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2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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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波写了篇小说，题目就叫《精神》。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县楚剧团很不景气，要死不活。当家小生吴生瑞每天夜里去地下赌场，端坐赌场一角。那赌场既寂静又喧闹，赌客们都在掷骰子，押单双。当某一赌客押中了骰点，将大把大把的现钞耙入怀中，吴生瑞会适时地大喝一声“精神”。那些端茶的，放码的，出门跑腿买烟的小子们也一并齐声唱和：“精神！”赢钱的赌客一高兴，就会抽出一张（或两张，最多时能有三张）百元大钞，头也不回地从肩上往后一伸，也跟着朗声说道，精神！吴生瑞早将钱接过，再续一句大哥精神。一晚上，这种时候总会出现几次，这要看赌客的高兴劲儿和运气。自此，吴生瑞不去上班，他昼夜颠倒，白天睡觉夜里到赌场厮混。呼喝“精神”成了有稳定收入的职业，他自己却并不赌，只是准时坐到赌场里去。但是他的妻子却无法容忍，杨小玲一怒之下抱着幼儿离去。
小说发表后，王海波也没当回事，现在的小说太多了，谁会管它？可是有一天，王海波突然接到一个导演打来的电话，说是想把《精神》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如果你愿意的话，导演说请速来面谈改编事宜。
当然愿意，操，写小说的做梦都想改编电视剧。这里面的名堂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来钱又有名。多好啊，再说导演约他去的那地儿又是一海滨城市。王海波立马请假飞了过去。
海滨城市的空气就是不一样，一下车吸着就舒服。王海波拎着只大帆布包，又是短信电话，又是出租车，折腾了好半天才找到导演租住的好运旅馆。之所以难找，实在是这家旅馆太小了，出租车司机也闻所未闻。导演反复提示的参照物是艳艳夜总会，他说，好运旅馆就在艳艳夜总会的斜对面。短信里这么写，电话也这么说。出租车司机就是不明就里，绕了好几个圈子才找到。再一看，艳艳夜总会的招牌被众多的洗脚城和休闲屋所淹没，那一片区域恰像是已到了郊区，店铺林立。
导演很瘦，头上刮着锃亮的光头，嘴上却留着一蓬胡须。王海波一看他这模样，心中也就有底了，看着还真像导演。导演爱皱眉头，说话声音低沉。他安排王海波先住下，说条件是差些，等剧本弄好，建了剧组，再转移阵地去大宾馆。
条件的确很差，房间里没洗手间。公共卫生间在走廊尽头，后面是厕所，前面两排水龙头，供人洗漱或是洗衣服。王海波去了一次，好像有三只水龙头拧不紧，始终在滴滴答答地漏水。客房除了一张床和电视机，竟没有缝隙可以搁下写字台，王海波只好临时把手提电脑放在床上。
你要不先睡会儿吧，导演踱了过来，他说，我就住在你隔壁，你旅途辛苦，白天安心睡觉，我们晚间再工作。
看着导演肿着的眼泡，王海波心想，或许我也会像吴生瑞那样昼夜颠倒了？不过，他并没有睡踏实，老做梦，梦见大海。他已经到了海滨城市，却并不在海边，住在偏僻的小旅店里。
不知是怎么醒来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也该饿了，还是在火车上吃过方便面呢，饿到现在，这么说像是饿醒的。也有可能导演来拍过门，王海波好像模糊地听到过砰砰的拍门声。他一骨碌爬起身，已是晚间九点。到隔壁一看，却不见了导演。中年老板娘刚好从这儿路过，她因为胖，和王海波错身而过时不得不侧着身子。你朋友出去了，老板娘说，正在门口的烧烤摊上宵夜呢。
王海波有点不舒服，妈的，宵夜咋不叫我呢？但这情绪不能挂在脸上。他假装散步，悠闲地走着，眼睛却警惕地注视着街面。
在这儿，正等着你呢。有人喊着。
循声音看去，果然导演一个人坐在小桌旁。桌上有十几只啤酒瓶，有一只里面只剩半瓶酒，但没有酒杯，显然是导演对着瓶口吹掉了半瓶。来，坐吧，想吃什么点什么。导演还没点菜，看来他是真的在等我。王海波觉得刚才错怪了他，所以故意拣那些便宜的品种点。
烧烤摊的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妻。那男的打赤膊，光着上身，主要是他在烤。各种海鲜，肉食，菜肴，在他手上□□啦啦地冒着烟。女的打下手，收钱，抹桌子，倒茶，或是把什么东西往铁签子上穿。女的总是笑呵呵，男的则沉默不语。他那光着的肚皮上有一长条蜿蜒的刀疤。
导演说，他那刀疤不知是做手术留下的痕迹？还是被人所砍？
从他的身体看，王海波说，不像是做过手术。
那就是被人所砍。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别看他闷声不响，样子谦卑，如果谁惹烦了他，弄不好他一翻身就能把手上的铁签子扎进人家的眼睛，或喉咙里去。
听导演这么说，再看那老板便有几分阴森凶险了。
周边的食客并不多，可能还早吧，稀稀拉拉也有六七个，分散在不同的桌上。但都不太作声，都沉默地吃着。烧烤摊上沉默的食客格外怪异，这种地方通常都很喧闹。猛然间无声无息，听不到声音，只能见着开开合合的嘴巴和被烤熟的食物，这场面像极了电视剧里的镜头，让人汗毛直竖。
没错，电视剧就得这么拍，导演说，你得把人的心悬起来。开始说本子吧，老实说你那个小说得推翻，打碎，重来。我看中你小说实际上只是那个细节而已，你说哪个？就是吴生瑞大叫一声“精神”！赌客也回一声“精神”！然后从肩上递过一张钞票。
