥呢？”她热得哗啦拉开衣服上的拉锁，露出里面黑色吊带背心。
“刨耗子洞呢，都刨半天了。我家白银看见耗子洞就迈不动步。”
“你养的这是狗还是猫啊？”
“看外貌是狗。可它对耗子洞这么在意，是猫是狗我就说不准了。它可能是在狗的肉体里隐藏了一颗猫的内心。”
“哈哈哈——”杨科长大笑。她也知道大笑也消耗卡路里。所以她笑得不留余地，连我们身边的晨雾都被她的笑声震得流动起来了。
“您每天跑多少啊？”
“有2000米吧，多了也跑不动。我不爱跑步，不爱运动。我最爱歪在沙发上嗑瓜子看电视剧。我最不爱早起。早上睡到自然醒是最有福的事。”
“那就睡到自然醒呗。只要头天晚上早点睡。这不自己说了算？”
“哎，姐说了不算。”
“那谁说了算？姐夫啊？他敢嫌你胖啊？”
“他嫌我胖，我还嫌他穷呢！再说他比我还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