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2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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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突然通身雪白地出现在我家里。
老婆找了个机会,凑上来压低声跟我说:“真是令人惊艳哪!”
她说的是父亲身上那套中式衫裤,一看就是在小裁缝店里定制的,当他上前一步,向我描述路上的情况时,白得晃人眼睛的仿绸大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架势。
要说,他这身打扮也无可挑剔,除了淡蓝色短裤在里面若隐若现之外。我只瞟了一眼,就再也没敢看第二眼。算了吧,这是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意愿打扮自己的权利,但指出父亲的不得体之处,也是儿子的权利,而我却选择了垂下眼皮,是内心深处的鄙视,还是事不关己的冷漠?又或者,我怕向他指出来后,他会额外跟我再要一套衣服,增加我的日常开支?我不知道。
父亲靠我们兄弟仨的赡养费过活。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会议,那次会议约定了许多数字,包括每月的赡养费总额,平摊在三个儿子头上的数目,以及固定的付款日期。会议结束时,我们一起来到储蓄所,开立了一个存款户头,大家一丝不苟地抄下那个账号,以便届时把自己头上的赡养费打进来。从此以后,父亲就可以像领退休工资一样,拿着这个存折来领取生活费了。
我们很快就习惯了一手领自己的工资,一手给外地的父亲发工资,他不仅养育了我们,还让我们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撇开很多东西不谈,遵守约定是最起码的信用。
这撇开的很多东西可以不谈,却忘不掉。
母亲还健在时,家就是一张饭桌,到了某些特殊的日子,比如春节,比如重大纪念日,大家自觉地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吃顿饭,喝点酒,再打着饱嗝四散离去。那时我们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的事情,每个人的糗事、难关,以及大家庭的一次次变故,聚一次聊一次,每次都是旧话重提,可每次都仿佛是第一次谈到。当我们聊起那些曾经让我们泪流满面甚至痛不欲生的往事时,感觉再也没有什么比伤心的往事更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那时我们还没有养成按时给赡养费的习惯,我们空手回来,又空手回去,只把闹哄哄的余韵留在那间小屋里。父母一直都没有正式工作,他们原先是农民,改革开放时进了城,做过小商贩,打过工,但都没挣下什么钱,当我们吃着饭喝着酒的时候,心里偶尔会冒出一个想法,父亲还是了不起的,他把一个家从农田里连根拔起,移栽到街边,在没有任何助力的情况下,竟然也把这个家维持了下来,冬天可以烤烤炭火,夏天可以吹吹电扇,隔几天还可以吃一次肉,挺不简单的。而这一切都随着母亲的去世改变了模样,她不仅带走了那张令人留恋的饭桌,似乎同时也带走了父亲的求生能力,尽管才五十多岁,母亲周年那天,他突然向我们提出,他搞不动了。那意思很明显,我们该供养他了。
他所说的“搞不动”的工作,是一家小工厂的门卫,他曾经干得很卖力,但后来开始遭人投诉,心中难免愤愤不平。“想当年,我办过藤椅厂,开过小商店,搞过推销,现在落得给人看门,还被你们嫌东嫌西!”他反诉的理由也很充分。“有事无事拖到后半夜才回厂,我也是人,我不用睡觉吗?眼睁睁往刚扫过的地上扔东西,扔一次扫一次,地上都扫出坑了。还有,我一张热脸跟人打招呼,人家却扔给我一个冷屁股,门卫真不是人干的!”后来他索性拉下脸来,上至厂长下至临时工,谁也不理,人家又说他这个门卫整天板着一张脸,看着晦气。更可气的是,有人丢了自行车,也来找他问责,“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一不是警察,二不是保安。”
也许是丧偶综合征。母亲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开始做门卫,但那时他做得有滋有味,甚至负责起单位的收发工作,时间一到,把门一锁,抱着一大堆邮件,到各个部门分发,拿到邮件的人都跟他说谢谢,他感到很有面子,一有机会就跟我们讲,某某科长什么样子,一点架子都没有,对人特别客气。还是那个单位,还是那个岗位,彼时和此时,情况却大不一样,其中的原因,我们觉得,必定跟母亲有关。母亲带走了他心里的依偎感、归宿感,让他成了孤身一人,孤单让人自卑,人一自卑,看什么都扭曲了。
这就令人疑惑了,母亲在世时,他们并非一对恩爱夫妻,从小到大,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两个大人的吵吵打打,互咒对方不得好死,甚至闹到寻死觅活的地步。到后来,我们已经练就了一身功夫,能在惊天动地的家庭风暴中,置身事外,安然入睡。这种锻炼是有益的,它使我们一个个出落得冷静而理性,一副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君子风度。有年夏天,半夜里山洪暴发,偏屋的山墙被泥水冲开一个大洞,鸡喊鸭叫当中,我们兄弟三个鼾睡如故,只不耐烦地翻了个身而已。
我说过,我们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最逊的一个,也是全日制大专毕业,我们知道父母也是一对夫妻,也有夫妻间应该存在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也许跟我们有关,但我们却无权擅自组成法庭,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作出判决。我们只能听之任之,要么仓皇出逃,要么装聋作哑。所以我们兄弟三个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外地落脚生根,最近的是我,离家也有二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